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下关二中的任教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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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光熙
温馨的小屋
1971年10月，我结束了知青生活，返城到下关二中工作。
下关二中位于青光山的山坡上，距市中心约3公里，由于初建，生活环境和条件很差。除了几幢教学楼、宿舍，只有一个三合土的篮球场。树木稀少，花草难觅，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遍地，到山下最近的地方吃碗早点，也要花个把小时。学校的两幢宿舍，一幢平房，有两套间、三套间，供学校领导和老教师住。一幢两层楼房，以砖为柱，土基为墙，都是单间，每间长5米，宽3.2米，面积16平方米。楼上光线充足、铺有木地板，条件较好，供女教师住。楼下，水泥地面，紧靠的挡土墙，将后窗遮得严严实实，条件较差，供男教师住。我是刚参加工作的男教师，理所当然地分到了楼下的单间。
但这样一间住房，对多年与父母同住，当知青时与同伴挤在一起的我来说，已经是梦寐以求的“小窝”了，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独立天地。领到学校借给的单人床、书架、办公桌、凳子，我兴高采烈地搬了进去。
利用课余时间，我不断在房间里“折腾”，对房间进行“技术改造”。每月27块5的工资，迫使我一分钱掰成两半用，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能自己动手就自己动手。今天，在洗脸架上安个放置毛巾的木架;明天，安盏日光灯;过几天，改改电灯开关和电源插座的位置;再过几天，做个电炉、报夹。后来又安了台矿石收音机。这台自制的土收音机，要拉长长的天线，只能收一个台。这些改进虽然很小，但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小屋更为舒适方便。
前窗的外面是走廊，透过玻璃，里面一览无遗，毫无隐私可言，必须安块窗帘。可那时，每年只供应一尺七寸布，穿衣服都显得紧张，哪有多余的布。我当知青时，衣服破了，找不到补的布，只能拿两块鞋垫补在背上。东翻西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又脏又破的塑料布。脏还好办，洗洗就行，破就麻烦了。我拿着洗净的破塑料布左看右看，突然灵机一动，找来块医用胶布，一本地图，对照着把胶布剪成一块中国地图，刚好把破口粘好遮住。可上面还有一个小洞，又用剩余的胶布剪出个圆形，盖在上面，涂点颜色，成了一幅红日照耀下的中国地图。同事们见到，问我哪里搞来这么一幅别具风格的画。走近一看，不觉哑然失笑，原来是块补丁。
1975年，28岁，工作稳定，已找到女友的我准备结婚了。结婚的新房，无可选择地确定为我这小小的单间。
结婚是件大事，新房的装修布置更是大事中的大事。女友远在临沧，乘车来都需要两天，这样，装修新房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
刚一动手，问题就来了，首先得把土基墙粉刷一下，可我却买不到刷墙用的石灰。正一筹莫展之时，问题却意外地解决了。
二中的旁边是州商业局所属的一个仓库。守库的老头，原来是州商业局的局长，我家的邻居。“文化大革命”中不知犯了什么事，局长职位被撤了，派来守仓库。许多当年对他毕恭毕敬的人现在嘴脸都变了，而我从不“尊贵欺平”，对他仍和原来一样，“伯伯，伯伯”地叫着，有时还到他那里坐坐，他对我印象很好。那天讲起石灰的事，他一拍大腿，说：“你怎么不早说？我这里前几天粉刷仓库，还剩下点，你拿去用吧。”我如获至宝，马上端了一盆回去。当了几天粉刷工，在把自己也“粉刷”成一个“花猫”的同时，把房间刷得又白又亮。
我楼上的同事结婚时，把屋子隔为两间，感觉很好，我决定也把房子隔一下。可材料在哪里呢？我的运气实在不错，就在这时，学校搞基建，拉来一些原木，解开后留下不少边皮废料。我找管基建的副校长要了点边皮板，还捎帶要了几根学校嫌短不用的椽子。再给工人送了点烟酒，请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帮我隔房子。
材料毕竟是要来的，长短不一，宽窄各异，做起来很不凑手。我只得自己充当设计师，“指挥”工人施工。材料短，我“因材施教”，把不够的地方，开成个窗户，不但漂亮，还增加了里屋的光亮。边皮板窄，我把门的位置作了改动，既方便行走，又好摆放东西。结果将就材料，顺利完成施工，比楼上同事家更方便实用、美观大方。那位同事来看过之后，不得不啧啧称赞：“可以，可以。不错，不错！”
隔墙做好了，但十分粗糙难看，还得给它穿件“衣服”。我到图书馆要了几张包书的牛皮纸，又忍痛花钱买了几张白纸，先用牛皮纸打底，包住边皮板，再把白纸裁成小张，整整齐齐地粘在牛皮纸上。贴纸那天，我本来约好一位同事帮忙，一人涂浆糊，一人贴，谁知他临时有事来不了。我又性急，不愿改时间，只得一个人一会下来涂浆糊，一会爬上去贴纸，“上蹿下跳”，好不容易把隔墙裱好。隔墙穿上新装，屋子显得更漂亮了。
房间装修好了，下面最重要的事就是制作家具。对当今的青年来说，这事再简单不过了，到家具店走一趟，要什么选什么，分分钟搞定。但对当年的青年，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事情就复杂多了。从买木料、解板子、储存风干、制作、上漆，到买漆、买酒精、买胶、买钉子，几乎每一步都要自己动手。许多东西如木料、紫胶漆和酒精，花钱也很难买到，要拉关系走后门，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获得一套勉强过得去的家具。
