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旅游景区游客情感特征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丛丽 何继红
引用格式：丛丽， 何继红. 野生动物旅游景区游客情感特征研究——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为例[J]. 旅游学刊， 2020， 35（2）： 53-64. [CONG Li， HE Jihong. An emotional analysis of tourists in wildlife tourism scenic spots—A case study in Chimelong Safari Park[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2）： 53-64.]
[摘 要]情感分析已成为大数据文本挖掘领域的热门话题。分析旅游者对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情感，对于理解人与野生动物的互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为例，采用国内旅游社交网站的用户评论文本为数据源，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情感倾向分析法，在建立野生动物旅游专属词库基础上，从景区体验情感、 管理要素认知情感、动物生境感知情感、科普教育互动情感4个角度，分别进行了情感特征词提取、情感值计算、高频词统计和社会语义网络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旅游者对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景区体验大多持积极正面情感评价;（2）旅游者对动物生境空间感知情感具有差异性，涉入程度、互动方式、接触距离、游客密度、场地大小等因素都会影响游客时空行为和情感评价;（3）旅游者负面情感较多来自景区管理，主要是承载力超负荷和景区门票偏高;（4）科普教育互动情感中，旅游者较少关注野生动物福祉和负面影响。该研究对其他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管理和营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大数据;情感分析;半圈养生境;野生动物旅游;景区;长隆野生动物世界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2-0053-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2.009
引言
广义野生动物旅游是指以接触非家养野生动物为主要目的的旅游活动，即可发生在自然环境也可在圈养环境，包括一系列的活动，例如观鸟、观鲸、参观动物园和水族馆，潜水、狩猎以及休闲性垂钓等[1]。野生动物旅游被认为较好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加社区居民就业、提供了自然教育与旅游体验机会，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2]。据估计，全球每年有1200万次与野生动物相关的旅行，并以大约每年10%的速度增长，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可多达1550亿美元[3]。在全球每11个旅游岗位中有1个工作机会与野生动物旅游相关[4] 。野生动物旅游在我国也呈蓬勃发展状态。在市场供给方面，1993年，全国第一家野生动物园——深圳野生动物园建立。此后发展迅速，到2017年，我国野生动物园数量已达47家[5]。在市场需求方面，伴随着亲子家庭出游比例的增长，很多亲子家庭出游首选野生动物旅游，旨在缓解学业压力、增进自然 接触、培养动物关爱情感等。四川大熊猫繁育与养殖基地、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哈尔滨东北虎林园等地，成为节假日国民出游热点景区。
研究表明，旅游情感与亲环境行为有关，增加情感依恋会增加公众对自然保护的支持，旅游者情感特征是理解旅游者行为的重要维度[6]。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网络用户每天发布并且传播高达上亿的信息，这些信息中包含了许多用户的个人观点和情感倾向，因此这些评论文本成为重要的数据资源，基于用户产生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对野生动物景区的游客进行情感分析，有利于理解旅游者与野生动物的互动机制，同时为景区管理和规划设计提供启示和借鉴。
1 文献综述
1.1 野生动物旅游
野生动物旅游成为国外新兴的研究热点。根据野生动物与游客接触机会和生境类型的不同，野生动物旅游可分为3类：圈养型（鸟语林、动物园、水族馆等）、半圈养型（野生动物园、康复中心、繁育基地等）和野外生境型（国家公园、迁徙路线、繁殖区等）[2]。基于资源利用的视角，分为非资源消费型、半资源消费型和资源消费型3类[7-10]。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野生动物旅游影响研究[11]、游客体验过程的分析和管理[12]、社区居民对野生动物旅游的态度分析等方面[13]。在研究趋势上，主要特点包括：研究对象中野生动物物种和生境类型不断丰富，野生动物旅游研究案例地从发达国家逐渐拓展到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如中国、新几内亚和拉丁美洲[12，14-15];野生动物旅游影响问题已有一定的共识且逐步深入[16-19]，野生动物旅游研究主题逐渐拓展深化[20-26]。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早期集中于野生动物保护学科视角，探讨了动物园经营与设计策略和圈养动物福祉等[27-30];近10年的文献研究开始逐渐拓展到旅游学科，关注旅游体验过程和旅游者研究，探讨人与野生动物互动接触的机制[31]、生命权力思考[32]、野生动物旅游者行为特征及行为决策影响因素[33-35]。
广义动物园包括传统动物园、野生动物园、繁育与养殖基地、水族馆、鸟语林以及昆虫饲养所等各种方式，世界上共有大约10 000～12 000处动物园[36]。而长期以来，动物园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的困扰：首先是较低的且单一的门票收入难以抵充高昂维护成本[37];其次是有关动物保护的道德伦理关注和讨论，圈养野生动物受到了越来越多环保人士的质疑和谴责[38-39]。半圈养野生动物旅游是在圈养型野生動物旅游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27]，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埃及，已发现关于野生动物用于展示的文献记录[40]。以野生动物园为代表的半圈养型，是充分考虑动物福祉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复原野生动物在原生境行为的手段，改变旅游者与野生动物互动接触方式，变革经营策略，提高门票价格，强化野生动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自然教育和旅游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型野生动物集聚地。野生动物园比动物园显著变革的4个方面包括：游憩体验、生境空间、管理举措和动物福祉。然而鲜有研究针对野生动物旅游者与生境地的情感特征研究，为了减少旅游活动中对野生动物的负面影响和提升旅游体验质量，亟待加强对旅游者与野生动物景区互动机制的情感维度分析。 1.2 游客情感特征研究
