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的美育思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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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卫星 曹健
关键词：王光祈;美育思想;美育实践;乐教
王光祈是我国最早开始思考建构现代中国音乐学学术体系之人， 其一生著述颇丰，相关研究成果涉及音乐学的各个领域，诸如音乐史学、中国古代乐律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等方面。在王光祈构建现代中国音乐学学术体系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其诸多音乐成果的背后，透露着他美育思想的价值内核，即以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的“乐教”思想为基础、以“礼乐文化”为手段，试图用“音乐”开辟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他将“音乐艺术”视为实施美育的主要方式，用音乐滋润人们的心灵，使人們达到一种“谐和态度”，最终构建“谐和”社会与艺术人生。
一、儒家的传统美育思想
王光祈年少时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其祖父王再咸为清代举人、其父王展松为秀才，而其母罗氏亦是书香世家之后，优良的家族传统使得他对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读了大量的儒家著作，王光祈本人也以“孔子的信徒” ① 自称，王光祈的美育思想更是建构在孔子“乐教”思想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思索王光祈美育思想之前，我们必须对孔子以“乐教”为核心的美育思想加以论述。众所周知， 孔子是我国实行审美教育的先行者，他曾以“六艺”教授弟子，而“六艺”就是包含有音乐在内的美育实践，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创了我国审美教育的先河。
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 孔子十分注重美育的功能与作用，他将“乐”视作为个人全面发展、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孔子在《论语·泰伯篇》曾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① 孔子认为“诗教” “乐教”是人格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他认为教育的最后一阶段就是“乐教”。随后，孔子又提出了艺术素养是“成人”必备素养之一的主张，孔子在《论语·宪问篇》阐明了“成人”应该具备的条件：“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② 即全面发展的人应当具有“聪慧的心智、恬淡寡欲的追求、勇敢的性格、掌握多种艺术才能， 并且能够用‘礼乐’ 增加他的才华。”孔子将“礼”“乐”“艺”“文”等要素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为“成人”的标准。孔子也看到了音乐在治理国家方面的重要作用， 孔子有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③ 孔子认为治国理政的方式之一就是“乐”，且必须为具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④ 特点的“雅乐”，唯有“雅乐”方能完善人格、陶冶情操、安定社会。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在继承了孔子“乐教”思想的基础之上，扩充了“乐”的内容及“乐”的审美主体。《孟子》有载：“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⑤ 孟子的乐教观是以“仁、义”为思想内核的，他将“孝敬父母、服从兄长”的“仁、义”作为“乐”的主要内容，这样的“乐”就能使人心情愉悦， 使得人们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在审美主体方面，孟子强调“众乐乐”。孟子曾曰：“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 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 ’” ⑥ 孟子认为天下安定的原因就是要“与民同乐”、共享“乐”，这一思想主张不仅仅扩大了“乐”的审美主体，而且还将“乐”与政治融合。
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在批判了墨子“非乐”主张之后，提出了“乐教”的社会功能与作用，荀子在《乐论》中有言：“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 ⑦ 荀子认为音乐教育可以使人民心性善良、改变旧的风俗， 先王以“礼乐”教化民众，民众之间友好和睦。荀子极力推崇“礼乐”，他说到：“且乐也者，情之不可变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 ⑧ 即音乐是人们情感的直接表达方式，礼是不可更改的事物的道理。音乐要求和谐统一，礼则要求次序分明，礼乐是关于人心事理的。荀子用“同”“异”二字阐明了礼乐的性质，他认为礼乐具有教化的重要作用。
回顾儒家的美育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美育思想是以“乐教”为主要内容的，儒家诸学说均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 他们一方面强调乐教能够涵养个人人格， 另一方面倡导乐教对于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的促进作用。而儒家强调的乐教并不只是单纯的音乐教育，首先，古时的“乐”是音乐、诗歌、舞蹈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因此儒家所强调的“乐教”是集诗教、音乐教育、舞蹈教育为一体的;其次，儒家学说将“乐教”置于“礼乐”之中，提倡礼乐治国，“礼”与“乐”二者不可分割;最后，乐教的音乐选择必须符合“中”“和”“仁”“义”等思想，儒家诸学说将乐教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之下，王光祈深谙儒家美育思想，他十六岁之前曾先后受到其母罗氏、塾师蒋春帆、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等人的教诲，对儒家思想的了解进一步深化， 这也就直接影响了王光祈的美育思想。