其实早在一年之前，我就开始制作家具的准备工作。下关没有木材市场，买木料要到林区去。刚好父亲所在的下关饭店要买木料，父亲到林区出差，顺带帮我买了一截松木。又用一瓶酒和一条烟，跟林区的工人换了一根夜蒿木，这样我幸运地靠父亲轻松买到了木料。我找了张手推车，请了几个朋友，把木料拉到离家3公里外的木材加工厂。在该厂一位同学的帮助下，把木料解成板和条，再运回家中。家中地方狭小，无处可放，幸好床下空空如也，于是只能堆放在床底下。湿木是不能做家具的，床下空气不流通，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风干。这样我只得隔几天，就把木料抬到外面透风。每搬一次，都要弯腰驼背地钻床底，弯来拐去地上下楼梯，进出院子，累出一身臭汗。
木料终于风干了。许多知青回城以后，男的学木匠，女的做裁缝。可我实在太笨，学了几个月木匠，只做出一张摇叮晃荡，站都站不稳的桌子。无可奈何，只得出钱请人制作家具。我请的这位木工也是业余的，只能利用休息时间来做，进度缓慢。我几乎每天都要抽时间去“监工”，查看进度，检查质量，还要帮忙买点钉子、胶水之类的东西。做沙发时，需要几根宽的条子，我急得四处奔走求救，跑了许多地方，幸运地在一位同学那里，用几根窄的条子换到了宽条，沙发才得以做成。由于木料的关系，高低柜的柜门上有几个黑色的大结巴，十分难看刺眼。这难不倒我，有了原先做窗帘的经验，我买来一张木纹纸，请美术老师，画了一幅画，下面是浩瀚的大海，上面是险峻的山峰，遮住了两个大结巴。再剪出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盖住右上方的结巴，难看的门面变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几个月之后，家具完工了，有高低柜、沙发、写字桌，再加上碰巧买到的双人床，一套家具终于配齐，搬运到小屋中。 最后一道工序是上漆。买紫胶漆和酒精，又让我颇费了一番周折，还好都买到了。请同学小王上完紫胶漆之后，再上几道青光漆，便可大功告成。我认为上青光漆比较简单，决定自己动手。谁知我性子太急，第一道未干，就刷上第二道，结果第二天一看，到处是白皮和气泡，急得我赶快用砂纸打磨，又搬到太阳下晒，都毫无用处。最后病急乱投医，先用紫胶漆刷一道，干后再上青光漆，居然瞎猫碰上死老鼠，把问题解决了。
为了使家具美观耐用，我还托人到工厂，买了一块塑料贴面，准备贴在桌面、高低柜、茶几的表面上。为了把贴面切开，我测量出需要贴塑料贴面的各个面的尺寸，研究了机器切割的方法步骤，然后抬着长2.4米，宽1.2米的塑料贴面，迎着四季不停的下关风，步行数公里，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用他们厂的切割机，把贴面准确切开。粘塑料贴面时，我“发明”了一套特殊的工艺。先用酒精涂在面上，点火一烧，趁热涂上胶水，迅速将塑料贴面压上，粘得又平整又牢固。数十年了，至今尚未脱落。
上了漆，又贴了塑料贴面，家具焕然一新，整个小屋熠熠生辉。经过这一番辛苦和折腾，我的新房就要落成了，我却累得好像脱了一层皮。远在临沧的未婚妻坤，深知婚前准备的艰辛，几次来信，要提前来和我一起布置新房，我不愿让她辛苦，婉言拒绝了。当一切基本就绪，她赶到下关，见到我的时候，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面黄肌瘦，头发老长，胡子拉碴，衣服脏兮兮的，完全变了个人。她心疼得几乎流泪，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过来，以减轻我的劳累。她顾不得休息，立即上二中，入新房，和我一起完成最后的布置。
新房的里间，面积约10平方米，家具沿墙整齐地摆放。沙发与茶几放在窗台下，窗上挂着粉红色的窗帘和未婚妻自己编织的窗花。三抽两柜的桌子紧靠床，既是床头柜，又作写字台。桌上放着收音机和临时借来的台灯，书架和方桌分放在两个角上。高低柜的矮柜上装有镜子，兼做梳妆台。中央围成一个约4平方米的空间。面积虽小，但进出活动十分方便，是卧室、起居室兼客厅。外间面积不到6平方米，横放一张学校提供的办公桌，充作碗柜和做饭的台面。临窗一个煮饭的水泥灶台，对面是一个圆桌、两个小凳，角上放有洗脸架，是厨房、餐厅兼洗脸间。整个布局简洁实用，清秀美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打开衣柜，拉开抽屉，里面空无一物，我的全部家当，就只有这点家具和学校分配的房間，但坤见后仍十分满意。
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我与坤结婚，没有送过她戒指，没有送过首饰，甚至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唯一给予她的就是这间狭小简陋，但倾注了我无数心血的小屋。
我们的新婚蜜月就是在这温馨的小屋里度过的。我们有了自己的小窝，它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和幸福。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的，一个月后，妻子返回了工作地临沧。我一个人，每天仍然像妻子在时一样，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每天上完课，我就匆匆赶回屋中，烧上一壶水，泡上一杯茶，点上一只烟，坐在沙发上，看书读报。或坐到书桌前，备课、改本。看着整洁的房间，听着动听的音乐，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温暖舒适的家令人感到无比温馨。
