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因及其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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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一旦由士而仕成为士大夫，便成为官僚政治集团中的一员，也以管理者的身份与角色，肩负起辅佐君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任。士大夫政治是宋代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架构是认识与理解宋代政治体系的关键。本文从士大夫政治的历史演进与宋朝的时代背景出发，探究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认为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科举取士的规模扩大、经济制度与阶级结构的变革是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在发挥其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监督和约束皇权、维系政治持久稳定的同时，也因其严重的内部分化引发了激烈的朋党之争，牵制了宋代的政治发展。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政治;共治天下;政治文化
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士人和官吏的统称，他们是国家政权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学者郭学信认为，在我国历史上，虽然自皇权-官僚政治体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士与官僚结合的进程，并由此出现了士大夫政治，但最终确立士大夫政治形态是在宋代。关于宋代士大夫在历史上的作用，学界一般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宋代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群体为了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在很长时间里扮演了政治中坚的角色，显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如学者李旭然认为，作为精英阶层的士大夫，处在最高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之间，他们一定程度上能向上反映普通民众的要求，从而缓和阶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的存在对宋代政治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如北宋时期党争的形成和发展与士大夫文人政治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一旦由士而仕成为士大夫，便成为官僚政治集团中的一员，也以管理者的身份与角色，肩负起辅佐君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任。士大夫政治是宋代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因及其影响，有助于加强我们对宋代政治体系的认识、深化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理解。本文尝试从士大夫政治的历史演进与宋朝的时代背景出发，探究宋代特色鲜明的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士大夫政治的源起与在宋代的兴盛
（一）士大夫政治的历史渊源
“士大夫”这一概念，一般认为出现于战国时代。在此之前，士的排位都在大夫之后，称“大夫士”，用以表示等级序列。从战国时代开始，随着官僚政治的兴起、发展，士人阶层开始活跃于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他们凭借个人的知识与能力，纷纷跨入官僚队伍，有许多文人学士因受到君主的重用而获得高级官位，甚至出现一批布衣卿相，自此开始，士常常冠于大夫之前，称“士大夫”，并由此而发展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与封建官僚的合流开始于隋唐，科举选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族门阀垄断官场的旧制，为寒门讀书人开辟了仕进之路，士人只要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就初步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士大夫概念逐渐转变为依附于皇权的文人官僚群体。但由于隋唐时期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僚比例较小，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士大夫”政治体制还未在真正意义上确立起来。
（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行伍出身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毅然革除武将所凭恃的政治资本，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将国家治理方式由武转文，以至于“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为了以本朝文人官僚取代前朝旧臣，将科举取士规模空前扩大，士大夫势力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与皇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官僚集团，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如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入仕成功后的士大夫带着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再盲目迷信天道，把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来看待，以政权安危为己任，以为了国家利益而“左右天子”为“大忠”。宋朝对士大夫的优礼政策更是激发了士大夫们压抑已久的“兼济天下”之志，纷纷投身于“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与“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学者柳诒徵评论到：“盖宋之政治，士大夫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
