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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宁波产石材雕造文物遗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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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之一,明州(庆元)成了中国在东亚进行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与中外经济、贸易、文化的交流活动密切相关。近年来,在近畿地区、九州地区陆续发现了使用产自宁波的石材雕造的石质文物遗存,其时期均推测为两宋期间。将国外发现的中国两宋时期使用宁波产石材雕造的石造物遗存与已知的历史背景相结合,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遗存的分布与当时的宋商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在海外的活动范围有着一定的关联。文章着眼于海外宁波产石材及石造物遗存的研究,探析石造物遗存分布与贸易往来的关系。
  关键词:宁波;石材;文物
  宁波的梅园石、小溪石、大隐石三种石材古已采之,作为宁波地域特有的建筑雕刻材料被广泛应用。而奈良东大寺南大门的石狮及散于九州地区的石塔即萨摩塔、碇石等,近年来亦被证明系宁波产石材所造。这些文物虽然现存海外,但无论从原材料产地还是制作者来看,均为我国两宋至元时期的产物。对这些特殊的文物进行分析探究,既是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史的研究,也是为这类文物保护、修复的基础性研究。
  宁波在历史上曾是非常重要的港口,在东亚地区的对外交往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宁波三处主要采石场所产的石材均有可能运往港口,然而,在现有的两宋时期中外交流的历史文本中,都只描述了丝绸、茶叶、典籍、钱币等物品,罕有文本提及石材。
  兩宋至元初期,宁波与九州博多之间的航线为当时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线。此外,明州(庆元)至濑户内海的大轮田泊(今神户)、越前敦贺地区等亦有海运路线。两宋时期,九州地区、镰仓地区均有明确的关于寺院建造与宋人工匠、宋僧有深厚渊源的记录,亦有不少寺院的高僧曾留学中国。在这一背景下,使用宁波所产的石材雕造的石质文物遗存的分布与当时的贸易往来有怎样的关联?
  首先,两宋期间何人在明州(庆元)至博多的航线上活动?一是宋商,二是入宋的僧侣,三是宋人工匠,四是渡洋传法的宋僧。这些人都只可能搭乘商船往返于两国之间。其中,僧侣所携带物品的记录相对翔实,多为经书、佛珠、佛舍利或造像等,如果萨摩塔是随僧人而来,想必不难发现相关文本。同理,宋人工匠如使用渡海而来的石材进行建造,从史料或现存的遗迹、遗址中也应有所发现。因此,商人成为最具可能的携带石材渡海的主体。
  其次,从时期上看,北宋末期,宋商已开始在九州地区定居。宋商修建自己的房屋并与当地人混居、通婚,其活动拥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唐人街形成后,逐渐在当地成为固有的地名“唐房”,“唐房”在九州地区分布就有十数处。如果在封闭贸易阶段,宋商将石材带去并发生经济交换,或将石材留在当地,都应留下相应的记录。因此,这些石材更有可能是在住番贸易时期被带去的。
  碇石的存在证明了石材曾作为航海的工具出现在明州—博多的航道上,这样的“工具”使石材未能被文本记录。萨摩塔也同样具有充当压舱石的可能性。在现有的文献记录中,两宋时期中国输出了陶瓷、丝绸、中药、佛教用品等,而输入了黄金、水银、硫黄、木材,双方贸易物品的重量与体积差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石材很有可能在明州(庆元)上船,抵达港口后因返航时所载商品的体积与重量发生了较大变化,故被留在了登陆港口的附近。
  我们可以将目前发现的宁波石质文物遗存与确定有宋人活动的场所进行整理比较(表1)。
  萨摩塔或碇石遗存几乎都与港口、唐房或宋人的其他活动有关。文献记载有明州(庆元)至筑前之博多、志贺岛、肥前之平户、肥前国松浦郡柏岛、越前敦贺、大轮田泊的通航历史,而鲜有提及萨摩、周防。但是,在萨摩半岛既有明确是梅园石所造的萨摩塔遗存,也发现了碇石遗存,并且与“唐房”同音的地名“东方”或“当房”在萨摩半岛就有三处。这些证据为明州至萨摩的航线提供了可能。周防国也发现了宁波石材的碇石,是否可以推测,商船曾直接穿过关门海峡到达周防国一带搭载木材运至宁波呢?
  此外,除梅园石外,小溪石与大隐石也同样具有作为压舱石被带去并留下的可能性,而目前并未有文献提及大隐石的石造物,或可期待在这方面有进一步发现。
  综上所述,海外现存的两宋时期的宁波产石材雕造文物遗存与该时期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石造物遗存的分布佐证了宋商到达九州并在九州地区定居的历史,是对历史文本记录的补充;另一方面,从石造物遗存的分布上,我们也可以期待在敦贺、神户等有过宋人活动的区域有新的发现。同时,如何加强国际交流,对千年前就渡海出国的历史文物进行保护和研究,也是一个亟待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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