放假了，我急切地前往临沧，与新婚的妻子相会。临走前，我生怕小偷光顾，像某些家庭一样，连家具一起被盗个精光。于是把心爱的家具全部拆开，寄存到同事家，为了保护这好不容易建起的小屋，我不怕任何辛劳。
几年以后，妻子调到下关，她在临沧的全部家当并到了这里。照理说，房间必定拥挤不堪了，但在我们的精心设计下，淘汰了几件东西，房间仍和原来基本一样。一家人团聚了，在这温馨的小屋里，我们度过了更为欢乐幸福的时光。
1978年，我考上大学，要离开二中了。离开单位，自然无权占有单位的住房，更何况还有新来的老师没有住处。因此，学校正式通知我腾出房间。我无处可去，更舍不得自己辛苦建立的小窝，于是找了教育局的领导反映情况。局领导是我读中学时的老师，帮我说了几句好话。再加上二中很想要我毕业后回校工作，便网开一面，我心爱的小屋保住了。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大理师范学校工作，师范给我安排的住房，面积约40平方米，是我早就期望的两套间，周围的环境条件比二中强多了。这样，我终于要和我可爱的小屋彻底“拜拜”了。
搬家那天，我的心情特别复杂，既为到了条件更好的新单位，有了面积更大，环境更优越的新居而高兴，又对陪伴了我十来年的，我亲手改造的温馨小屋而恋恋不舍。
在大理师范工作期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人民的生活迅速改善。几年以后，我搬到了一套面积6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带厨房、阳台和卫生间的房间。1999年，集资购买了现在的住房。
现在的生活、住房条件，与在下关二中时早已无法相比了。但不知为何，我就是忘不了二中的那间小屋。
离开二中不久，我特意上山，去看看我心中的小屋，现在怎样了。可惜新主人不在，房门紧锁，窗帘紧闭，什么也看不到。过了几年，我再上二中，那幢平房宿舍，还在惶惶不可终日地苟延残喘，下面的二层宿舍楼竟已尸骨无存，我可爱的小屋也随之永久地消失了！我常常问自己，凭心而论，那间小屋在当时也很普通，与我现在的住房更是远远无法相比，为什么我会对它一直恋恋不忘呢？渐渐地，我明白了，是我对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是我用自己的双手，不辞辛劳，在友人的帮助下，一点一滴地把一间普通简陋的土基房，变成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小窝。是我和妻子，用自己的爱心，呵护和完善了它。我所深切怀念的，不仅是小屋的温馨，更是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的温情，是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送冬衣
下关二中的学生中，有部分山区学生，家庭生活极其困难，有的人冬天都还身着单衣，在下关的寒风中，冻得哆嗦发抖。1974年冬，学校决定从校办工厂的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给困难学生添置冬衣。由于道路流通不畅，当这批给学生过冬的绒衣运到学校时，学生已经放假了。照理可等开学后再发，但学校想来个“雪中送炭”，在寒假春节期间，就让学生感受到母校的温暖，于是决定派人把衣服给学生送去，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 这批学生分布在下关山区，包括最边远的乌栖、己早等地。我骑自行车，先到距离下关最近也是交通最方便的大波箐。沿西洱河西行，过温泉、轻载庄，推车上坡，沿一条山间小道走了5、6公里，在苍山的褶皱中，出现一块小小的平地，几十间破旧的民房散落其间，这就是大波箐。一股清澈的水流从村边淌过，流入沿苍山山腰而建的水渠，注入下关，提供了我们每天饮用的洁净水源。在这里，我很快找到了要找的学生，把绒衣交到他们手中，在家人的千恩万谢和一再挽留中，愉快地离去。
第一趟的顺利，增添了我的信心。第二天，我又骑车来到7公里外的吊草黄家村，高四班的学生黄学兰家。她家七八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漏角里，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显然家境十分贫寒。收到我送来的绒衣，一家人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感激。她母亲手脚麻利地动手做饭，一个多小时以后，一桌丰盛的饭菜神奇地摆在我面前，桌上有青菜、豆腐、咸菜，还有当年十分稀罕的鸡蛋，定量供应的猪肉，这和当时城中办婚宴的酒席相比也毫不逊色。我一方面感谢她家的盛情款待，另一方面不觉有几分疑惑，她家的伙食怎么这样好？这顿饭花的钱可能比我送来的绒衣还多，他们这样做划算吗？如果生活真的这样好，有必要给她送绒衣吗？
饭后，听说我还要到其他山村去，她哥哥黄学文自告奋勇，为我带路。我们登高山，下峡谷，钻密林，过草甸，在人迹罕至的小道上，步行数十公里，到了大小麦地、富母国等村庄，向杨四光等学生送达了代表学校温暖的绒衣，再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返回黄家村，已是夕阳西下时分，两人又累又饿，急忙到厨房找饭吃。可是整个厨房里只有半笼剩饭和一碗腌菜，这让我看到了黄学兰家平日真正的伙食。为了招待我，他们一顿就用光了平时吃几顿，甚至好几天的菜，用掉了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的肉和蛋。这是何等贫穷的生活，又是何等淳朴真挚的情感！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几十年后仍难以忘却。