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SA），又称为倾向性分析和意见挖掘，是对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性文本进行分析、处理、归纳和推理的过程[41]。较早的旅游情感研究较多采用访谈与问卷的方法，现在可以依靠UGC数据进行情感分析[42]。旅游学科中对于情感研究多见于旅游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游客情感的影响因素和情感影响是重要的研究问题。例如，Mistas等从社会情境角度对游客情感的产生进行分析[43]。Faullant等对登山游客的情感分析中指出了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来源[44]。Kisilevich等以Flicker的照片为数据源，使用了情感分析法，证明了游客情感特征与时间地理学相互关联[45]。Valdivia等利用TripAdvisor中的评论，对几个目的地国家的游客评价进行了情感分析[46]，但其研究仅停留在描述层面，未从多角度解释游客情感变化和差异的根源。Claster等以泰国为案例地，利用Twitter数据，绘得泰国全国以及普吉岛的游客情感倾向的时间变化[47]。此外，国外相关研究表明旅游者情感对目的地形象、满意度与行为意图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关系[48-50]。传统研究主要通过满意度指标来获取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整体评价，但是实际上满意与否并不能准确地刻画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情感正负面评价[51]。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发掘和意识到大数据作为旅游情感分析一大工具的重要性。刘逸等使用旅游大数据进行情感分析方法探讨，建立了旅游目的地整体评价模型[51]，从而推动情感分析得到更加广泛和实际的应用[52-53]。李君轶等研究发现，欧美旅游者情感体验的空间分布表现出聚集节点与景区主要展馆高度契合的特点[54];黄潇婷以香港海洋公园为例，发现旅游者节点情感愉悦度与总体愉悦度显著相关，旅游者的游览路径和游览顺序会影响其情感体验[55]。孙晓东和倪荣鑫以中国邮轮产品为例，发现游客在不同邮轮品牌上的情感表达具有差异性[56]。这些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和范式引导，然而综述也发现旅游情感特征涉及的案例情境非常有限，游客情感具有空间动态变化特征[57]，人与野生动物互动具有典型的情感纽带联系，野生动物旅游者情感特征分析亟待结合不同类型生境地和物种进行实证探索。
1.3 野生动物旅游与情感分析
情感的重要性延伸到人与野生动物的相互作用领域始于2008年Manfredo的《谁在关心野生动物》一书的出版[58]。在野生动物旅游情感研究中，少数相关文献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了野生动物在增进旅游者与目的地或景区中的情感联系作用[59]。Folmer等探讨了野生动物旅游对增进旅游者对目的地情感依恋之间的作用，研究表明，旅游情感与亲环境行为有关，增加情感依恋会增加公众对自然保护的支持[60]。Apps等研究了旅游者在观察白鲨时的情感反应和情感参与度，结果表明，情感参与程度与旅游者知识储备和对野生动物态度有关[61]。Hughes研究旅游体验中消极或积极情感参与，并证实情感对行为改变的可能性[62]。上述研究是野生动物旅游中对情感分析的积极探索，这些研究在方法上主要采用问卷数据搜集方法，忽略了大数据时代UGC网络文本，在研究主题上情感大多针对目的地或景区的整体情感分析，因研究问题局限而未能深入剖析目的地和景区的情感特征的复杂性和多维特征，尤其是野生动物旅游者对景区的情感总体特征是什么？旅游主体情感特征与旅游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情感特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亟待实证解答，综上所述，本研究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为例，运用UGC大数据文本，探索野生动物旅游者的情感特征，以更好理解野生动物旅游中旅游者与野生动物的互动机制。
2 研究区域概况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简称“长隆”）隶属5A旅游景区——长隆旅游度假区，地处广州番禺，公园以大规模野生动物种群放养和自驾车观赏为特色，集动植物的保护、研究、旅游观赏和科普教育为一体，是具有国际水准、动物种群众多、大型的野生动物主题公园。选择长隆为案例地，主要原因包括：（1）在馬蜂窝网、携程网、去哪儿网、驴妈妈网和猫途鹰网5个当前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旅游社交网站上受关注度高，数据相对完整全面，其中长隆评论数和游记数量都是最多的。（2）较好平衡了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体验的典型案例地。长隆注重野生动物保育技术，拥有迄今世界上唯一的考拉双胞胎和熊猫三胞胎，珍稀的白老虎250多只，此外还有500多种共2万多只（头）野生动物，如亚洲象、黑犀牛等;游憩体验类型丰富多样，注重科普教育推广。（3）景区体验、管理、动物生境、科普教育在国内野生动物园中都具有典型代表性，也是是典型半圈养型野生动物旅游的案例地。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采集与处理方法
本文选用计算机与人工采集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计算机爬虫软件进行数据抓取，再通过人工筛选控制数据质量。数据来源于马蜂窝网、携程网、去哪儿网、驴妈妈网和猫途鹰网5个当前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旅游社交网站，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为关键词进行旅游评论搜集，通过八爪鱼网络爬虫工具共抓取4377条旅游在线评论，总字数超过36万字。数据收集时间截至2018年5月，文本数据评论时间集中于2015—2018年。
第二步，对获得的原始评论数据进行整理和分类。在原始数据上进行数据去躁处理，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格式统一，完善内容缺失的评论，修正某些不正确的表达方式;其次，删除评论中非文字内容，如表情包、颜文字、图片等内容;然后，删除没有情感特征的评论，即只是一般的行程记录;最后，删除相同评论以及某些为了获得经验值而进行的无意义评论。利用ROST CM6和ROST EA1.9.04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辅助处理。ROST CM6是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研发编码的用于内容挖掘的软件，ROST EA是该团队研发出的专门用于情感分析的软件，此软件基于情感词典对文本进行情感词抽取之后，根据其定义的语法规则和计算程序为文本进行情感值计算，并根据情感值的正负判断文本的情感倾向，将情感划分为积极情绪、中性情绪和消极情绪3种类型[63-64]。 第三步，在数据处理基础上，构建专属野生动物旅游分析词库。本文采用HowNet词典作为基础词库，考虑到中国游客语义表达特征，对已有的HowNet词典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归纳，删除某些不常用的情感词，如“僄”“噲”“媢嫉”“忺”等。通过文献综述研究发现，目前情感分析研究领域使用的情感词库均是现有的较为完整的公共词库，尚未建立旅游领域的专门情感词典，无法准确判断旅游现象。传统公共词库中对于旅游领域词汇的纳入较少，对于后续的分词处理以及情感倾向标注的准确性具有较大影响，无法准确描述旅游现象，反映游客在旅游途中的情感特征。因此，针对此问题，本文在研究方法设计中尝试性地构建游客评价专属词库，并与HowNet基础词库进行合并修整，构建专属本文研究的旅游分析词库。本文以马蜂窝作为抽取游记样本的网站，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游记，通过八爪鱼数据抓取工具搜集120篇游记，总计超过10万字。通过人工处理，提取出专属于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旅游词库，该词库内容覆盖地理位置、景点名称、表演活动等特有词汇，总共获得305个专属词汇。因为重复词汇对后期数据处理不会造成干扰，因此将专属词库与基础词库进行合并最终获得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旅游专属词库。
