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歧视抗争路上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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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我的身体最后一次坐在剧院，已经过去了整整五个月。五个月前，我坐在吉尔格德剧院（Gielgud Theatre），看完了以莎士比亚生平为主要线索的情景喜剧《鹊起之鸦》（Upstart Crow）舞台剧版的首演。过不多久，伦敦的剧院在政府指导下纷纷关门避疫，一时间，《鹊起之鸦》成了我观众身份暂时的休止符。
　　《鹊起之鸦》最初是BBC二台于2016年作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而播出的情景喜剧。它的剧名则来自于莎士比亚时期的同僚，大学才子派的剧作家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他在1592年的一本小册子《一毫智慧》（Groats-Worth of Witte）中，把莎士比亚称为“鹊起的乌鸦”。本剧由“黑爵士”系列（Blackadders）的编剧本·埃尔顿（Ben Elton）主笔，而在演员阵容方面则由喜剧演员大卫·米歇尔（David Mitchell）主演莎士比亚（这也是他首度登上演戏剧舞台），《权力的游戏》中的席昂扮演者杰玛·韦兰（Gemma Whelan）扮演莎士比亚伦敦住所房东太太的女儿凯特，老牌情景剧演员马克·希普（Mark Heap）则饰演格林。舞台剧版也延续了电视剧版的几乎所有阵容，除了希普的角色从格林变成了原创的清教徒，但厌恶和鄙视却从未改变，这也是从电视版一以贯之延续下来的。
　　《鹊起之鸦》电视剧的基本结构以每一集融合莎剧情节为“主线”并辅以大量的固定笑料桥段。“主线”会将这些莎剧情节或巧妙抑或牵强地化为莎士比亚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而桥段则如同“主线”中的调味料，时不时地像抖包袱一般抖落出来。舞台剧版也采取了同样的结构，其“主线”是一对在英格兰海滩遇难的埃及皇室兄妹双胞胎德塞丽和阿拉贡，德塞丽为了能在此地谋求生存，便女扮男装成她哥哥的样子，误打误撞地来到了莎士比亚在伦敦的寓所，并且就如同每个人所猜测的那样，成功地让凯特爱上了“他”。而与此同时，莎士比亚的两个女儿朱迪丝和苏珊娜也恰来伦敦，莎士比亚想听听自己两个女儿以及凯特对自己的爱。当苏珊娜和朱迪丝夸夸其谈时，凯特，这个于莎士比亚而言亦像朋友亦如女儿的人却对他说，我对你的爱不多也不少。这让莎士比亚大怒，带着波顿离家出走。
　　与此同时，朱迪丝和苏珊娜在花园偷听凯特追求德塞丽的计划并决定捣乱，没想到阿拉贡也来到了这里，凯特误把阿拉贡认作德塞丽。善妒且禁欲的清教徒医生约翰在阿拉贡面前拨弄是非，表示凯特真正爱的是莎士比亚，于是阿拉贡在凯特的卧房试图用枕头闷死她。贯穿全剧的是一只会随着凯特的笛声翩翩起舞的熊，它是 “演员三人组”在四处寻找的那只逃跑了的斗熊，现在正住在莎士比亚的家里。如君所见，毫不意外的，这是一个《第十二夜》《李尔王》《奥赛罗》《冬天的故事》的乱炖。而那些在电视剧里一再出现的桥段也一个不落地出现在舞台剧版中，包括用莎士比亚艰难险阻的马车之行来讽刺当代英国的铁路运输系统，讽刺不让女性演戏是因为“没地方放椰子壳做的假胸”，嘲笑莎士比亚的秃头但他每次都回应只是自己“脑袋太大” “眉毛太低”等等。
　　说实话，无论是舞台剧版还是电视剧版，这种“融入”的桥段都算不得高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牵强、原始且拙劣。在观看电视剧版的时候，这种粗糙和牵强难免会让人感觉太过刻意，尤其是“黑爵士”珠玉在前，埃尔顿还写出“苏珊娜用‘犹太人没有眼睛吗’这段台词拯救了文法学校里被欺凌的文弱男孩，并成功让欺凌者进行反省”这样的故事令人怀疑他简直是在偷懒。然而，一旦它被呈现在了舞台，这种粗糙与牵强的“乱炖”反而可能变成优点，甚至，我们是不是对它有点熟悉？没错，这种“粗制滥造”像极了《仲夏夜之梦》里波顿他们出演的剧中剧：观众和演员对这种原始与粗砺彼此心知肚明，却彼此心照不宣地约定好了，“我们就当它是真的”。
　　同样做到这一点的还有爱丽丝·鲍尔的舞美设计。她有意不选择还原电视剧中的接近写实的居所内景，而是用一块画了屋内陈设的幕布作为代替。至于室外花园场景的设计，鲍尔也选择使用纸板设计画风近似涂鸦的“树”和“草丛”。可以说，她的设计是一种有意为之的 “二维化”，揭示的是一种自伊丽莎白时期以来就久久存在于英国戏剧舞台的传统。此外，莎剧故事的杂糅其实也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的“致敬”：就如同埃尔顿把这些莎剧中的故事情节东拼西凑在一起一样，莎剧本身也是从各种各样前人的剧作、小说、编年史中拼贴裁剪出来的。