至此，我要去的地方，只剩下最边远的乌栖、己早两个山村了。这是我从未到过的小村，只知道在下关西南方，离城约40公里的哀牢山上。那里山高谷深，没有公路，不能骑车，只有几条山间小道。于是我先乘班车，来到大合江。这原本是一个闭塞的河边小村，西洱河四级电站的修建，才使这里变得繁华热闹。跨过栏河大坝，沿着号称“七十二道拐”的小道，在陡峭的山崖上攀登。經过了上百个转弯，才爬上了位于半山腰的一片阶梯平地——外红岩。我曾到这里参加过建造“大寨田”的劳动，因此比较熟悉，但至此以后的道路就全靠摸索了。
在村民的指点下，在崎岖的山路上又行走了两个多小时，我来到大队所在地——桃树。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已经在山上艰苦攀登了五个多小时，满头大汗，又饥又渴，又苦又累。见到掩映在密林中的大队部，心中大喜，暗想可以美美吃喝一顿，好好休整一番了。谁知走近一看，大门紧锁，空无一人。四周更无一家商店，找不到任何可以充饥解渴的东西。连继续前行，也不知路在何方。
照理说，我应该找户人家，安慰一下空空如也的肚子，补充流失的水分，养足精神，至少也要问明路径，再行前进。但当年的我年轻气盛，曾一天走过70多公里的山路，又刚在农村劳动锻炼了几年，心想区区40公里根本不在话下，决心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当天赶到乌栖。便忍住饥渴，朝西南方向，向山上爬去。再走了几个小时，太阳被高高的苍山遮住，天很快黑下来，气温骤降。峡谷的天气中午炎热，早晚寒冷，山风吹来，冰冷刺骨，被汗水湿透的衣服，裹在身上，整个人仿佛浸泡在冰水中。我爬了整整一天的山，几乎水米未进，此刻饥饿寒冷一齐袭上身来，令人苦不堪言。随着夜幕的降临，周围一片漆黑，高大的林木，时而寂静无声，时而枝叶乱舞，沙沙作响。由于没有准备夜行，我连手电都没有带。脚下的路不知通向何方，而且路也只是依稀可见，还不知是否有野兽出入。举目四顾，见不到一个行人，望不到一间房舍，不知将怎样度过这一个艰难又可怕的夜晚，一种强烈的恐怖感油然而生。
我后悔万分，想不到一时大意逞强，使自己陷入了如此险境，真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此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一个村庄，遇到一个人。但是在这陌生的深山里，我到哪里去找呢？正在焦急万分之时，突然发现山坡上出现几点微弱的灯光，好像空中的星星在闪烁。有灯光就有人！我心中一阵狂喜，忘记了饥饿和寒冷，不顾疲劳，也不管脚下是否有路，跌跌撞撞地奋力向灯光奔去。果然那里有几间破旧的民房。我急促地敲开一户人家，只见他一脸疑惑，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看到夜间突然出现个背着个大包（绒衣）的陌生人，似乎怀疑我是背着电台的空降特务，说不上三句话，就把门关了。不管我好说歹说就是不让进屋。后来听说我是学校的老师，想了想说：“对面有几个知青，你说你是老师，你找他们去。”听到有知青，我立即喜出望外。天下知青是一家，我刚当知青返城不久，二中的毕业生就有当知青的，找到他们，就像找到了家，何愁之有。
进入知青点，虽然没有一个熟识的，但我身份一亮，几句话过后，大家就如同见到亲人。一边端茶递水热情地交谈，一边忙着生火做饭，同时把我的湿衣服换下烤干。在烟熏火燎中，不多一会，一大碗香喷喷的苞谷饭就做好了。可惜没有新鲜蔬菜，他们只得剥出几个平时舍不得吃的核桃，用油一煎，给我做菜吃。在哀牢山的深山峡谷中，在这间狭小破旧简陋、拥挤不堪、又脏又乱的屋子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热情的笑脸，我先前的劳累、寒冷、饥饿、黑暗、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从精神到肉体都感到无比畅快，仿佛一下从“地狱”进入了“天堂”。
吃饱喝足之后，为了表示感谢，我给他们讲了个我当知青时，给同伴讲过的科幻故事——《一封残缺不全的电报》，听得大家时而屏声静气，急待下文，时而如痴如醉，连声叫好。后来，故事会变成了音乐演唱会，一首接一首的歌曲在这个小山村里久久回荡，他们度过了下乡以来，一个最愉快的夜晚。
第二天，与这些原来素不相识的知青依依惜别。他们也没有到过乌栖、己早，结果还是昨天不让我进门的那位村民给我指了路。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的碎石小路，登上山顶，乌栖村终于遥遥在望。 进入乌栖村，轻松地找到了那几个学生，分别发送了绒衣。他们在感激之余无不惊叹，我竟能一个人走到这里，因为连他们土生土长的人都会迷路的。然而更让我震惊的是这些家庭的贫困，真可以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来形容。家中除了点简单的农具、炊具，见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一条破被像渔网”是床上用品的真实写照。隆冬季节，不要说棉衣、毛衣、绒衣，连件夹衣都没有。每家最引人注目，必不可少的，就是房中央的一个大火塘，浓烟滚滚，终日不熄。一家老小闲时就围在火塘边取暖度日。我亲眼见到有的小孩，早上起来，全身赤裸，钻出被子，就蹲到火塘边。没有衣服，美好的童年外出玩耍的资格都被剥夺了。拿到绒衣的学生，马上迫不及待地穿在身上，感到无比温暖，露出欣喜的笑容。看到这些，我几日的辛劳一扫而空。
