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尽意，得意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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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庄子》是一部凝练了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及其后学对天地、生死、人伦等方面看法的恢宏巨著，其中包含着庄子对“语言能否表达世界”这一语言学界基本问题的独到观点。作为德国汉学家长久以来的研究重要典籍之一，译者在传达《庄子》哲学性语言时采用何种翻译方法对于此书的译介效果有着极大的影响。基于此，选取著名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庄子》德语译本，在总结庄子语言观的基础上，分析其德语译文是否正确传递了其内涵。
　　关键词：《庄子》 语言观 卫礼贤 德译本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6-0109-02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庄子》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由庄子及其后学合著而成，是一部兼具文学性和哲学性的道家巨著。由于庄子文章构思巧妙，想象奇特，善用寓言隐晦表达思想;因此翻译有哲学性的庄子语言观时，需要进行文言文—半白话文—德语的多重语码转换，且需读懂庄子话语的“言外之意”。译者能否在正确理解庄子语言观的基础上翻译，对庄子思想在德国的译介效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卫礼贤与《庄子》——呕心沥血，终成译文
　　卫礼贤版《庄子》于1912年由耶拿奥根·迪特里希出版社出版，全书300页。该译本是《庄子》一书首次由中文直接翻译为德语。在该书前言中，卫礼贤说：儒家学说在各个方面均已有注解，道家思想却是空白。评论家们只是为了纪念道家思想的诞生而不断去重复创造，并没有完成对应语法上或语文学上的注解材料。甚至有人说，不理解庄子一言半句的真正含义也无关紧要。对于母语并非汉语的卫礼贤而言，这种说法显然不利于翻译。他表示，处理棘手的文字时，他求助了當时对《庄子》研究颇深的中国学者，但对庄子思想的翻译只能依照自己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卫礼贤受限于传教士身份，译本难免有较浓厚的宗教特色。他指出，在翻译人名时，除去史书中有记载的名人之外，其他人名均转化为德国读者易懂的称呼方式。在结构上，卫礼贤对《庄子》进行了大胆的切分和重编，因此译文并非全译本，而译本在结构划分上长久以来饱受后世的诟病。但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卫礼贤的《庄子》译本首次实现了中德直接翻译，拥有广大的受众，后被出版社不断再版，影响了布莱希特、黑塞等德国知名作家。因此，卫礼贤的《庄子》译本无论从翻译方法还是结构划分上都具有较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庄子的语言观及德译文——言不尽意，得意忘言
　　1.“言”与“意”——言不尽意
　　在《齐物论》中，庄子点明了语言特征，即任意性和主观性，但是无论是佛家注释佛理，还是道家传承思想，仍需借助语言。庄子并未彻底消极否定语言存在的必要性，而是进一步阐明语言表达的局限。在《庄子·外篇·秋水》中，庄子借北海之口说道：
　　（1）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1]410
　　与之对应的译文为：
　　Worüber man daher reden kann，das ist das grobe Ding;worüber man sich besinnen kann，das ist das feine Ding.[2]127
　　首句“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译为“可以用言语来谈论的东西，是事物粗浅的外在表象”。其中“粗”意为“粗浅的外在”，对这个字的正确理解奠定了整句话的基调。接着第二句“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与上句形成对称，意为“可以用心意来传告的东西，则是事物精细的内在实质”，在此即体现了庄子语言观的第二个观点，即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庄子对于语言表达局限性的表述在艺术与生活中同样能得到印证。杜甫千古流传的诗句“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描述了诗人梦会亡妻，十年生死相隔却无法用言语表达深情，两两对视只能用心去体会。
　　在分析这两句的德语译文时，需要注重三点。首先，译者采用了两个“worüber man...，das ist...”并列句式，与原文相对应且便于读者理解。但是译者在动词选择上还需进一步考量。“言论”“意致”在中文中分别代表“语言表达”和“内心感悟”，卫礼贤分别选用reden和besinnen两个德语动词。前者并无不妥，具体含义已于上文分析过。反之，“sich besinnen”在德语使用中偏向“思考、思索”，与“意致”含义相去甚远，从意义对等角度出发不符合庄子意图表达的语言观。最后，在两个后半句的德语表达上，译者显然并未完全参透原句的奥秘。原文中的“粗”“精”虽为二元对立概念，但并不是“粗糙”和“精细”的意思，而是指事物的表层和事物的内涵。译者将其直接意为“grob（粗糙的）”和“fein（精细的）”显然不恰当，属于误译。读者在阅读此语段时，可能由于译者的表述不当而错误理解庄子语言观。
　　2.言、意与道——道不可言
　　在论述语言观的基础，即著名的“言意之辨”后，庄子将其语言思想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道。既然语言有局限性和非天然性，那么“道”与语言表达之间有着何种联系呢？
　　（2）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论者，谓之冥冥，因此论道而非道也。[1]557
　　与之对应译文为：