士大夫与皇权相结合，共同维系着宋代的政治运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架构深刻反映了宋代的政治现实，是认识与理解宋代政治体系的关键。尽管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士人为骨干的官僚政治，为何士大夫政治在宋代能发展到如此高度？为何两宋虽然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却没有出现其他朝代经常出现的宰相专权、宦官主政、外戚擅专、大规模农民起义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反而成为了秦汉至明清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朝代？
二、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成因
（一）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
唐末五代时期武人专横跋扈，拥兵割据，只要控制了军队，就可以篡夺统治权，形成了“天子，马壮兵强者为之”的局面。唐末“内为奸邪阉宦之所制，外为强臣藩镇之所逼，号令不出国门。”五代“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缠地。”连年社会动荡使得文化失序、道德沦丧。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对武将掌权的危险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基于唐末五代军阀混战的前车之鉴，为了防范悲剧重演，高度重视对武将的限制，以“重文抑武”为基本国策，并立下碑誓：优待文人士大夫，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又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并增强官僚向心力，以本朝文官取代前朝旧臣，大规模将既没有世家大族的权力背景，也没有深厚社会根基的寒门士大夫纳入政治体系。不同于门阀世族士大夫阶层，寒门士大夫布衣卿相的经历决定了他们对所属政权的耿耿忠心。
（二）科举取士的规模扩大
北宋建立之初，与抑制武将的措施相对应，宋代统治者又采取了崇儒礼士、重用文臣的基本国策，大力扶持文人入仕，以充斥国家各级政府机构。宋代选用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就是扩大科举取士规模，提高科举选官的地位，在唐代科举制的基础上展开了大刀阔斧的变革：一是完善科举程序。废除了唐代由朝中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开始实行复试、殿试、考官锁院制度，使得科举考试在形式上更加公平与客观。二是破除门第限制。凡稍具文墨者，皆可投牒自进。科举取士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寒门读书人的上升通道被打开。三是增加录取数量。唐代科举取士平均每年不过几十人，宋代科举进士登第数量一般能达到两三百人。四是提高晋升速度。唐代科举及第后，还需要再经过吏部考试，合格后才能授官，朝中无人的寒们士子入仕之梦往往中断于此。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升迁速度也较快，“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宋代通过对科举制度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削弱了门第血统的限制，扩大了寒俊入仕施展才华的机会，出身贫寒、划粥割齑的范仲淹便是通过科举入仕成就了他名相良臣、功勋卓著的一生。 （三）经济与阶级结构变革
唐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土地兼并和土地买卖盛行，土地流转的速度日益加快。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崩溃，长期把持政局的门阀士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备受排挤的庶族地主因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日益发展而壮大。宋代建国伊始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推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进一步加快了土地流转速度，逐渐形成“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社会经济局面，大量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土地的私有化占据了绝对优势。从唐朝中期开始的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的变化，到宋代基本定型。原本享有世袭政治与经济权利的士族地主日益衰落，即便是大的官僚地主也只能在规定的土地限额内免除部分差役和杂税，而不再享有任何世袭的政治、经济特权。与此相适应的是，一大批中小庶族地主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也要求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地位，以维护和扩大他们既得的经济利益。
三、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影响
（一）士大夫势力对皇权的制约
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皇帝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学界关于宋代士大夫政治格局下皇权地位的观点却有一些争议。钱穆先生曾写过一篇《论宋代相权》，认为宋代二府三司制、审官院、台谏制度等制度革新，强化了宋代皇权、削弱了相权。但程民生先生从激进思潮的隐现、对皇帝抨击与劝谏、对皇帝命令的抵制、对皇帝的教育等方面论证了古代君主专制并非一味强化，而是在宋代有所起伏的观点。学者王瑞来则认为，制度设立的初衷与其实施效果不一定一致，从表面上看，宋代皇帝同历代君主一样至高无上，而实际上，宋代三百多年的政治舞台基本是由掌握实权的宰辅主导的，皇帝在多数情况下甚至成为宰相的工具。笔者看来，宋代二府三司制等限制相权的制度措施对皇权的稳固作用毋庸置疑，但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力量对皇帝来说也是强大的制约。