　　英式情景喜剧绝不会缺少对当下英国政治和政治人物的隐喻和反讽，《鹊起之鸦》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它的电视剧版在这一方面表现平平， 反而是舞台剧版中，埃尔顿紧跟时事，写出了我认为本剧中最棒的一句台词：看见，杀死，屠灭（See it， Slay it， Slaughtered）。它来源于英国警方2016年开始的反恐宣传口号 “看见，说出，解决”（See it，Say it，Sorted），旨在提升火车和地铁乘客对乘车环境中不寻常事件的注意程度。然而，在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被炮制出的“反恐”话语已经陷入了一种怪圈，它带来的是思考的怠惰和想象的贫瘠。这种思维的怠惰，就是白人媒体在针对“由白人袭击清真寺时”所展现出的手足无措。2019年11月在伦敦博罗美食市场附近发生的行刺案件，被当成“恐怖袭击”处理，凶手被就地击毙，只因凶手长着一张少数族裔的脸。而在英国，持刀行刺的案件每年至少100起。这是因为“反恐”已经不再是手段，而是已经变成了目的，所有人，执行击毙的警察、围观群众、媒体，都在为达到了这个目的（“恐怖分子终于被我找出来并干掉了”）而沾沾自喜。它先是粗暴地将犯罪者以肤色和种族进行划分，白人的行凶是普通犯罪，有色人种的行凶则是恐怖主义;又以多维暴力（加诸于身体的、輿论的、文化的、制度性的）作为手段将后者进行抹杀，来正当化自己的区别对待，加固“反恐主义”的叙事。在这样的语境下，埃尔顿这句“看见，杀死，屠灭”不仅巧妙讽刺了博罗行刺案中英国警方的行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恐怖主义”概念指导下的英国当局，在想象另一种理解现实的方式时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 　　这种想象力的贫瘠以其一以贯之的逻辑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最近最大的影响，或许就是再度与种族、肤色、地域等深深挂钩的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病毒因其传染性自带他者属性，而新冠病毒更是从一开始就带有种族和肤色的“原罪”，更容易被种族化和他者化。部分国人对武汉人、湖北人的歧视，部分港台居民对内地人的歧视，全世界范围内那些对华人和东亚人的歧视，都是 “看见、杀死、屠灭”逻辑最真实也最贴切的体现。如果仅仅要求世界不歧视华人却对武汉人和湖北人极尽歧视之能事，这不仅是一种思维上的不自洽，也说明并没有真正弄懂歧视运作的逻辑。而当不同的社群对口罩的认知不尽相同，“解释的责任”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在东亚人身上的时候，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知识的傲慢所带来的想象力的贫瘠？
　　莎剧学者史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2017年在英国做讲座时，分享他自己读书时代的经历。念英语文学的他去应聘学校的助教，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格林布莱特是犹太人的姓吧？当他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后，老师说，犹太人现在是要打入我们盎格鲁人内部吗？格林布莱特说，尽管老师可能是半开玩笑，他讶异于60年代还有人如此看待犹太人。而21世纪已然过去了二十年，我们也依然讶异于 “看见，杀死，屠灭”还在大行其道，因为戴口罩就被辱骂，因为长相就被殴打，因为户籍就被取消所有移动的自由。
　　而莎士比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的作品是反对这种思维逻辑的一个致命武器。作为英国人，他曾经赋予了外国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语权：奥赛罗、特吕奥佩特拉、马伏里奥、博鲁托斯等等。当然，还有夏洛克，和他那几乎比《人权宣言》早了近两百年的“人权宣言”。与此同时，也是因为他作品中超前深刻的洞见，《雅典的泰门》比《资本论》更早揭示了资本的罪恶，更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如梦似幻，看似强大却一戳即破。而我们却一直不信，它躲过了1997，也躲过了2008，却在2020年的春天，因为疫病，和全球化一起全线溃败。最后，莎士比亚之所以重要，更是因为他还能给我们留下希望。再糟的时代可以糟过《李尔王》吗？但即使如此，在故事的最后还有埃德加，我们还有希望。而我真诚相信，在“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日早已过去的当下，在这个不幸而混乱的时刻，我们仍然需要通过莎士比亞，反省自身，审视我们的时代。《鹊起之鸦》本身并不是武器，但它或许正是这样一个路标，指向我们所要与之抗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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