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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译观视阈下《论语》文化负载词的日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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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成为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途径。《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之作,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教育理念等价值思想,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深刻体现。本文以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理论依据,对《论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探讨,以期实现更好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论语》;文化翻译观;文化词
  一、引言
  作为中国文化典籍的《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带有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文化负载词、体现孔子思想“仁”“德”等文化关键词的日译策略,对于《论语》在现代日本的传播、提升中国对日形象具有重要作用。上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与美国学者安德·勒菲弗尔合著《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本文基于文化翻譯理论,以刘德润、刘淙淙(2016、商务印书馆)编注的日译本及孔祥林(2008、外文出版社)编译本为研究文本,探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以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二、文化翻译观
  上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与美国学者安德·勒菲弗尔合著《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翻译观成为理论研究界的焦点。该观点提倡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认为翻译是一个交流的过程;翻译应注重文本的译语文化功能等值;为了满足不同时期的需要,翻译可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
  此后,国内外的“文化学派”学者们,打破了有史以来的以单独的词语、句法、语篇为单位的传统的翻译研究模式,从历史、哲学、文化、意识形态、诗学等文化语境中去探讨翻译行为。可以说,在此理论的启发下,当前的国内外的翻译研究已然突破了语言学的限制,冲出文学的禁锢,开始走向文化角度研究的方向。纵观文化翻译理论指导下的《论语》相关的翻译研究,不难发现,绝大部分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围绕《论语》的英译而展开,且已取得了相对丰厚的研究成果。而基于此理论的、以日语为译入语的相关研究却鲜为人知。在“一带一路”和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持续推进、传播中国文化成为必然趋势的今天,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的典籍日译翻译策略研究必会蓬勃发展。
  三、《论语》文化负载词日译探究
  文化翻译观强调翻译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行为,在翻译时,译文读者应该尽量适应文化差异,促使原语文化真正为目的语国家了解并认可。
  例1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刘德润 孔子が季子を非難して、こう言われた。「天子だけにゆるされた六十四人による八佾の舞を自分の廟庭で行っているが、こんなことが許されるなら、何でも許され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ではないか?」
  孔祥林 孔子が季氏のことをこうおっしゃった。「八列の舞を自分の廟の庭で舞わせている。この非礼までも我慢できるなら、どんなことだって我慢できよう。」
  “八佾”是古代舞蹈奏乐,八个人为一行,这一行叫八佾。八佾是八行,六十四人,只有天子才能用。诸侯用六佾,即六行,四十八人。大夫用四佾,三十二人。四佾才是季氏所应该用的。因此作为大夫的季氏观看与自己身份不符的八佾舞,是僭越。
  刘德润将 “八佾”译为“天子だけにゆるされた六十四人による”。译文“ 天子だけにゆるされた”,表现出了八佾舞的等级等文化内涵;而译文“六十四人による”则将八佾舞的舞蹈人数清晰的表达了出来;“八佾の舞”的译法中,译者保留了 “八佾”这一舞蹈的名称,同时助词“の”具有解释的作用,使译文读者能够准确了解到八佾是一种舞蹈。因此,刘德润的译法,将八佾舞的名称、等级、舞蹈人数等文化内涵表现的淋漓尽致,能够使译文读者充分且深刻的领会八佾舞独特的韵味,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符合文化翻译观的要求。
  孔祥林的译文是“八列の舞”,仅仅将八佾舞的小部分信息翻译成日语。译文读者读来,一则读来会产生 “为什么季氏观看八佾舞是不合礼仪制度”的疑问,二则不能够全面体会八佾舞独特的文化内涵,不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例2 孔曰:“禘自灌溉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刘德润 孔子がおっしゃった。「禘の祭りで、香り酒を地にそそぐ。灌の儀式が済んでから、私は観るのは厭だ。」
  孔祥林 孔子がおっしゃった。「魯の国で天子が行う始祖を祭る大礼で、私は最初の献酒の儀式を見たが、それより後は二度と見たくない。」
  禘,即禘礼,是指古代一种极为隆重的大祭之礼,只有天子才能举行。不过周成王曾因为周公旦对周朝有过莫大的功勋,特许他举行禘祭。以后鲁国之君都沿用次惯例,僭用这一禘礼,因此孔子不想看。
  孔祥林将“禘”译为“魯の国で天子が行う始祖を祭る大礼”, 将“禘”的大祭之礼这一文化内涵详细地翻译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够较准确的了解“禘”的意义。但此翻译却缺省了“禘”这一字面形式,不能够使译文读者了解“禘”即为“魯の国で天子が行う始祖を祭る大礼”的文化含义。
  文化翻译观认为,译文不该拘泥于对原文本的描述,而应实现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而刘德润的“禘の祭り”仅仅传达了“禘”是一种祭祀活动,其他文化内涵却没有表现出来,没有实现文化功能的等值。
  例3 子贡问曰:“赐也如何?”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刘德润 子貢がお尋ねした。「私はどのような人間でしょう?」孔子はおっしゃった。「お前は器だよ。」子貢が更にお尋ねした。「どのような器でしょうか?」孔子はおっしゃった。「宗廟で食べ物を盛る礼器は貴重な器だよ。」
  孔祥林 子貢が尋ねた。「私はどのような人間でしょう?」孔子が言われた。「お前は器だよ。」子貢がさらに尋ねた。「どのような器でしょうか?」孔子が言われた。「瑚璉のような貴重な器だよ。」   瑚琏,即簠簋,古代祭祀时盛粮食的器皿,方形的叫簠,圆形的叫簋,相当尊贵。
  刘德润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将“瑚琏”译为“宗廟で食べ物を盛る礼器は貴重な器”,用解释性的语言说明了“瑚琏”的作用和重要性,但是却不能使译语读者了解“瑚琏”这一具体的概念,未能实现文化交流的目标。
  孔祥林的“瑚璉のような貴重な器”译法,将“瑚琏”的重要性表现了出来,但是译语读者却无法体会其具体功能。
  四、结语
  文化翻译观强调翻译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行动。它认为在翻译时,译文读者应尽量适应文化差异,促使原语文化真正为目的语国家了解并认可。如果仅注重《论语》词语、句法、篇章的翻译策略,很难保证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在海外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解读和传播。而文化翻译观所注重的“文化是最重要的,信息的传递其次”、“尊重原语文化”、“文化因子不可翻译,只可移植或传递”等,为翻译文化空缺,提供了思考的广阔空间;文化翻译观在指导典籍外译上,具有切实的可行性。
  季羡林先生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面对不断变幻的国际国内环境,有效的翻译策略,对于提高中華典籍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孔祥林.论语(中日文对照)[M].外文出版社.2007.
  [2]刘德润、刘淙淙. 论语(中日文对照)[M]商务印书馆.2014.
  [3]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 2017.
  [4]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5]韩悦.《论语》英俄译本中核心概念文化负载词“义”的翻译对比研究[J].中国俄语教学.2019(3):77-87.
  [6]李娜.文化翻译观下《论语》中概念词“仁”、“君子”的英译[J].文教资料.2018(35): 50-51.
  基金:2019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基于文化翻译观的中华典籍翻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ZH201906025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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