己早和乌栖只有一河之隔，走下山谷，趟过小河，再向上爬数百米，便到了己早村，很快送完冬衣。己早的知青中有几名二中的毕业生，在艰苦封闭的环境中，在枯燥乏味的日子里，见到来自家乡的友人，见到自己的老师，都十分兴奋，大家有说不完的话，不但拿出最好的食品招待，还挽留我住了一夜。
任务顺利完成，身上的大包绒衣卸除，我应该感到一身轻松，但想不到回到乌栖，我却全身无力，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头晕乎乎的。用手一摸，额头滚烫，才知道自己病倒了。原来前天夜晚冷风下的湿衣服，让我着了凉，再加上饥渴劳累，吃了煎核桃之类的燥热东西，患上了重感冒。
怎么办呢？照理我应该再去己早村的知青点，或者上送了绒衣的学生家，但我不想再返回己早村，去麻烦知青，更不想给已经很困难的学生家庭增加负担。来不及细想，我走进了乌栖小学，这里只有三位老师，与我素未谋面。听说我是二中的教师，看我病得不轻，立即铺床拿被，招呼我躺下，熬来姜汤，给我喝。又到学校的菜地里摘了些新鲜蔬菜，给我做饭。那时农村缺医少药，乌栖村连个赤脚医生都没有。一个老师二话不说，拿起锄头就上了山，晚上回来把挖来的草药煎好，送到床前让我服下。他们做得那样的自然，好像理所应当，好像照顾的是自己的亲人。我内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温暖。
二中的学生听到消息，也纷纷赶来，虽然家境贫寒，他们还是拿出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几棵青菜、一小块腊肉，以表示自己的一点点心意。
在良好的照顾和及时有效的治疗下，我的病很快就痊愈了，第三天，我便不顾三位老师和那几个二中学生的挽留，返回下关。
开学了，那些学生穿着绒衣回到学校，寒冷的下关风已经奈何不了他们了，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学校送给他们的温暖。我也同样感受到了温暖，在黄学兰同学的家里，在那个不知名的山村，在乌栖小学。
拉 练
1974年4月，国家在一些厂矿单位和大中学校，组织了野营拉练活动。作为下关二中的一名教师，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
这次下关二中的拉练由四个高中班和部分教师共200多人参加。由精明强干的苏老师带队。各班班主任负责组织管理本班学生，只有高一班班主任严老师因事请假，由科任教师李老师代管（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又由我代管）。我则担任了一个最为艰苦的工作——打前站。就是带领每班精选出来的两三个身体强壮，能吃苦耐劳的学生，除了自身的行李外，还要背上行军锅、炊具，提前出发。到达宿营地点后，安排好食宿地点，买柴买米买菜，挑水做饭，保证大队人马到达之后能吃饱、住好。
经过一番动员、组织、准备，4月3日，队伍出发了。我带领10名打前站的学生，走在最前面。刚刚离开下关市区，一场瓢泼大雨從天而降。我们无处躲藏，又急于赶路，只能顶块塑料布，冒雨前行。待到雨停，半身已经湿透，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只是加快了脚下的步伐，用剧烈的运动来抵御身体的寒冷。
穿过凤仪坝子，翻过分隔下关与宾川的黑石山，下午三点多钟，我们来到了宾川县境内的排营。我拿着下关市武装部的证明，找到排营小学的校长。校长很热情，立即根据拉练的学生人数，安排了几间教室供大家住宿，又选了一块空地，给各班埋锅造饭。安排就绪，各班打前站的同学立刻忙碌起来，六点来钟，一阵阵饭菜的香气弥散开来。
可是，大队人马却迟迟未到，我和几个同学沿来路找去，直到山脚，才遇到他们。原来，他们躲雨耽误了一段时间，翻山时，有的同学走不动，相互等待，结果越走越慢。大队人马吃完饭，安排好住宿地点后，清点人数，发现还有几个同学未到。我再次带人上山，找到了那几个脚上起了血泡，可怜兮兮坐在山上的女生。连背带拖，好不容易才把她们带了回来。这样我又当先遣队，又当收容队，几番折腾，也累得够呛。第二天，经过30多公里的行军，来到宾川县城牛井，食宿在牛井完小。宾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曾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知青生活。牛井完小是我当知青的起点，1969年1月19日，我们从下关步行出发，次日来到牛井，住在与牛井完小一墙之隔的经研所。几天后，各生产队的马车云集这里，把我们拉到插队落户的村庄。距今已五年多了，却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改变。只是那扇当年知青为了方便从经研所直达小学而撬开的窗户，被关上封死了。
经过两天行军，许多缺乏锻炼的学生都已疲惫不堪，领队苏老师决定，在牛井休整一天。借此机会，我和几个打前站的学生回到插队落户的余家庄走了一趟。傍晚时分，我们回到县城，各自归去，准备第二天登鸡足山的艰苦行程。
登鸡足山
鸡足山是一座佛教名山，海拔3000多米，气候呈垂直分布，山高林密，溪流瀑布，随处可见，风光之秀美，中外闻名。最盛时期，山上有300多个寺庙，暮鼓晨钟，连绵不绝。我到宾川插队之后，登鸡足山就成为重要目标，终于在1969年“五四”青年节，登上了峰顶。现在是第二次登山了。
我带领打前站的学生，越过炼洞坝子，翻过一座小山，来到花桥水库。当年路过此地时，我们在密林中穿行，伴着溪流行走。现在却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想不到短短几年，环境被破坏得如此严重，心中很不是滋味。
