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儿童”一直住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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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光：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剪纸研究中心主任。2002年5月在中央美术学院创建国内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03年1月联合北京高校创立国内首个﹃青年文化遗产日﹄。
乔晓光多年来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的研究与美术教育，提出了﹃少年非遗﹄等多个重要理念，在儿童美育、非遗保护、艺术教学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
Q“少年非遗”是您反复提到的一个理念，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提出了这个理念？
A 1986年，我第一次对黄河流域的文化进行考察。经西安、兰州、西宁，到敦煌、格尔木、天水，过六盘山、宝鸡，最终到达陕北。我意外地发现黄河是朴素的、平静的。不过，就是这份朴素，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力量——黄河的“水”是人，而不是河水。
在陕北，我结识了许多黄河流域优秀的剪花娘子。通过多年来和乡村老一辈剪纸艺人实际接触后，我发现了传统生活中非遗传习的“童子功”现象：许多非遗的传习实践都是在七八岁至十六七岁这个年龄段完成的，而這个年龄恰好是少年期。在乡村过去的生活习俗中，少年期是接受民间文化启蒙和技艺实践的最佳时期。少年时期对不同地域文化的认知实践，会影响其一生的文化选择与文化气质。
与20世纪相比，如今古老的文化记忆处在断裂的关口。与老一辈传承人相比，青年传承人的文化记忆在衰退，少年已经不再传习社区的非遗传统。但不同民族社区的许多非遗传统仍在，仍然是活态的文化。因此，“少年非遗”理念的提出就有了实效的文化意义。
Q 多年来您也一直身体力行地参与到“蒲公英行动”中，这个项目给您带来了哪些体会？它在乡村地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A 目前，在国内开展“少年非遗”相关项目的有教育部农村艺术教育实验县项目。这个项目在国内几十个民族乡村地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教育实践，其中有许多内容是当地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实践。许多小学在本地非遗类型的传习上，已经形成自己比较有效的艺术传习周期，学生们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技艺基础，最主要的是把民族社区的非遗传统和社区小学的文化传承联系起来了。
这些乡村社区的“少年非遗”传承实践，把社区的非遗传统与学校的传习课程结合起来，形成了良性互动、开放式的社会教育生态，使民族社区的原生文化得到了有效传播与传承，真正发挥了文化的启蒙作用，“少年非遗”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区文化遗产价值观。
“蒲公英行动”旨在帮助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儿童及特殊儿童进行美术学习，使儿童在美术学习的过程中，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与学习能力，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个项目让我特别感动，我也是从头到尾一直参与其中。“少年非遗”这一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就包含了“蒲公英行动”志愿者项目的经验理念。
“蒲公英行动”是站在乡村孩子的角度，发现教育的不公平。当教科书要求农村孩子用易拉罐和废弃的城市消费品做手工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只有稻草和身边的泥土。“蒲公英行动”发现了这样的不公平，并尝试解决这种不公平。
项目首先启发孩子用身边的材料做艺术，随后又把乡村社区的民间艺术和非遗传统引入社区小学的课堂。它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是：要实现教育平等，不仅要对不同民族地区偏远乡村的学校进行公平的补偿与扶持，同时也要把教育的艺术补偿与身边社区中的非遗传统连接到一起。
Q 除了乡村地区的儿童，那么城市里的青少年又该接受怎样的艺术教育呢？您认为“非遗进校园”这类活动还可以通过怎样的形式做得更好？
A 从整个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来讲，城市的孩子不知道多民族乡村活态的民族艺术传统，许多民族艺术在教科书上没有，教育体系中没有中国民族艺术史的课程，城市孩子不了解民族艺术与民族美育，这也是一种文化认知上的贫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当中特别强调“非遗进校园”，这是我们进行非遗传承，尤其是教育传承、社区传承的一个发展方向。
除了关注儿童的艺术教育，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学如何在国家非遗保护事业中发挥更积极有效的社会作用。因为大学代表着主流文化的知识体系，也代表了一个国家在相关领域上的研究与创造能力。尤其大学作为青年群体的集聚地，对本土文化的关注与认同，以及在非遗相关知识方面的基础研究与专业实践能力，也代表着国家非遗事业发展的未来。
“非遗进校园”的理念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非遗传承人培训，孩子们对技艺的水平和传习的时间与标准不会有严格的规定，重在培养儿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兴趣，播撒文化传承的种子。教育要把非遗作为地域性文化与艺术资源，以适合的方式在学校开展认知实践和启蒙教育，同时注意非遗传习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非遗进校园”要就地取材、因材施教，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开展有自己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注重对学生情感、伦理上的文化启蒙，让孩子们熟悉、尊重并热爱自己的文化，继承家乡的文化记忆，增强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接受度。
