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馆藏佛教文物看佛教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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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莉
摘 要：文章从馆藏文物出发，分析佛教的传播发展。首先分析唐代四面造像碑的碑文及形制，表现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对佛教传播的意义。其次分析明代鎏金毗卢佛的造型，体现佛教教义对佛像及佛教传播的影响。最后分析比较两尊不同的弥勒佛造型，展示佛教传播逐步走向世俗化的特征。
关键词：四面造像碑;毗卢佛;弥勒佛;佛教;传播
山西古建筑博物馆现藏有很多珍贵的佛教石刻文物，既有像涅槃变相碑这样的国家级艺术珍品，也有很多来自民间的供养人佛教造像碑、佛教雕塑等。它们承载着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包含众多历史信息。其中，一通唐代的四面造像碑碑阴上刻有三藏法师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难能可贵的历史资料，记载了唐玄奘翻译佛经的重要史实，可与历史文献相呼应。此外，馆藏毗卢佛的不同手势、馆藏弥勒佛的不同造型，皆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佛教的传播，都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1 馆藏唐代四面造像碑
佛教在两汉之际由古印度传入中国，至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很多僧人不远万里去印度求取佛经，促进了中印的友好往来。唐玄奘便是这众多僧人中的代表。他西行印度取经，达十七年之久。贞观十八年（644）玄奘回国，与他一起回来的是657部佛经。之后，他在长安、洛阳主持译经工作，共译出佛经75部1300多卷。他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所有心经译本里影响最大的，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四日在终南山翠微宫译出。该心经篇幅短小，较容易流传，故流传最广，传诵者颇多。
山西古建筑博物馆现珍藏有很多四面造像碑，其中一通碑便记载有唐玄奘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该碑长38厘米，宽13厘米，高87厘米，现陈列于博物馆第四进院的九窑十八洞内（图1）。该碑为四面造像碑，正面为两螭龙碑首，巧妙之处是由龙嘴中吐出流苏璎珞，上下均开龛，上部龛内为博山炉，下部龛内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佛祖坐于须弥座上，须弥座两旁为二力士，二力士旁为跪坐的两个供养人。碑最下方有题记，但漫漶不清。
碑左右两侧均雕一龛，龛楣为尖拱形，内为结跏趺坐的佛像。佛像坐于莲花座上，着通肩大衣，双手拢于袖内。龛下部均为供养人题记。
碑的背面（图2）为帐形龛，上有华盖，华盖下方为流苏、璎珞及幔帐，十分华丽。龛内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佛祖结跏趺坐，坐于须弥座上，须弥座两旁为两只狮子。在帐形龛的左右两侧皆有供养人题记，龛左侧为“□□□□□阳主张普合为亡祖婆及见存父母合家大小一心供养佛时”。龛右侧为“杨豪客为亡父及见存母一心供养佛时张山□于五人等写多心经一卷”。
龛下部（图2）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内容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三藏法师玄奘奉□。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想受行识，亦复□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至无老□，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帝揭帝，般罗揭帝，般罗僧揭帝，菩提萨婆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