再翻过一座小山，来到鸡足山脚下的沙祉（现鸡足山镇），沙祉离县城牛井30公里，是上山的必经之路。当年我们从余家庄出发，到牛井7公里，再往返大小村约同伴老挺，6公里，来到沙祉，已是晚上8点，共走了43公里。现在从炼洞过来，不过走了10来公里，自然十分轻松，我们没有休息，直接向山上爬去。鸡足山景点密布，从山脚到山顶，比比皆是。上次是晚上，看不清楚，这次则一览无遗。沿途石刻、小桥、古亭、牌坊，一个连着一个，溪流、瀑布随时与我们相伴，令人目不暇接。可惜我们急于赶路，来不及细看。 登上山腰，走进我们当天宿营的地点——祝圣寺。这是鸡足山最大的一座寺庙，是朝山者的必到之处。寺庙隐藏在一片密林之中，面积广大，布局严谨，建筑雄伟。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又被附近群众和上山人员盗抢，已变得残破不堪。与全盛时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寺外不远处，有一片竹林，穿过竹林，是一个雄伟壮观的大峡谷，一股高高的飞瀑，从天而降，其“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足与庐山瀑布相媲美。
第二天一早，队伍便出发了。这是鸡足山最艰险，最难爬的一段。上次登山，我们只带了一支电池即将耗尽的手电筒，浓密的树丛遮盖了皎洁的月光，道路只是依稀可见，许多地方漆黑一团。我们多次走上岔道，甚至摸到悬崖边上，险象环生。现在白天行军，不但危险尽除，还可欣赏沿途的风光，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险峻怪异的奇石异草，一座座隐藏在花间树丛中的古刹寺庙，看得我应接不暇，如痴如醉。可惜所有寺庙都饱受摧残，僧侣被遣散，宗教活动被禁止，因此，既没有暮鼓晨钟，更没有如云的香火。门窗破损，佛像倒塌，荒草丛生，一幅凄凉破败的景象。就连峰顶的宝塔，也险些被炸毁。下午两点多钟，我轻松地登上了鸡足山的顶峰——天柱峰。
站在顶峰，向四方眺望，万里河山，踩在脚下。不仅整个宾川，连丽江玉龙雪山，大理苍山洱海都尽收眼底。山顶上有一座寺庙金顶寺，寺中一座雄伟壮观的宝塔——楞严塔雄视四方，塔内有楼梯拾级而上。当年，我们在深夜两点多钟登顶，曾在塔内住了一夜。四人只有一块油布和一床薄薄的棉毯，冷冽的寒风以排山倒海之势灌入塔内，冷得我们根本无法入睡，只得起来烤火，坐在塔中，熬了一夜。真切地体会到了“高处不胜寒”。
鉴于切身的经验，在峰顶和塔中游览观赏之后，我建议离开顶峰，到背风处住宿。大家沉醉于顶峰的无限风光，坚持在顶峰上住。我只得带高一班的学生下山，我们往回走了500多米，住在低凹背风的铜瓦殿。
这一夜，在大山的怀抱里，在铜瓦殿的庇护下，我们睡得很好。但在山顶上的其他班学生就惨了，前半夜，凭着年轻人的朝气和初次登顶的新奇，还能围着火堆，谈天说笑，唱歌作乐。后半夜则困得不行，却冷得不能躺下入睡。只能坐在火边，苦苦挨到天亮。
在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我带着高一班登上了峰顶。这是我第二次在鸡足山看日出，因此能准确把握日出的时间。而此时，其他班学生，为了看日出，已经在寒风中冻了一个多小时了。这些萎靡不振，呵欠连天，瑟瑟发抖的学生，见到精神抖擞，整装待发，适时赶到的高一班同学，个个脸上露出了惊奇和羡慕的神色。
太阳出来了！只见昏暗的天空，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从峰顶往下的层层云雾渐渐露出自身的颜色，像一片波涛汹涌的棉海。东边山顶的薄云，以粉红、桃红、鲜红的颜色慢慢变幻，群山也跟着变幻。太阳升起来了，它先是露了个弯弓，而后冉冉上升。当整个太阳由弯弓而圆满、快要离开山顶时，还粘在一起，跳动了几下，才脱离开来。就像母亲腹中就要分娩的胎儿，尽管向往未知的新世界，但对母亲仍然深深的依恋。
阳光首先照到塔顶上，给宝塔镶了一个金顶。阳光逐渐下移，扫过塔身，照到欢乐的人群身上，虽然温度不高，但却使人热血沸腾。大家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和寒风，一齐欢呼雀跃起来。我伸出手掌，将太阳托在食指和拇指之间，照下了一张手托红日的照片，作为永久的纪念。
观完日出，我带领打前站的学生，匆匆吃了点头天的剩饭，立即向山下奔去。
下山走的是另一条道，从鸡足山直插洱海边的双廊。这是一条我从未走过的路，其他人更没有走过。来到山凹处，出现岔道，右边指向一座山峰，左边向下，我们要下山，自然选择了左边。我做好路标，向下走去。道路开始还宽阔清晰，渐渐地越来越窄，许多地方被荒草掩盖，只是依稀可见。为了防止后面的同学找不到路，只得不顾辛苦，边走边做路标。在醒目的树上、石头上用粉笔画箭头，以指明前进的方向。
与沙祉上鸡足山的路上完全不同，这一路荒芜人烟，见不到一个行人，没有一所寺庙，连人类活动的痕迹都很难见到，是一派原始的生态环境。参天的古树遮天蔽日，烂漫的山花满山遍野，清脆的鸟鸣时起时落，清泉飞瀑不时神秘现身。甚至还有松鼠、野鸡从身边闪过。我到过许多地方，却从未见过这样独特迷人的风景，想不到这样美妙绝伦的地方，居然无人路过，无人欣赏。
我越走越心虚，怀疑路是否对，如果路带错了，几百人陷在荒山之中，后果不堪设想。我期盼尽快见到洱海，它与鸡足山只有一山之隔，可是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小山，就是见不到洱海。这条不知名的小路不知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走了10多公里，正在心焦气急之时，前面出现了一间牧羊人的小木房。像溺水者发现救命稻草一样，我们急忙奔上前去问路。一位饱经风霜，脸像树皮一样的老人开门见到我们，大吃一惊，也许他的门前一辈子都没有突然出现过这么多人。我急忙递上一支烟，很客气地与他交谈，他才逐渐镇定下来。从他口中我知道，这是鸡足山通往双廊的老路，自从另一条更短的直达双廊的路开通以后，这条路已经多年无人经过了。原来，岔路口右边那条上山的道路，才是正道，翻过那座山峰，就可以见到洱海。他还告诉我，这里离大队只有3公里多一点点。大家一听，精神振奋，区区3公里，小菜一碟，到大队可以好好休整一番了。