3.2 样本分类处理
本文将所有评论数据按旅游要素进行人工分类整理，根据评论中的关键词以及主要情感倾向进行初步人工分类，再借助ROST EA对不同类别的评论，进行情感值计算和情感特征词提取，同时借助ROST CM6对不同类别下的评论进行词频分析，从而得出游客对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各方面的认知倾向、情感倾向特征。
4 数据分析
4.1 景区体验情感倾向统计分析
本文利用ROST EA将所有评论进行情感值计算，系统规定情感值大于5分的为积极情绪;小于5分为消极情绪;等于5分为中性情绪。结果表明：参与计算的有效评论为3973条，其中，含有积极情绪的评论有3244条，占81.65%;含有消极情绪的评论有708条，占17.82%;无明显情感倾向的评论，即中性评论有21条，占0.53%。可看出，游客对长隆的评论总体情感倾向为积极倾向，积极倾向评论为消极类评论的4.6倍，具有明显的情感积极倾向。
4.1.1 积极情绪总体特征
对具有积极情绪的评论共计3244条进行进一步的分段统计，规定（5，15]分为一般积极情绪;（15，25]分为中度积极情绪;大于25分为高度积极情绪。结果显示，游客对长隆的积极情绪评论中，高度积极情绪评论较多，占比42.39%，一般积极情绪评论和中度积极情绪评论分别占比20.44%和18.83%。由此可见，游客对长隆的评价表现为极高的肯定，反映出游客游览过程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对长隆的游玩体验给予肯定。
4.1.2 消极情绪总体特征
将消极情绪的评论进行进一步的分段统计，规定[?15， 5）分的评论为一般消极情绪;[?25，?15）为中度消极情绪评论;?25分以下为高度消极评论。统计结果可知，在消极情绪评论中，以一般消极情绪评论为主，占比22.88%，中度消极情绪评论和高度消极评论占比相似。基于统计结果可知，游客对长隆的积极情绪主要以轻度的负面情绪为主，负面情绪比较轻微，极少有极端负面评价。
4.2 景区管理要素认知情感特征分析
基于景区管理视角，选取关于景区管理角度的相关评论，如营销方式、园区规划、门票定价等方面，共选取1275条有效评论。
通过情感值计算可知，在所有此类评论中，以积极评论为主，占比85.88%，消极评论占比13.65%，中性评论占比0.47%。通过分段统计结果可知，在所有此类积极评论中，高度积极评论数量最多，共606条，占总评论的47.53%;中度和一般积极倾向评论分别占比17.96%和20.39%。可见，游客对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景区管理持积极的正面情感评价。而在所有此类消极评论中，一般程度消极评论为主要评论，占所有评论的12.31%，而中度消极评论和高度消极评论只占比0.71%和0.63%。总体上看，游客的消极评论多为一般程度倾向，并未有较大的不满情绪。这说明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在广大的游客群体中获得了不错的旅游口碑，树立了良好的景区形象。
把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管理要素进行归纳，可以分为4个种类，分别是园区设施、科普教育、宣传营销、门票收费。对所有关于景区管理的评论进行构建语义网络结构图，并将词汇按4个管理要素种类进行聚拢，可以看出游客对不同管理要素的情感倾向。图中紫色词汇为中心词;绿色词汇表示属于园区设施;红色词汇属于营销宣传;蓝色词汇属于科普教育;黄色词汇属于门票收费;灰色词汇表示情感特征词。
由图1可知，在对景区一系列的管理要素中，游客对园区设施和营销宣传的评价关注度最高。游客对园区设施的配置方面的评价主要体现在对园区设计、路线规划、环境绿化、综合管理、工作人员服务等方面，主要的情感倾向评价为“干净”，并且产生“喜欢”“值得”“特别”的正面情绪;对于“态度”的评价主要为“热情”，说明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工作人员的整体服务态度热情，受到游客好评，并且因此愿意推荐更多人前来游玩。从景区营销宣传的角度，可知游客在评论中多次提及“孩子”“亲子”等词汇，表明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主要客源群體为带孩子的亲子家庭，从《爸爸去哪儿》《奇妙的朋友》可知，游客多次提到了这两个亲子类综艺节目，结合景区营销措施可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为这两个综艺节目提供过拍摄地，随着节目的热播，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关注度迅速上升，许多游客因此慕名前来，并在游客产生“适合”家庭出游的正面评价。由此说明，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宣传营销工作的开展积极促进了游客量的增长，取得了一定的显著效果。从游客对园区开展的科普教育活动的评价可知，游客提及的高频词为“近距离”“接触”“讲解”“互动”“体验”，而因此产生的情绪主要为“不错”“亲密”“自然”“人性化”。由此可以看出，部分游客在参与动物园游览中关注到了园区开展的科普教育活动，认为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可以近距离接触动物，与动物进行互动体验，是一种亲近自然、人性化的活动。 此外，从图1中不能明显看出游客对门票收费的情感倾向，这是由于ROST CM6在构建社会语义网络结构图时，是以字数大于等于2的词汇为基本单位，不能提取单个字体作为词汇;并且此图中只能显示出频数较高的词汇，而部分频数较低但具有明显情感倾向的词汇会被自动过滤。因此为了更清楚的辨析游客对景区管理要素的情感倾向，本文将游客关于景区管理方面的评论进行了字频、词频统计，将所有提取出的词汇与前文建立的旅游分析词库进行对比，提取情感特征词。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共获得18个正面情感特征词，8个负面情感特征词。
统计结果显示，部分高频情感特征词与前文的语义网络结构图中所出现的词汇相同，比如“不错”“值得”“适合”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语义结构图中未出现的词汇，比如“有意思”“完善”“贵”“热”“遗憾”等词，其中“贵”“热”不属于词汇，所以前文未出现，而其他前文未出现的词汇相对而言是由于频数较低。通过分析发现，虽然部分词汇频数较低，但能够丰富游客的情绪特征，尤其是负面情绪特征词的出现填补了语义网络图中对游客负面情绪的抓取，可知游客关于景区管理方面的负面情绪表现为：门票收费贵;园区占地面积大、部分线路规划不合理导致游客走回头路，从而错过参观，产生遗憾的负面情绪;天气热影响了部分游客的游览体验，使游客产生负面情绪也比较显著。由此可看出，在极端天气和景区承载量超负荷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景区服务水平仍是当前景区需要解决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游客的负面情绪中所表现出对门票价格昂贵的抱怨明显高于其他负面情绪，结合评论：
“票价太贵，性价比不高，对于大人来说，动物实在没什么好看的。”
“环境不错，门票收费贵，吃饭更贵，主要是收费不合理。”
“门票基本包含了里面所有的项目包括缆车、小火车、游乐设施之类，不需另外付费，可以说是很良心了。”
“感觉门票有些小贵，但是里面的服务很周到，珍奇动物很多，种类也很多，感觉在里面游玩一天物有所值。”
可知，游客对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门票的评价主要呈现两种态度。首先是完全抱怨门票价格虚高，不够平民，超出了部分游客的承受能力;其次是覺得门票虽高，但是在游玩结束后觉得物有所值，值得游玩。
