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洞石窟反映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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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巴中石刻分布
　　巴中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历史上曾是南北交通要道“米仓道”的必经之处，在唐宋时期非常繁荣。南来北往的人在此开窟造像、题词，留下了精美的石刻艺术珍品。
　　巴蜀石窟始于南北朝梁魏，续镌于隋代，盛镌于唐代，后经历代增凿，逐渐形成今天斑斓玲珑、栉比相连的石窟群。巴中石窟中以唐宋时期的石窟最为有名，内容丰富，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特征，并且形神兼备、龛楣精美、装饰性强。
　　据调查，巴中地区各个时期的石窟寺及石刻共有175（178）处，其中巴州和恩阳两区有62（65）处，通江县有47处，南江县有36处，平昌县有30处（图1）。
　　2 朝阳洞石窟概况
　　朝阳洞石窟为清代石窟，依据题记中的文字可推测，其摩崖造像凿刻于清代早期至中期。石窟建造在巴中市恩阳区观音井镇南的凤仪山山腰一处面向东方的崖壁上（图2），分布区域较为集中，南北长约35米，高约23.5米，分上下两层，镌刻有摩崖造像16龛、圆雕3尊、题刻11则（表1）。
　　朝阳洞石窟内容体现了三教合一的特点，内容包括太上老君、玄坛帝君、文昌君、药王等道教诸神，也有释迦牟尼佛、观音、文殊、普贤、牛王菩萨等西天诸佛，以及孔圣和关圣两位儒教圣人（见附录）。
　　3 朝阳洞石窟造像的形态分析
　　朝阳洞石窟内摩崖造像具有不同的形态，可按宗教派别、人物、造像规格、性别比例等进行归纳总结，进而对其构成内容进行分析。
　　朝阳洞石窟的石窟造像有大小之分，其中高大的造像为释迦牟尼佛、老君、孔圣、文昌君、太阴和太阳真君等，高度均大于1米，最高者约1.6米，而大部分造像高度为0.5米左右，其中最小的造像为送子观音身旁的童子，仅高0.3米，故将朝阳洞石窟所有的造像分成大、小两类（图3），其中体型大的共计有7尊，体型小的有28尊。
　　影响造像规模的主要因素是财力和社会风气。在清代，因为儒、释、道三教的长期传播，部分宗教故事和教义已经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不再有如唐宋时期摩崖造像那样在石刻中反映经变等的需求，加之该地地处人口密集区，无足够的材料建造大型石刻，仅仅出现了相对较大形体的造像，且后期造像规模更加偏小。
　　朝阳洞石窟内造像涵盖儒、释、道三教，但三教神祇所占比例并不均衡，其中以道教神祇居多，包括玉帝、真君、神将等，有13尊;其次是佛教，包括佛、菩萨、罗汉，有10尊;儒教神像最少，有2尊。各派神祇及占比如图4所示。
　　由图5可知，朝阳洞石窟中占比最高的是佛教的菩萨，其次是道教的真君和天神，各派的主神在此的建造频率较低，出现重复的为观音像和药王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普通民众敬神所带有的世俗功利性，求神庇佑，维持健康平安的朴素愿望。
　　此外，在这些神像中，神祇中男相和女相也显示出了不平衡，在各龛中，仅有4龛以女相神祇为主尊。在所有的人物中，男相神祇总数为34尊，女相神祇为5尊，占比如图6所示。
　　4 朝阳洞石窟折射出的时代特点
　　4.1 儒、释、道三教间的界限模糊化，宗教世俗化愈加明显
　　东汉是我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形成期，也正是这个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曾经为了传播依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期则依附于玄学，经历过一个长期汉化的过程。自宋代儒教中兴后，三教并行于世，它们的价值取向虽有不同，但在维护社会基本意识形态上具有共通性。
　　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通过电脑光盘检索，三教合一之称在整个《四库全书》中只出现过八次，且全都是在元代以后，故此推测三教合一现象应始于明代，在社会道德标准和朴素价值追求方面出现了融合趋势。
　　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祇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关帝信仰。成书于明中期的《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称关羽君临三界，“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称要通过“炼心”“崇礼”“救济”等手段，“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甚至“立庙塑三教之像：释迦牟尼佛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图7）。
　　朝阳洞石窟也反映了这一特征，如三教合龕和关圣帝君龛，这两龛是造像群中的主龛，占据核心位置（图8）。
　　4.2 服装无清代痕迹，具有前朝式样，且更趋近于常服化
　　清入关后，在汉族地区实行了薙发易服政策，但在执行政策时遭到强烈的反抗，后来演变成了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少从老不从、在家从出家不从等。因此，在造像服饰、配饰等雕刻和配色中反映了前朝冠带、服饰形象，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前朝世俗社会的服帽特点。
　　文昌君龛内，文昌君头戴乌纱，着圆领长袍，系玉带，穿朝裤和黑色朝靴，是明代贵族或官员公服的演化形象。左右两位侍者更是明朝士族平常的制式装扮（图9）。
　　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的服饰已经明显地区别于唐宋以来观音服饰清凉、遍身璎珞的形象，更类似于明以来贵妇的装束。三位菩萨身披带云肩褙子、内衬襦裙，在胸前挽结（图10）。
　　此外这个时期服饰的另一个特点是无扣，在整个造像群中未发现一颗纽扣的形象，文昌君的袍衣也是用系带的方式系于衣领右侧。
　　除了上述的两龛具有明代服饰的典型特征外，朝阳洞石窟中还出现了明代或者更久以前才有的冠服形象，包括儒巾、东坡巾、唐巾、盔、毡帽、道衣、罩衣、明镜甲等内容。
　　另外，明朝对服装的用色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此处的造像颜色与官方规定用色间未发现明显的联系，可能因改朝换代不必遵守的缘故。
　　4.3 造像趋于模式化
　　朝阳洞石窟造像趋于模式化，人物在形态和神态上几近相似，以服饰、坐骑或配饰的不同加以区别，追求装饰上的华丽繁复。例如，孔子与太上老君的造像区别小，除着色和手执法器的不同外，其余基本一致，药王孙思邈、武圣关羽和财神赵公明（玄坛真君）的坐姿几乎一致，右腿弯曲倚坐在椅或老虎身上，表情和神情也基本一致，只是衣饰的不同和手中所执物不同（图11）。这种雷同的共性成了朝阳洞石窟的一大特性，体现了古代摩崖造像末期造像趋于模式化的倾向，也体现了普通民众对儒、释、道三教众神具有一定的了解，可以轻松辨认，从侧面说明了宗教基本教义的传播已深入人心。另外，如上文所提及的，民众在接受了三教的宗教思想后，宗教的世俗化、功利化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导致了此处造像中形象最多的神祇是观音像，有结跏趺坐观音，有净瓶观音，还有送子观音。除此之外，药王孙思邈也重现了三次，而这两位神正是民众心中救苦难、祛疾病的化身，祈求其保佑，是普通民众对宗教的功利化心理反映的结果。
　　5 结语
　　通过对朝阳洞石窟造像的分析发现，该处的造像不拘泥某于一宗教，或以哪一宗教为主，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征仍向前演化;神祇形象更加类人化，变得贴近生活;造像也更加倾向于功利化，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这是朝阳洞石窟造像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景象。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3]黄心川.“三教合一”在我国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J]. 哲学研究，199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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