谁知3公里好走，“多一点点”就难走了，走了3个3公里，也没有见到大队的影子。久居深山的老人，距离的概念实在模糊，我们“上当”了。
正在垂头丧气之时，翻过一座小山，在山凹中出现了幾间草房，这正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大队。此时我们已经辛苦跋涉了20多公里，早上吃的一点点剩饭，已消耗殆尽。除高一班的学生和我外，其他几个同学，昨晚熬了一夜，早上又冻了一个多小时，早已筋疲力尽，动弹不得了。于是，我下达了休整的命令，高一班的学生和我做饭，其他同学睡觉。那些同学一听，喜出望外，放下背包，趴在上面，立刻鼾声四起。
我和两个高一班学生，找到一家农户，向他买了点米、柴和蚕豆，又高价买了块腊肉，立即动手，烧火做饭。不到半个小时，一桌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就做出来了。大家吃得那叫一个香，我当知青时，有段时间，顿顿吃蚕豆，倒了胃口，见到蚕豆就想吐，现在反而觉得美味无比，是世间少有的珍品 “酒足饭饱”，精神振奋，我们又出发了。临行前问了下路，说这里到双廊只有10多公里，而且是大路，比较好走。10公里我倒不怕，“多”就说不清楚了，谁知道又会多出多少来。
幸而，这次村民没有说错，走了15公里左右，我们就见到期盼已久的洱海了。当险峻雄伟、白雪皑皑的苍山和碧波万顷、白帆点点的洱海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时候，大家不由得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
走进双廊，时间不到下午4点。我联系好住处，各班同学准备好柴米油盐之后，我就让大家睡觉，两小时以后，再起来做饭。因为我很清楚，大队人马绝不会早早到来。
果然，直到7点多钟，才有人陆续到来，而且一个个疲惫不堪。来到后，无一例外地，连准备好的饭菜都懒得看一眼，丢下行李，倒头便睡。8点多钟，高一班同学全部到齐，精神也比别班好得多，这显然得益于头天晚上的好觉和看日出的效率。这时，高一班的同学才真正感受到，我下峰顶住宿的决定，是何等“英明正确”。
安顿好高一班后，我又带了几个身体较好的学生，充当起收容队的角色，上山接人，直到10点多钟，在带队老师焦急万分的等待和多次的接送中，最后一个同学终于平安到达。原来在下山途中，头天晚上没有休息好的学生，中途没有吃饭，又饿又困，许多人实在走不动了，便丢下行李，张开四肢，呼呼大睡，任人怎么叫，就是不起来。满山遍野上全是东倒西歪、蒙头大睡的学生。
下鸡足山是整个拉练中，最艰苦最磨练人的一段。这次下山，无疑给所有人都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小镇揽胜
按计划，第二天应继续行军，但多数师生均已疲惫不堪，无力行走，只得临时决定在双廊休整一天。
其他班的学生还在酣睡的时候，我带着精神尚佳的高一班学生登上了双廊丽玲峰下的一个小山包，观赏双廊的景色和苍山洱海的绝美风光。双廊在洱海的东岸，背靠鸡足山，西望苍山。清澈的洱海水在双廊转一个弯，再转一个弯，形成了萝莳曲和莲花曲两条海湾。玉几岛、小金梭岛，犹如一对鸳鸯。浮在碧绿的洱海之中，将洱海隔出一个天然的港湾，一条条渔船停泊在海湾。一个头圆身细的半岛伸入海中，像一个巨大的娃娃鱼漂浮在海面上。绿荫掩盖的小镇沿山脚伸延，占据了整个半岛。
我们第一次站在洱海的东岸，展望大理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百里洱海，奔来眼底。碧波荡漾，船只往来如梭。洱海形状如人耳，南北长40公里，东西平均宽6公里。水质清澈，水草丰美，渔业资源丰富，又有调节气候，运输灌溉之利，是大理的母亲湖。
对面的苍山，十九峰一览无遗，山顶的冰雪在阳光的映照下晶莹透亮，反射出道道银光。融化的雪水，顺山谷奔流而下，形成了苍山十八溪，为洱海提供了丰沛洁净的水源。山脚下是平坦肥美的大理坝子，阡陌纵横，沃野连片，村庄星罗棋布。村中的大青树、本主庙既是独特的景致，又是白族文化的象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聪明勇敢勤劳好客的白族人民，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白族文化和悠久的历史。
西南方向，大理城隐约可见，城西的山腰上，白墙红瓦的中和寺成为模糊的斑点。西北方向，一片寸草不生的石坡之下，一片绿荫宛若沙漠中的绿洲，格外引人注目，那是以电影《五朵金花》而闻名于世的蝴蝶泉。之北，洱海与苍山的交汇处，则是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之一的上关花所在地——上关。东南的海面上，散布着游客必到的小普陀岛、望夫云传说中的石骡子、洱海中最大的岛屿——金梭岛、海东胜地天镜阁。极目远望，西洱河峡谷和家乡下关也在朦胧之中。
由于几次超计划休整，原准备绕洱海北端返回的计划被迫改变，第二天全体师生乘船横渡洱海，直达双廊对岸的喜洲。
喜洲是云南著名的侨乡，大理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大理籍的商人，以喜洲为多，号称喜洲帮，主要经营药材、布匹、茶叶。喜洲是历史名城，又是白族典型的商业集镇，是白族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地之一，喜洲和相邻的沙村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乡。