4.3 动物生境感知情感特征分析
将所有评论进行筛选，对相关评论进行分类，按照不同展区内容进行统计。按照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空间划分，目前景区主要将园区空间分为两大区域，包括自驾区、步行区。步行区包括金蛇秘境、熊猫乐园、考拉园等15个展区;自驾区包括澳洲森林、美洲丛林、中亚荒漠等8个展区。只要涉及其中一个展区评论，则选取作为该部分评论，其中一篇评论中若涉及多个展区，笔者对其进行了拆分，尽量保证一条评论主要针对一个展区，最后共筛选整理出817条含有明显动物生境场所感知情感特征的评论。通过词频统计提取出高频词汇和具有明显情感倾向的情感特征词。由统计结果可知，游客在不同园区内不同场所所产生的具有情感倾向性特征的评论中，以正面评论为主，占比81.88%，其中有352条高度正面评论，占比42.08%，一般正面评论和中度正面评论分别占比20.56%和18.24%。此外，含有消极情绪的负面评论占总评论的17.38%，其中以一般程度负面评论为主，占比15.42%，而中度负面评论和高度负面评论占比较少，均占0.98%。由此发现，游客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不同生境空间产生的情绪特征主要以积极情绪为主，并表现为高度肯定的积极情绪，同时伴随少量的消极性情绪，总体评价趋势情感特征良好。
在前文所区分出的正负面评论中按照不同展区内容再进行详细分类。例如“非常地好玩，特别是国宝熊猫，超级可爱哦，还是第一次见到呢”，此条评论中主要是对熊猫的点评，游客在参观熊猫时产生了正面情绪，因此此条评论属于熊猫乐园展区的正面评论。
由统计结果（图2）可知，首先，游客对步行区的关注度大于自驾区，约为自驾区的4倍。产生原因主要包括：首先，动物园步行区设置的展区比自驾区多，游客在步行区游览的时间受步行速度以及体力影响，耗时更多，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次，步行区的游玩方式多样，包括观光游览、互动体验、科普教育、表演展示等，能够提供游客丰富的游玩体验;最后，由于自驾区受车流量影响以及游客不能近距离与动物接触的限制，导致总体上游客对步行区的关注度更高。
第二，步行区中游客关注度最高的前3个展区分别为熊猫乐园、考拉园、百虎山。这也证明了作为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镇园三宝，熊猫、白虎、考拉是游客特别关注的动物。这表明，在参与半圈养型野生动物旅游时，珍稀罕见的动物物种是最能引起游客情感共鸣的对象。此外长颈鹿广场因为可以让游客近距离的接触，提供喂食活动，这样近距离的互动体验加深了游客的印象，使得长颈鹿广场成为评论中的高频词汇。此外，剩余的10个展区囊括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动物种类，几乎每个展区都给不同的游客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印象。
从自驾区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游客对南亚雨林的关注度最高。南亚雨林是一片茂密的阔叶林，穿梭在茂盛的雨林中，游客置身于神奇的亚洲象国，这里有公象、母象、母子象们组建的气势磅礴的亚洲象群，感受亚洲缥缈独特的雨林环境。此外，游客对美洲丛林的关注度位居第二，其中的羊驼和黑天鹅是游客提及较多的动物;狂野地带中游客主要关注的对象为狮子等猛兽;南非高原展区关注的对象为犀牛、羚羊;澳洲森林展区提及的高频动物是袋鼠;东非高原提及斑马较多。游客在自驾区域对大型的成群类的动物更加感兴趣，因为在开放性的区域中，成群结队的动物群体所产生的震撼场景能够刺激游客的感官，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游客在动物园中能够较为准确记住的动物也多是常见动物物种，类似大象、狮子、天鹅等，因为这些物种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网络媒体、报刊杂志等方式已经在游客心中留下了印象，因此参与动物园旅游之后，在原有基础上印象会得到强化，加强游客的记忆。因此，动物园应该更加注重对常见动物物种的展示开发，这样能够更容易在游客心目中留下印象，从而加深游客对动物园景区的整体印象。 第三，游客产生负面情绪较多的展区为侏罗纪森林和百虎山，结合评论：
“从侏罗纪进去后，只能一条路走到底，期间不能退出，不适合游客众多时参观。”
“侏罗纪森林，恐龙太逼真，年纪小的孩子们走进去都被吓哭了。”
“先去了侏罗纪，仿真恐龙叫声吓到孩子了，中途退出来啦。”
可知，游客在侏罗纪森林产生的主要负面情绪为害怕，是由于仿真恐龙的画面冲击感太强，未考虑到年纪小的孩子的承受能力，容易引起孩子的恐慌和害怕，导致父母对在此空间游览体验受损，产生不好的负面情绪。针对此展区，园区应该按照不同游客群体在展区布置、情景展现等方面做出重新配置。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游客规划不同的游览路线，既保留仿真侏罗纪森林的逼真效果，又开发一些适合幼龄儿童参观的恐龙展览，具体可包括小型的恐龙模型展示，以玩具、人偶、公仔等可爱的形象方式还原侏罗纪时代，并且该区域的音效不宜采用仿真的恐龙嘶吼声，此外可配备专业的讲解人员，向小朋友们生动的讲解关于恐龙的科普知识，并带领小朋友们参与一些互动体验项目。
第四，游客评论中未曾出现关于“丛林发现”“中亚荒漠”“欧洲山地”的评论。游客较少关注此区域可能的原因是在整个游览过程中，科普展区的游览时间耗时较多，游客了解动物医疗保健方面的知识需要耗费较多精力和时间，并且科普教育活动与观光游览相比不能快速吸引游客目光，满足游客的新奇感。而中亚荒漠展区主要是向游客展示阿拉伯式的游牧文化，主要有牦牛、双峰骆驼等动物。欧洲山地是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面，盘踞着欧洲独特的盘羊与岩羊、白黇鹿、白唇鹿等欧洲动物。游客对以上两个区域的没有较多关注可能是由于对该区域的动物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此区域的动物从外形上并没有像熊猫、考拉一样的可爱，导致游客关注度不够。
4.4 科普教育互动情感特征分析
从科普教育互动角度出发，根据游客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与开发的相关评论进行情感倾向分析，判断当前游客对像长隆野生动物园此类的野生动物旅游方式的态度倾向。本文挑选出682条关于科普教育互动情感倾向的评论，对此进行情感值计算，并提取正面情感特征词30个，负面情感词14个。统计结果显示，关于长隆对待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持正面评价的较多，占比60.12%，其中以高度积极情绪为主，占比29.33%;持负面情感倾向的评论占比38.86%，其中，以一般消极态度为主，占比35.49%。总体而言，游客对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目前的科普教育互动情感较肯定的态度，同时也存在一部分游客持否定态度。
从正负面情感特征词的统计结果（表2）上看，游客对科普教育互动肯定情绪中，以游乐体验带来的欢乐情绪为主，具体表现在“不错”“喜欢”“精彩”“好玩”等高频词，由此看出景区所开展的动物行为展示活动能够给游客带来感官上刺激，满足游客需求新奇的旅游需要。同时集合评论“我们在动物世界里学到很多关于动植物的知识！”“趣味性，知识性很强，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是很好的学习动物之处。”“小朋友可以问问题，从而学到很多动物方面的知识”等内容可以看出，景区所提供的科普教育受到了部分游客的肯定，并产生了“寓教于乐”“物有所值”等正面情绪。可以看出，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在野生动物旅游的互动体验、趣味活动开发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受到了大部分游客的青睐与肯定。