　　Man schaut nach ihm，und er hat keine Form; man horcht auf ihn，und er gibt keinen Laut.Wenn man mit den Menschen von ihm redet，nennt man ihn geheimnisvoll und dunkel.Der SINN，von dem man reden kann，ist nicht der SINN.[2]104
　　在这句话中，“道”的特性被一一阐明。“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即是真正的道具有的特征。人的肉眼分辨不出来真正的道，因为它没有形体。人的耳朵也听不出来真正的道，因为它没有声音。承接下句“于人论者，谓之冥冥”，对于人们平常谈论的道，可以说是昏昧而又晦暗。在庄子看来，“道”只能被感悟，而不能被表达。道家另外一位泰斗——老子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便可视作庄子对道体悟的滥觞[3];因此，最后一句“因此论道而非道也”不妨视作这一个语段的结语。正是因为道无形无声，因此人们加以谈论的所谓“道”，都不是真正的“道”。 　　在译文中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多个译本直接将“道”表述为汉语拼音“Dao”以保留其异质性不同，卫礼贤在此处将“道”译为“SINN（意义，内涵）”。虽然在现代语文中，“道”和“意”看似相差甚远，但纵观《庄子》一书，不难发现在多处庄子都将所谓的“意”几乎等同于“道”。另有观点认为，两者之间有区分，“意”可指人对道的终极追问和体验[4]。总之，“意”与“道”之分学界尚有争议，在这里不妨根据上下语境体会所指，用“SINN”来翻译“道”也未尝不可。前两句与最后一句译文均与原文对仗工整，遵从原文意义。在“为人论者，谓之冥冥”中，“冥冥”在此意为“愚昧无知，昏昧”，译文中，作者仿佛禁锢于表面含义逐词翻译，动词“谓”理解为命名而选择nennen一词，形容词geheimnisvoll和dunkel运用并不妥帖，只表示出神秘和昏暗，并未传递出作者否定以言得道的意味。
　　3.走出语言困境——得意忘言
　　在通读《庄子》全篇后，不难总结出庄子语言观的大体思想，即语言具有局限性，不能表达出“意”和“道”，且有主观随意性。其实将庄子的这种语言观扩展到翻译研究时，依然会发现译者面临的千古难题。不管是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再创造还是认为翻译只是无止境地阐释循环，译者同样都面临着采用何种翻译方法的语言困境。在《庄子·外物》中，庄子借喻他物，对如何走出语言困境这一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3）荃者因此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因此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因此在意，得意而忘言。[1]701
　　与之对应的译文为：
　　Fischreusen sind da um der Fische willen; hat man die Fische，so vergisst man die Reusen.Hasennetze sind da um der Hasen willen; hat man die Hasen，so vergisst man die Netze.Worte sind da um der Gedanken willen; hat man den Gedanken，so vergisst man die Worte.[2]189
　　在这段话中，庄子首先举出捕鱼和捉兔两个常见的例子。虽然在现代汉语中“得鱼忘筌”多被理解为成功之后就忘记了原来依靠的东西;但是追根溯源，庄子的原意则是强调达到既定目标，选择什么样的手段并不重要[5]。从翻译学角度来理解，就可清晰明了地理解庄子的语言观。译者在翻译时最重要的是尽力传递原文内涵、表达作者思想，但是往往会陷入选择何种翻译策略的两难境地。学界关于例如“归化”“异化”何种策略较优的观点争论不休。但在庄子看来，二者都只不过是为了“得意”运用的工具，结合实景情况选择适当方法即可，并没有优劣可分，因为所有策略方法只是通往“道”和“意”的路。路的尽头是什么远比选择哪条道路要重要。
　　原文中三段并列的句式由表及里、依次递进地表达了庄子“得意忘言”的中心思想，这种对称性也被卫礼贤的译文继承，在句式上都统一采用“etw.sind da um etws willen; hat man etw，so vergisst man etw”，簡洁明了地阐明了原文含义。上文分析了译者用“SINN”翻译“道”的原因，那么在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当原文中出现“意”时，译者却选用“Gedanken（思想）”来表达。由此可见，卫礼贤理解的“意”仍然是停留在人脑层面的，是每个人的主体思想，而不是代表事物普遍的特征和变化的规律。
　　三、结语
　　纵观卫礼贤的译文可知，其用词、编纂等方面处处感受到宗教的影响，这与他传教士的身份有极大的关联。因此在面对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事物或比喻时，卫礼贤倾向于在本国文化或是基督教中寻找相似意象替代，这样的取舍更有利于德语区读者的理解接受。在关于庄子语言观的翻译上，卫礼贤在词语和句式的选择上字斟句酌，能够较好地将原文内涵传递到德语中。但是在一些中国学界尚有争议的字词翻译，例如“意”“道”等，还值得推敲，且在对某些文言文的理解上拘泥于字面含义，造成了原意的缺失。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魏礼贤.庄子南华真经[M].DIEDERICHS，1912.
　　[3]潘世东.语言哲学视野下的庄子和德里达之比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1）：87-90.
　　[4]赵奎英.“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3（3）：15-21.
　　[5]刁生虎.语言：困境与解脱：庄子的语言哲学[J].中州学刊，2002，14（1）：150-153.
　　责任编辑：赵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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