食宿安排在喜洲董家大院，那是喜洲最好的民居之一，当时由政府接管，空无一人。三个气派宏大，装修典雅的四合院连成一串，院中由平整的青石板铺就，楼上楼下全是优质的实木地板，这是整个拉练中住宿条件最好的一处。
中饭后，时间不过一点多钟，根据喜洲的特点，大家决定组织学生参观白族民居。我找到曾在下关二中工作过，现在喜洲二中任教的王老师，请他为导游，带领我和高一班的同学参观游览。
王老师是本地人，为人热情，他很高兴地答应了。
一行人来到杨品相宅，这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的白族庭院格局。即三面为两层楼房，一面为一道墙（照壁）。照壁上绘有精美的图案，下边的花台上开放着各种鲜花，院中的几棵茶树，栽种在由四块大石板围成的花盆中。
再到严家大院，是与董家大院相似的“四合五天井”，即四面由两层楼房围成一个大天井，四个角又分别围成四个小天井。三个大天井又通过小天井或中房连接起来。最有趣的是，楼上为走马转角楼的格局式样，不用下楼，就能走通楼上的每一个房间。建筑为土木砖石结构，门窗为雕刻精细木刻花鸟。房屋装饰为粉白灰墙，局部绘以水墨山水画，典雅大方。门楼门座以精雕青石砌出图案，加以结构繁缛的额阙。整体建筑艺术在白族民居建筑的特色上吸收了西方及江南民宅的优点，形成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
我们来到已被部队占用的将军楼，将军楼是赵府建筑群的一部分，既保持了白族民居传统，又结合西式建筑手法，远看就像一幢西洋别墅。可惜哨兵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无法进入观赏，只得悻悻离去。
最后来到久负盛名的海心亭。海心亭离喜洲约一公里，原置身于洱海中，由于洱海水面缩小，海心亭已被良田包围，而名不副实。
穿过农田，跨过一道小桥，便进入海心亭。海心亭四周的围墙由大理石和花岗岩砌出很高的墙脚，是当年为防备海水侵蚀而专门建造的。院中，一座古香古色的双层中式亭高高矗立。南方是一幢西式小洋楼，估计是当年主人生活的地方。西方是当时常见的，走道居中的两层楼房，可能是佣人的住房及储藏室等。东方和北方则是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花园。东北角和西南角分别是厕所和厨房。整个建筑，布局严谨，错落有致，充分显示出中西合璧的特点。
在整个参观游览过程中，王老师不辞辛苦地给我们带路，兴致勃勃地讲解，百问不倦地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使我们见到了许多平常见不到的东西，增长了不少见识，度过了愉快而有意义的一天。
第二天，体力充沛，精神抖擞的师生，踏上了拉练最后的行程。喜洲到下关34公里，道路平坦，轻车熟路，全体师生顺利地返回学校，拉练胜利结束。
1974年的拉练，距今已经46年了，当年走过的地方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的学生，早已天各一方，不少已事业有成。但回顾往事，还历历在目。拉练磨练了师生们的意志，锻炼了身体，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通过与大自然和社会的亲密接触，了解了现实社会的复杂多样，感受了大自然的无限风光，获得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那次拉练对参加的师生来说，绝对是终身难忘，终身受益。
编辑手记：
1971年10月，袁光熙结束了知青生活，返城到下关二中工作直至1978年考上大学，离开下关二中。7年的时间，作者在下关二中完成了人生中的几件大事，教书育人、娶妻生子、考上大学，下关二中对作者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我在下关二中的任教经历》作者選取了那几年当中三件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来回忆在下关二中的生活。“温馨的小屋”记录作者用双手不辞辛劳，在友人的帮助下，一点一滴地把一间普通简陋的土基房，变成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小窝。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的温情，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送冬衣”小节中，作者辗转于下关最边远的山区，为学生们送绒衣，一路坎坷一路情，给学生送去温暖的同时，作者也被学生、村民、知青们淳朴、善良、真诚的性情所感动着、温暖着。“拉练”记录了下关二中四个高中班的一次野营拉练活动，从凤仪到宾川、到双廊、到喜洲，最后返回下关，期间还登临鸡足山，共历时一周时间。表现了学生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团结互助的品格。作者在写这些的时候，一直都很耐心，甚至可以说是不厌其烦地记录下点滴小事和细节，但全文又张弛有力、节奏进度把握极好，让我们读的时候有很强的在场感和亲历感，对当时的人们的生活、社会的发展状况、大理的自然风光都有了一个真切的认识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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