从负面情感特征词中可以看到（表3），游客在参与此类半圈养型野生动物世界旅游活动中产生了“遗憾”“可怜”“残忍”“心疼”等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负面词语。结合评论，部分游客在参与整个游览体验后，对野生动物园对待动物的做法持否定態度，主要包括为了对动物表演、马戏表演、动物不自由以及虐待动物的不满。
“鸟的地方觉得很残忍啊，为了不让鸟飞走，所有的鸟都剪了一部分翅膀。”
“有很多动物，我实在太喜欢动物了，不过呢，动物表演太残忍了。”
“看动物表演是挺激动的，但有时候也是很心疼。”
“觉得动物们都被圈养了，有点可怜。”
“这个野生动物园里有不少野生动物，还有动物表演，但是觉得那些动物好可怜，被驯化成这样，老虎和大象一点都不威猛了。”
5 结论和讨论
揭示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情感联系是理解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方面。本研究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和基于语义的情感倾向分析方法，从景区体验、管理要素认知、动物生境感知、科普教育互动4个维度，以大数据文本评论为数据基础，在建立野生动物旅游专属词库基础上，进行了情感值计算、高频词统计以及情感特征词提取和社会语义网络分析，首次对野生动物旅游者情感特征的进行了探索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第一，探析了野生动物旅游者的多维度情感特征。基于大数据网络评论文本分析游客评论，深入分析了野生动物旅游者在景区内的4个情感维度特征，景区体验、管理要素认知、动物生境感知、科普教育互动4个维度情感特征。现有研究中只有少数西方学者探索了野生动物旅游者的情感与环境行为以及满意度之间的关系[59-61]，而对于野生动物旅游者情感特征的测量大都是单一维度的，本研究基于社会心理学为基础，多维度细化描述野生动物旅游者情感体验特征，丰富了野生动物旅游理论相关的研究。此外，本研究是对情感分析方法在野生动物情境的拓展运用，刘逸等指出，旅游专属词库的数据搜索量尚不够广泛[51]，本研究借助游客情感分析的理论方法，并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为例，尝试性地构建野生动物旅游游客情感评价专属词库，拓展了情感分析的研究主题，丰富了旅游者情感特征分析的维度。
第二，验证旅游者主体情感特征与旅游客体体验过程相关，游客对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旅游体验总体评价持积极的情感特征。人类对野生动物具有天生的亲近欲望与需求[65]，黄潇婷于2015年使用问卷调查法，首次实证了旅游体验对旅游者情感特征的影响，且部分验证了心理学实验中的首因效应的存在。本研究是基于网络大数据，再次验证旅游主体情感特征及与旅游客体的的关系，且进一步深入细化了旅游客体中的野生动物旅游体验情境[55]。 第三，野生動物旅游者情感特征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3种类型，野生动物旅游者情感特征的影响因素包括物种特征、野生动物生境空间、体验方式、景区管理、科普教育互动游憩机会等。而结合具体影响因素，对3种类型的情况特征影响各有侧重，其中特别值得说明的几点如下：
游客对生境空间情感认知具有差异性。物种特征和景区体验方式对游客情感特征具有影响。游客对珍稀濒危物种和特色可爱物种的涉入程度较高，游客关注度最高的前3个展区分别为熊猫乐园、考拉园、百虎山。游客对步行区的关注度大于自驾区，约为自驾区的4倍。该研究结论与黄潇婷和李君轶等的研究“发现旅游者情感体验特征具有典型的节点特征”相一致[54-55]。
景区承载量超负荷和景区门票过高是游客负面情绪最主要的来源。由于人多带来的拥挤混乱、排队时间过长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游客体验质量，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景区人数暴增;在景区一系列的管理要素中，游客对园区设施和营销宣传的积极情感评价最多。该结论也支持了Harrell和Hutt的研究发现，即排队或者拥挤会加剧消极情感体验[66]。
以野生动物为对象的科普教育互动对增进游客的正向情感有积极作用。一方面，野生动物园带来新奇体验同时得到科普教育，大多数游客对景区持积极正向情感，较少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福祉问题;另一方面，已有少部分游客对此类野生动物旅游开发开始出现矛盾心理，圈养野生动物、驯化野生动物并将野生动物用来谋利的行为引起了游客的不满。该研究发现与尹铎等的研究结论相契合，该研究指出野生动物园中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其本质是一种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受到很多社会主体的制衡，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野生动物的社会建构是不同的[32]。
鉴于上述发现，本研究对景区管理和营销的启示有以下4点：首先，景区严格把控景区承载量，对于节假日超负荷情况制定限流手段，既是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是是对游客体验质量的保证。第二，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在票价调整时可以结合旅游在线预订系统，在主要的旅游网站设施票价网络意见收集平台，广泛吸纳游客的意见，适当开设听证环节，对于重要成本和支出公开透明，取得游客理解，提升游客好感。第三，野生动物旅游的开发应更加关注生态伦理问题，注重动物保护，通过解说设施和自然课堂等方式，注重游客环境态度教育和引导，引导游客从休闲观光式野生动物旅游方式过渡到以自然保护、环境教育为核心的科普研学旅游模式。第四，针对野生动物保护问题，设立专门用于可供游客进行捐助的野生动物保护专项基金，可以结合具体物种的保护现状和情况进行设立和募集。第五，野生动物园可有意提高“安全”与“动物伦理”方面的建设与宣传，游客与野生动物互动时的情绪比较兴奋，但并不是情绪上的越积极越好，要考虑游客的安全和野生动物保护两个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SHACKLEY M. Wildlife Tourism[M]. London： Thompson Business Press， 1996： 12.
[2] ORAMS M B. A conceptual model of tourist-wildlife interaction： The case for education as a management strategy[J]. The Australian Geographer， 1996， 27（1）： 39-51.
[3] 丛丽， 吴必虎， 李炯华. 国外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 2012（5）： 57-65. [CONG Li， WU Bihu， LI Jionghua. A literature review on overseas wildlife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12（5）： 57-65.]
[4] 世界旅游组织（UNWTO）.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集锦（2014年版） [EB/OL]. [2018-12-25]. http： //mkt.unwto.org/publication/unwto-tourism-highlights-2014-edition. [World Tourism Organisation （UNWTO）. UNWTO tourism highlights （2014 Edition） [EB/OL]. [2018-12-25]. http： //mkt.unwto.org/publication/unwto-tourism-highlights-2014-edition.]