该心经是三藏法师即唐玄奘所译，三藏指经藏、律藏、论藏，三藏法师通晓三藏教法，通过自身的不断修行获得一定的领悟，然后令人修行使其有所收益，可做人师。玄奘，俗姓陈，本名陈祎，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于唐贞观年间西行，最终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将印度的佛经带回来，促进了中国佛教翻译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自佛法入中國，往往建塔庙，崇像设。”①显示了图像崇拜的盛行。东汉永平十一年（68），洛阳白马寺建立，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官方寺院，“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②。从白马寺的佛图到扁平面的四面造像碑，显示了佛教传播的多元化形式。山西古建筑博物馆现藏有很多四面造像碑，如东魏李僧元造四面造像碑，四面各镌佛龛三层三个，以浅线刻出尖拱形火焰纹龛楣，龛内均坐佛。每面第三层佛均施与愿无畏印。背面和左侧下部刻供养人姓氏。北魏的道贤等四面造像碑、北周的丘目陵猛略四面造像碑、唐代的段龙庆等十七人造像碑等都同李僧元造四面造像碑一样，上面皆开龛，内部刻佛、菩萨、弟子等，碑上皆有供养人题记、姓名等。这些四面造像碑均为功德碑，体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民众间广泛传播，民众对佛教的信仰。
馆藏唐代四面造像碑便是玄奘翻译佛经、传播佛教文献的一个见证，同时又体现了民众建碑刻佛经做功德的愿望，从这两方面展示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
2 馆藏毗卢佛造型分析
山西古建筑博物馆现藏有一尊明代鎏金毗卢佛像（图3），该佛为菩萨形，头戴五佛冠，结跏趺坐，坐于五层莲瓣上，莲瓣四周装饰小佛像，所结手印为最上菩提印。第一层莲瓣上刻“清净法身”四字。最上菩提印见于清工布查布的《造像量度经续补》五《威仪式》，《威仪式》开头便描述了毗卢遮那的造型，其中称：“中央如来部主毗卢如来，白色，手印二拳收胸前，左拳内入右拳内把之，而二巨指（大拇指）并竖，二食指尖相依，谓之最上菩提印”。③
“毗卢遮那”是大日如来的梵音，丁福保先生云：“大日如来密教之本尊，梵名摩诃毗卢遮那，又作毗卢舍那、毗卢折那，佛真身之尊称也，为日之别名，故译云大日。密家以为毗卢遮那为理智不二之法身佛，或翻大日，或翻遍照，或翻最高显广眼藏。金刚界大日如来，其相似菩萨，戴五智宝冠，手结智拳印，其色清白……密号谓之遍照金刚。胎藏界大日如来……是亦菩萨形，首戴发髻冠，手结法界定印，遍身金色……密号谓之遍照金刚。”④由此可知，大日如来所结手印，既有结智拳印的，也有结法界定印的，山西古建筑博物馆的毗卢佛像结最上菩提印。据赖天兵先生的研究，“结最上菩提印毗卢佛造像的形成要晚于智拳印毗卢佛尊，……该型佛像的较早存例大致是入宋以后的作品”⑤。“入明以后，汉地寺庙营建毗卢殿之风大盛，在广大的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及四川，结最上菩提印的造型几乎成了毗卢佛像画塑的定制”⑥。馆藏的毗卢佛像正是明代作品，符合他的这种说法。 馆藏佛像的莲花座上书“清净法身”四字，体现了密教大毗卢遮那佛法身观的教义。《杂阿含经》，其汉译第583经中说到“毗卢遮那”具有“清净”性质，为“光明显”者，遍照虚空，可以破除黑暗、烦恼，经过修行得清净智慧。清净成为法身的代名词。
通过对馆藏毗卢遮那佛造型的分析，可窥见佛教教义在佛教塑像上的体现，表现了明代毗卢佛信仰在汉地的盛行，是佛教传播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3 馆藏唐代弥勒佛像
山西古建筑博物馆现藏有两尊弥勒佛像：一尊是明代铜铸弥勒佛，另一尊为唐代石质弥勒佛像。唐代弥勒佛像（图4）高肉髻，面相饱满，弯眉垂目，下颏丰厚，颈部三道纹，神情端严。身着大衣，垂裳覆座，大衣贴体，线条刻画清晰，富有立体感。左手抚膝，右手残缺。双足下垂，足部残缺。
明代铜铸弥勒佛（图5）是大肚造型，笑容满面，神态慈祥，袒胸露腹，两手放于两膝上，右手拿一串佛珠。
两尊佛像时代不同，体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变化。唐代对弥勒佛的信仰十分兴盛，尤以武周时期最盛。武则天宣称自己是弥勒佛下凡，她统治时期，弥勒佛的造像数量急剧增多。据金申先生的研究，盛唐时期的弥勒佛多为善跏趺坐，即倚坐。佛像双足并不盘起，而是自然垂落。馆藏这尊佛像双足虽残缺，但颇有盛唐典型风格，推测应为善跏趺坐，这种坐姿表现弥勒下生的观念，体现人们期待弥勒下生成佛后的世界安宁。宋代以后，弥勒佛多转化成大肚造型，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一般认为是根据布袋和尚的形象转化来的。宋代以后，工商業发展，市民文化兴盛，文学艺术也走向世俗，蓬勃发展。佛教世俗意识高涨，弥勒图像也走下神坛，更民间化，更为亲切。另一方面，禅宗在宋代逐渐兴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些禅宗的思想观念使佛教逐渐大众化。布袋和尚的形象深入民间，更加亲民，符合世人对生活富足、安乐的向往。
4 结语
本文从馆藏的三件文物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佛教的传播发展。唐代四面造像碑体现了玄奘对佛教翻译事业的贡献，促进了佛经的传播，而四面造像碑作为功德碑，又体现了社会民众通过建碑做功德的愿望，是民众信仰佛教、佛教在民众间传播的表现。明代鎏金毗卢佛的造型显示了佛教教义在塑像上的表现，是毗卢佛信仰在汉地传播的重要实物见证。馆藏唐代弥勒佛和明代弥勒佛像的对比，又表现出不同时代佛教信仰的变化，佛教在发展传播中逐步走向世俗化。这些文物无疑成为佛教传播发展的重要见证，为我们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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