Q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它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青少年。您认为当青少年成年之后，他们在童年时期接收到美育训练还会发挥作用吗？
A 目前，社会上对中青年非遗传承人群比较重视，国家正在通过高校相关专业学科参与传承人群培训的方式，推动非遗传统进入当代生活。但社会对“少年非遗”的文化传承还有待于关注和普及。
我在云南景洪乡村参加“蒲公英行动”调研时发现，这些边境地区的小学校离内地很远，但离国际区域很近，比如一些民族关联着东南亚的民族文化圈。因此，在这些国门小学的民族文化教育实践也具有了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与教育探索意义。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文化多样性丰富的国家，“少年非遗”教育传承观包含的社会历史意义是多元而又深远的。
多年的田野调查和对不同民族传承人的研究，让我发现了一个更加有人生整体参照价值的艺术现象：艺术的非逻辑思维是伴随每个人终生的，儿童们以艺术的方式通过语言、行为、涂鸦去发展成长，等他们长大成人，艺术的思维情感方式并没有离开他们。艺术仍然隐含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生存情感中，艺术依旧在每个人的心里陪伴着他们。 民间艺术是为生存的艺术。艺术和生存关联，使艺术成为日常生活里的一种生存情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就有诸多艺术的因子。非逻辑思维不仅是儿童与原始艺术的思维特点，也是民间艺术的思维特征。艺术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每个人的身心，艺术的“儿童”一直住在我们心里。或许唤醒成人内心里艺术的“儿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与儿童美术教育同样重要。
Q“美育”无疑是近年来青少年教育领域里的热门话题。那么您如何看待“美育”在当下所扮演的角色？它又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
A 其实今天把美育放在教育的重中之重，首先是站在文明的高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究竟該给儿童提供一个什么样的适合未来发展的知识体系？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适合于孩子们的、面对未来的教学方法和课程模式去推进九年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
我参与到了九年义务教育美术与艺术课程的改革当中。从整体上看，目前美术课程、艺术课程的发展趋势，首先应该体现在它倡导回到青少年身心素质发展的整体塑造上。
另外，课程模式中也保留了原来分科式基础教育的一些教学优势和经验，在分科式教育的基础上再增强综合性，拓展和丰富课程的教学内容。综合性不仅强调艺术对孩子们的情感启蒙意义，也通过艺术的视阈与身心实践，增强他们与社会、大自然，以及当今人文内容的关联。
另一个突出的变化，体现在无论是美术课程还是艺术课程，都增加了文化理解。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体现在优秀传统文化上，就是许多类型的非遗。文化不是孤立的，它的背后有地域性文明的支撑。非遗即一种活态的文化传统，它是文明传承到今天的社会表现，所以文化背后又是文明。
今天，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时代，提出美育这样一个时代命题，这就回到文明的高度，可以进一步地探讨与建立中国本土文化精神教育价值体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们提倡的民族美育就是生活的美育、生存的美育。
Q 但在应试教育氛围仍然浓厚的中国，强调综合性、人文性的美育想必在也会面临不少现实问题。您比较担心的是哪一点？
A 我想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儿童艺术教育中的伦理问题。无论是校内或校外，还是社区或个体培训班的儿童艺术教育，现在都存在一个过度教育与过度追求功利化的问题。
儿童成长期是短暂的，过度教育及功利化训练，都是对儿童天性的伤害。我们应当在尊重儿童天性的前提下，提倡有助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伦理。在九年义务教育当中，唯有美术与艺术教育是差异性教育。艺术不是均衡地接受知识，更不能用成人的美术专业标准约束孩子。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或个性中也许在某些方面有不足的地方，但在艺术实践中这或许就是他们的特点和优势。
所以，我觉得艺术教育的伦理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忽视和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对待儿童的艺术教育价值观过分功利化了。尊重儿童，尊重孩子们情感方式，尊重社区的生活传统和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是需要建立起社会化的教育伦理价值观。
Q 多年来您不仅亲身参与到中国剪纸艺术的考察研究中，您自己也是一名杰出的剪纸艺术家。单就剪纸这个门类而言，您认为它会为儿童的成长带来怎样的启发？
A 我们在依然传承和遗存的纸文明形态中看到，剪纸是最具民族普遍性和生活使用广泛性的传统，也是历史文化积淀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人类的生活需要剪纸，剪纸是日常生活中信仰情感和手工劳作中不可或缺的载体与媒介，是人自身心灵和双手沟通的重要方式。儿童学习剪纸，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剪纸的发展历史、文化内涵和民俗故事，体悟民族文化传统，体会生存的艺术;另一方面，动手剪纸是蕴涵着形而上因素的行为过程，手靠近于心，心导引于手，掌握剪纸基本的方法，用非逻辑的思维表达内心的观念和心理的真实。心与手的心像造物观是剪纸的造型基础，也是激发孩子们创造思维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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