[5] 智研咨询. 2019—2025年中国野生动物园行业投资分析与投资研究报告[EB/OL]. [2018-12-25]. https： //wenku.baidu.com/view/659be1ea970590c69ec3d5bbfd0a79563d1ed45c.html. [Intelligence Research Group. Investment analysis and investment research report of China wildlife industry in 2019—2025[EB/OL]. [2018-12-25]. https： //wenku.baidu.com/view/659be1ea970590c69ec3d5bbfd0a79563d1ed45c.html.]
[6] BALLANTYNE R ， HUGHES K ， LEE J ， et al. Visitors' values and environmental learning outcomes at wildlife attractions： Implications for interpretive practi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4： 190-201. [7] DUFFUS D A， Dearden P. Non-consumptive wildlife oriented recre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990， 53（2）： 213-231.
[8] TURLEY S. Children and the demand for recreational experie-nces： The case of zoos[J]. Leisure Studies， 2001， 20（1）： 1-18.
[9] ORAMS M B. Tourists getting close to whales， is it what whale watching is all about[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7）： 561-569.
[10] MACKAY K J， CAMPBELL J M. An examination of residents’ support for hunting as a tourism product[J]. Tourism Manage-ment， 2004， 25（2）： 443-452.
[11] BALLANTYNE R， PACKER J， FALK J. Visitors’ learning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esting short-and long-term impacts of wildlife tourism experience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6）： 1243-1252.
[12] CONG L， WU B， MORRISON A M， et al. Analysis of wildlife tourism experiences with endangered spec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ncounters with giant pandas in Chengdu，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0： 300-310.
[13] MACKAY K J， CAMPBELL J M.An examination of residents’ support for hunting as a tourism product[J]. Tourism Management， 2004， 25（2）： 443-452.
[14] D’CRUZE N， NIEHAUS C， BALASKAS M， et al. Wildlife tourism in Latin America： Taxonomy and conservation statu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8， 26（9）： 1562-1576.
[15] MARKWELL K. An assessment of wildlife tourism prospects in Papua New Guinea[J].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2018， 43（2）： 250-263.
[16] BALLANTYNE R， PACKER J. Promot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through free-choice learning experiences： What is the state of the game？[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5， 11（3）： 281-295.
[17] BALLANTYNE R， PACKER J， HUGHES K， et al. Conservation learning in wildlife tourism settings： Lessons from research in zoos and aquariums[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7， 13（3）： 367-383.
[18] LUSSEAU D， DEROUS D. Using taxonomically-relevant condition proxies when estimating the conservation impact of wildlife tourism effec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5（2）： 547-549.
[19] CURTIN S. The self-presenta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of serious wildlife touris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12（1）： 17-33.
[20] SPENCELEY A， SNYMAN S. Can a wildlife tourism company influence conser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a specific destination？[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17， 17（1）： 52-67. [21] D’LIMA C， EVERINGHAM Y， DIEDRICH A， et al. Using multiple indicators to evaluate the sustainability of dolphin-based wildlife tourism in rural Indi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8， 26（10）： 1687-1707.
[22] MUSTIKA P L K， WELTERS R， RYAN G E， et al. A rapid assessment of wildlife tourism risk posed to cetaceans in Asi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7， 25（8）： 1138-1158.
[23] NEWSOME D， HUGHES M. Jurassic World as a contemporary wildlife tourism theme park allegory[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7， 20（13）： 1311-1319.