在人事权方面，宋代文武百官名义上是由皇帝任免，但实际上皇帝不得不听取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意见。“（赵普）尝欲除某人为某官，帝不用;明日，复奏之，又不用;明日，更奏之。帝怒，裂其奏投诸地，普颜色自若，徐拾奏归，补缀，复奏如初。帝悟，卒可其奏”。虽然赵匡胤不满意赵普推荐的官员，但在赵普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下，赵匡胤最终妥协退让。在财权方面，国家所有的财政预算与支出都由户部和三司主理，而不由皇帝直接掌握，“章圣朝，帑藏盈溢，其名数皆籍于三司，其总数在三司使得知之”。在军权方面，即使赵宋王朝严格控制军权，皇帝在军事决策方面也是难以擅专。仁宗时期，元昊在西北作乱，担任边帅的范仲淹因元昊写予朝廷的书信言辞傲慢无礼，自行焚毁并重新写信送至朝廷，引发仁宗震怒，宋庠上言：“仲淹可斩也”，而在杜衍和吕夷简的劝说后，“帝悟，乃薄其责”。在皇族事务方面，宋仁宗立嗣时，臣子以社稷大义相晓、以集体辞职相要挟，最终宋仁宗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而立英宗为嗣。由此可见，皇权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士大夫集团的监督和制约，皇帝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群臣的对立面，往往需要压抑主观意愿、平衡各方诉求。
（二）维系宋代政治的持久稳定
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士大夫运用各种手段与策略影响和制约皇帝，督促其不滥用皇权、不超越法制、不独断专行，并在许多方面取得成功。两宋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却没有出现其他朝代经常出现的皇权滥用、宰相专权、宦官主政、外戚擅专、大规模农民起义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反而成为了秦汉至明清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国家内部较为稳定的朝代，与士大夫政治的强大和有效紧密相关。宋代通过科举入仕成功的士大夫们，社会经济地位与人生境遇大为改观，“达则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与事业心被激发，以政权安危为己任，以为了国家利益而“左右天子”为大忠，认为臣子敢于直言进谏、敢于制止君主不正确的言行关乎社会治乱与天下兴亡。在儒学复兴的文化背景下，具有“文人—官僚”双重身份的士大夫，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文化，以履行圣人之“道”为使命，以致君尧舜、回归三代为最高政治理想，并身体力行地在政治活动中将使命和理想付诸实践。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动，适应了时代需要，维护了宋代政治的稳定，也促进了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
（三）文官集团引发的朋党之争
虽然宋代是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最能自由发挥其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的时代，但士大夫们对美好政治理想的坚持，时常演变成对现实政治的激烈交锋。政治观点的不同导致了士大夫的内部分化，进一步演变为朋党之争，而朋党之争削弱了宋朝的政治凝聚力。其一，士大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难以与政治现实相契合。宋代士大夫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人生境遇的改变，激发了他们的报恩意识，希望通过成德立功实现内圣外王。但如吕思勉所言，宋士大夫修养的功夫，偏重于内心，又持论过高，往往与现实脱节。其二，逐利取向与传统观念的矛盾。宋代“不抑兼并”的基本国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逐利思潮的涌现和拜金主义的蔓延，宋代士大夫逐渐突破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观，开始了为利正名的变革。而文官为利正名的变革必然与严明君子小人之大防相矛盾，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立场的集团之间的斗争。其三，文官体系的膨胀及其病态发展加剧了党争。以“分化事权”和“相互制衡”为特征的文官体系的建立，防止了武人夺权和宰相擅专，却也造成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范仲淹、王安石等士大夫深谙此弊、力倡革新，却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和迫害，逐渐发展成新旧党争。此外，宋代台谏因其特殊的身份和权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究执政之不法”的作用，但也正因为其特殊性导致台谏官的控制权成为皇帝与大臣争夺的对象，病态发展的台谏制度进一步激化了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
四、结论
宋代士大夫在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崭新的精神风貌与独特的政治功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架构深刻反映了宋代的政治现实，是认识与理解宋代政治体系的关键。宋代士大夫政治能发展到如此高度，究其原因，在于吸取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武人专权的历史教训;在于统治者扩大科举取士，采取崇儒礼士、重用文臣的基本国策;在于唐中期以后經济制度与阶级结构的变革。就士大夫政治的影响而言，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在宋代政治中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其政治理想与政治行动对监督和约束皇权、维系政治持久稳定、促进经济文化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宋代士大夫们对美好政治理想的坚持，时常演变成关于现实政治的激烈交锋，政治观点的不同导致了严重的内部分化，进一步演变为激烈的朋党之争，而朋党之争削弱了宋朝的政治凝聚力，阻碍了庆历新政等变法革新的顺利进行，对宋代的政治发展也存在着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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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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