[24] MARSCHALL S， GRANQUIST S M， BURNS G L. Interpretation in wildlife tourism：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ignage on visitor behaviour at a seal watching site in Iceland[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17， 17： 11-19.
[25] BALLANTYNE R， HUGHES K， LEE J， et al. Visitors' values and environmental learning outcomes at wildlife attractions： Implications for interpretive practi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4（2）： 190-201.
[26] PACKER J， BALLANTYNE R， HUGHES K. Chinese and Australian tourists' attitudes to nature， animals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nature-based tourism experienc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4（10）： 101-107.
[27] CONG L， NEWSOME D， WU B， et al. Wildlife tourism in China： A review of the Chinese research literature[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7， 20（11）： 1116-1139.
[28] 李志華， 陈哲华. 城市动物园规划设计三元论——以广州动物园为例[J]. 广东园林， 2017（3）： 23-28. [LI Zhihua， CHEN Zhehua. Trialism of urban zoo planning & designing[J]. Guangdo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7（3）： 23-28.]
[29] 王宇， 马敬华， 王雪.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近五年经营状况分析与对策[J]. 中国林业经济， 2015（4）： 71-75. [WANG Yu， MA Jinghua， WANG Xue. Countermeasures and analysis of Hangzhou wildlife park operation status in the last five years[J]. China Forestry Economy， 2015（4）： 71-75.]
[30] 赵英杰. 动物园野生动物福利评价研究[D].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 2009. [ZHAO Yingjie. Wildlife Welfare Evaluation Research in Zoo[D]. Harbi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2009.]
[31] 崔庆明， 徐红罡. 野象的迷思： 野象谷人?象冲突的社会建构分析[J]. 旅游学刊， 2012， 27（5）： 49-56. [CUI Qingming， XU Honggang.The myth of wild elephants： A social constructive analysis of elephant-human conflicts in Wild Elephants Valley[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5）： 49-56.]
[32] 尹铎， 高权， 朱竑. 广州鳄鱼公园野生动物旅游中的生命权力运作[J]. 地理学报， 2017， 72（10）： 146-159. [YIN Duo， GAO Quan， ZHU Hong. The excise of biopower in wildlif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Crocodile Park，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0）： 146-159.] [33] 丛丽， 吴必虎， 张玉钧， 等. 野生动物旅游场所涉入实证分析： 以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53（4）： 715-721. [CONG Li， WU Bihu， ZHANG Yujun， et al. Research on place involvement in wildlif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Dolphin Discovery Center in Bunbury， Australia[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17， 53（4）： 715-721.]
[34] 叢丽， 吴必虎， 张玉钧， 等. 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者的环境态度研究——以澳大利亚海豚探索中心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52（2）： 295-302. [CONG Li， WU Bihu， ZHANG Yujun， et al. Empirical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 of non-consumptive wildlif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Dolphin Discovery Center （DDC） in Bunbury， Australia[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16， 52（2）： 295-302.]
[35] 丛丽， 吴必虎， 张玉钧， 等. 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研究： 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实证[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53（1）： 179-188. [CONG Li， WU Bihu， ZHANG Yujun， et al. Risk perception of interaction with Dolphin in Bunbury， West Australia[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17， 53（1）： 179-188.]
[36] MOORHOUSE T P， DAHLSJ? C A， BAKER S E， et al. The customer isn't always right—conservation and animal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wildlife tourism[J]. PloS one， 2015， 10（10）： 1-15.
[37] GUSSET M， DICK G. Building a future for wildlife？ Evalu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world zoo and aquarium community to in situ conservation[J]. International Zoo Yearbook， 2010， 44（1）： 183-191.
[38] VAN L J H. How to out-zoo[J]. Tourism Management， 1992， 13（1）： 115-117.
[39] BALLANTYNE R， PACKER J， HUGHES K， et al. Conservation learning in wildlife tourism settings： Lessons from research in zoos and aquariums[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7， 13（3）： 367-383.
[40] ZHANG Enquan， The history of zoo[J]. Science， 2015， 67（2）： 16-20. [张恩权. 动物园的发展历史[J]. 科学， 2015， 67（2）： 16-20.]
[41] JIANG Hong. Research on sentiment analysis[J]. Intelligent Computer and Applications， 2018， 8（5）： 103-105. [江红. 情感分析研究综述[J]. 智能计算机应用， 2018， 8（5）： 103-105.]
[42] JIANG Tengjiao， WAN Changxuan， LIU Dexi， et al. Extracting target-opinion pairs based on semantic analysis[J]. 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ers， 2017， 40（3）： 617-633. [江腾蛟， 万常选， 刘德喜， 等. 基于语义分析的评价对象——情感词对抽取[J]. 计算机学报， 2017， 40（3）： 617-633.]
[43] MITAS O， YARNAL C， CHICK G. Jokes build community： Mature tourists’ positive emotion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4）： 1884-1905.
[44] FAULLANT R， MATZLER K， MOORADIAN T A. Personality， basic emotions， and satisfaction： Primary emotions in the mountaineering experien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6）： 1423-1430. [45] KISILEVICH S， ROHRDANTZ C， KEIM D. “Beautiful picture of an ugly place”. Exploring photo collections using opinion and sentiment analysis of user comments[C]//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ulti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EEE， 2010： 419-428.
[46] VALDIVIA A， LUZ?N M V， HERRERA F. Sentiment analysis in TripAdvisor[J]. IEEE Intelligent Systems， 2017， 32（4）： 72-77.
[47] CLASTER W B， COOPER M， SALLIS P. Thailand-tourism and conflict： Modeling sentiment from Twitter tweets using na?ve Bayes and unsupervised artificial neural nets[C]//2010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IEEE， 2010： 89-94.
[48] BIGN? E， ANDREU L， GNOTH J. The theme park experience： An analysis of pleasure， arousal and satisfac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6）： 833-844.
[49] YARNAL C M， KERSTETTER D. Casting off： An exploration of cruise ship space， group tour behavior， and social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5， 43（4）： 368-379.
[50] ROJAS C D， CAMARERO C. Visitors’ experience， mood and satisfaction in a heritage context： Evidence from an interpre-tation center[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3）： 525-537.
[51] 劉逸， 保继刚， 陈凯琪. 中国赴澳大利亚游客的情感特征研究——基于大数据的文本分析[J]. 旅游学刊， 2017， 32（5）： 46-58. [LIU Yi， BAO Jigang， CHEN Kaiqi. Sentimental features of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in Australia： Big-data based content analysis[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5）： 46-58.]
[52] 刘思叶， 田原， 冯雨宁， 等. 游客微博主题情感分析方法比较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54（4）： 687-692. [LIU Siye， TIAN Yuan， FENG Yuning. Comparison of tourist thematic sentiment analysis methods based on Weibo data[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18， 54（4）： 687-692.]
[53] 涂海丽， 唐晓波. 基于在线评论的游客情感分析模型构建[J]. 现代情报， 2016， 36（4）： 70-77. [TU Haili， TANG Xiaobo. Tourist sentiment analysis model building based on online reviews[J]. Modern Information， 2016， 36（4）： 70-77.]
[54] 李君轶， 纪星， 李振亭. 欧美旅游者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情感体验时空变化[J]. 人文地理， 2018， 33（3）： 134-141. [LI Junyi， JI Xing， LI Zhenting. Study on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of western tourists’ emotional experiences： A case study of Qin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Museum[J]. Human Geography， 2018， 33（3）： 134-141.]
[55] 黄潇婷. 基于时空路径的旅游情感体验过程研究——以香港海洋公园为例[J]. 旅游学刊， 2015， 30（6）： 39-45. [HUANG Xiaoting. A study of tourists’ emotional experience process based on space-time path： A case study of Ocean Park in Hong Kong[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6）： 39-45.] [56] 孫晓东， 倪荣鑫. 中国邮轮游客的产品认知、情感表达与品牌形象感知——基于在线点评的内容分析[J]. 地理研究， 2018， 37（6）： 1159-1180. [SUN Xiaodong， NI Rongxin. Chinese cruisers’ product cognitio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brand image perception： A web content analysi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6）： 1159-1180.]
[57] FANG B， YE Q， KUCUKUSTA D， et al. Analysis of the perceived value of online tourism reviews： Influence of readability and reviewer characteristic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2（7）： 498-506.
[58] MANFREDO M J. Who Cares about Wildlife？[M]. New York： Springer， 2008： 80-85.
[59] BALLANTYNE R ， HUGHES K ， LEE J ， et al. Visitors’ values and environmental learning outcomes at wildlife attractions： Implications for interpretive practi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4（2）： 190-201.
[60] FOLMER A， HAARTSEN T， HUIGEN P P P. Explaining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a protected area by visitors’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seeing wildlife， behavioral connections with nature， and sociodemographics[J]. Human Dimensions of Wildlife， 2013， 18（6）： 435-449.
[61] APPS K， DIMMOCK K， HUVENEERS C. Turning wildlife experiences into conservation action： Can white shark cage-dive tourism influence conservation behaviour？[J]. Marine Policy， 2018， 88（4）： 108-115.
[62] HUGHES K.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viewing wildlife： Do positive intentions equate to long-term changes in conservation behaviour？[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3， 21（1）： 42-59.
[63] LIU Yi， BAO Jigang， ZHU Yiling. Exploring emotion method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evaluation： A big-data approach[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6）： 1091-1105. [刘逸， 保继刚， 朱毅玲. 基于大数据的旅游目的地情感评价方法探究[J]. 地理研究， 2017， 36（6）： 1091-1105.]
[64] PEARCE P L， CALTABIANO M L. Inferring travel motivation from travelers’ experienc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3， 22（2）： 16-20.
[65] NEWSOME D， DOWLING R K， MOORE S A. Wildlife Tourism[M]. UK：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5： 1-7.
[66] HARRELL G D， HUTT M D. Crowding in retail stores[J]. MSU Business Opics， 1976， 24（1）： 33.
An Emotional Analysis of Tourists in Wildlife Tourism Scenic Spots
—A Case Study in Chimelong Safari Park
CONG Li， HE Jihong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Revealing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wildlif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natural and social ecosystems. Wildlife tourism is boom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non-consumptive wildlife tourism is considered to promot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crease community employment，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nature education and tourism experiences. China’s wildlife scenic spots have become popular choices for family holiday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wildlife tourists. Sentiment analysi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text mining. Analysis of tourists’ sentiments about wildlife and their habita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humans and wildlife. Chimelong Safari Park was taken as a case study spot. It integrates the protection， research， tourism and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It is a wildlife park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numerous animals and large-scale wildlife. It has received high regards on websites such as Mafengwo， Ctrip， Qunar， Lvmama and TripAdvisor the five most popular travel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 the country.
Content analysis and semantic-based sentiment orientat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online review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tourism experience， destination management， habitat space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welfar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ourism-specific lexicon， emotional value calculation， high-frequency word statistics， emotional feature word extraction and social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The main research conclusions include： （1） Tourists have a high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ir experience of the Chimelong Safari Park; （2） Tourists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spatial emotions. Factors such as the degree of involvement， interaction， contact distance， tourist density， and venue size influence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and emotional evaluation of tourists; （3） Most of the negative emotions generated by tourists are due to the overload of scenic spots and entrance tickets; （4） Tourists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welfare and negative impact on wildlife. This study is of certain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in the wildlife tourism scenic spots.
This paper aims to inspire more scholars to conduct further studies about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humans and wildlife， pay attention to Chinese wildlife tourism practice and 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reference also has some clues for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other wildlife tourism scenic spots as follows： the scenic area should strictly control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scenic spots; absorb the opinions of tourists and appropriately set up hearings， make important costs and expenses transparent， in order to gain the visitors’ understanding and to enhance tourists’ feelings; the development of wildlife tourism should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ethics issues， animal protection， tourists’ environmental attitude education and guidance through interpret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jects， and guide tourists from leisure and sightseeing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The wildlife tourism model is excessive to the popular science research tourism model with nature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s the core.
Keywords： big data; sentiment analysis; semi-captive habitat; wildlife tourism; scenic spots; Chimelong Safari Park
[責任编辑：王 婧;责任校对：吴巧红]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525588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