二、王光祈美育思想的音乐文化蕴涵
近代教育学家王国维（1877—1927）是我国第一位提出“美育”的学者，其先后发表《论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育主义》《霍恩氏之美育说》等文章中均可见到他对美育的独到见解。王国维曾称赞孔子“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 ① 他认为孔子实施的教育均属于美育，而孔子所提倡的“乐教”在王国维看来，“儒家的‘乐教’就是美育。” ② “乐教”是儒家美育思想的教育实践， 而王光祈的美育思想就是在儒家美育思想的基础之上生发而来的。
（一）礼乐复兴：改良社会之道
王光祈身处于社会动乱时期， 特殊的社会历史赋予了王光祈救国图存的社会责任， 他一直在探寻一条救国之路， 在经历了工读互助团失败后，他决定赴德留学，企图在国外寻找救国道路。
王光祈起初到德时专攻经济学专业， 三年后转为音乐学专业，思索缘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德国丰富的音乐生活感染了他，王光祈曾以“音乐界之盟主”“听的民族”、研究西方音乐应首推“德国” 等描述德国人民的音乐发展状况。在《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③ 序中，王光祈介绍了德国儿童接受音乐教育的情形： 儿童在年满六岁后进入国民学校进行为期八年的学习，学校有专门开设的音乐课程，等到了十岁左右，中等家庭的儿童将会额外接受校外的音乐教育。由此可见，无论是从音乐教育还是从音乐生活的角度， 德国国民对音乐的重视程度远超于当时的中国。其二，爱国之心的驱使，背井离乡的王光祈在童年时期就经受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情形，救国、强固的梦想自小就在他的心理生根发芽， 当王光祈意识到经济无法救早已千疮百孔的中国时，他决定另寻出路，即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用音乐以救国。其三，尊孔尚儒的学识传统， 王光祈幼年时期对儒家学说的研读也促使他“弃经济从音乐”，因为儒家学说的美育思想观的核心就是乐教， 即用音乐改变社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王光祈已然意识到当时的政治运动已经无法救国，他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中写到：“近年国内一般有识之人，渐渐知道从政治方面去求中国社会的进步， 是已然无望了，大家掉过头来，专向社会方面着手;因为社会是一切政治的本源， 未有社会不良而政治能良的。” ④ 王光祈进一步分析到，政治的本源是社会，而文化则是社会的“思想中枢”，社会改良运动应当从文化入手，“唤醒民族改良社会之道奈何，曰自孔乐复兴始。” ⑤ 确切地说，应是“礼乐复兴”。 我国哲学家沈有鼎（1908—1989）在评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中曾言：“在中国古代， 音乐是唯一的艺术， 也代表了艺术的一切。” ① “乐”在其自觉的发展过程中，于西周时期形成了“礼乐制度”，随着社会的动荡，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中国礼乐传统、礼乐文化未能一以贯之，因此，王光祈此时提出了以礼乐复兴来改良社会的思想主张。
（二）国乐：中华民族之特色
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赋予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民族性特质，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中有云：“大凡一个民族在世界上能维持其相当的位置，与其他民族并立，必须有一种民族文化，以表现他的生活思想，行为，习惯等等———特色，同时又以之促进本族的团结。” ② 这一“特色”就是礼乐文化，确切地说，就是“国乐”，而中华民族性就是“爱和平，喜礼让，重情谊，轻名利” ③。
王光祈认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民族性”，民族性是中华民族繁衍至今的原因，也是中华民族虽屡受外来压迫却仍然存在的原因，而民族性的根源就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确切地说就是孔子诸多学说的主张———“礼乐”。王光祈认为礼乐复兴首先应当“制礼作乐”，即“国乐”，他进一步阐述到：“古人制礼作乐之微意，则千古不磨也。” ④ 礼的作用在于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及处世待人之道，乐的作用在于个人陶冶情操及构建人类和平，礼乐兴，则民族不灭。王光祈回顾当时音乐发展的现状发现： 中国的乐器、乐谱等传统音乐已渐趋没落，而西洋音乐却在我国遍地开花， 因此他提出要制礼作乐。“作乐”就是制作一种符合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这种国乐是以中国古代音乐和当代民间音乐为蓝本的，要具备“代表民族性、发挥民族美德、畅舒民族情感” ⑤ 三个条件，国乐的具体的创作过程主要分为“整理古乐、收集当今民乐、悉心研究”三个步骤。王光祈提倡的制作国乐并不是单纯的复兴古乐， 而是以一种进步的、与时俱进的方式来对古乐加以改造，他倡导利用西洋诸如调式、谱式等工作来制作古乐。其次，国乐的制作要博采众长，一方面吸收古乐中的精华，另一方面发现当今民乐歌谣中优秀的音乐，要将这两方面有机结合。唯有这样的国乐，才能体现中华民族之特色。王光祈极力推崇国乐，究其原因在于他认为音乐艺术具有教化的社会功用，他曾说到音乐能够“使人态度闲雅，神思清爽，去野入文，怡然自得，以领略有生之乐。”“习音乐乃是涵养德性之妙法，胜于读一百本‘修身教科书’。” ⑥
（三）谐和态度：音乐思想之支柱
王光祈主张礼乐复兴、制礼作乐、改造古乐、制作国乐等思想，其核心思想就是“谐和态度”，他认为谐和态度是中华民族的特性。
王光祈认为白种人以“征服态度”的本性对自然、人类进行征服，以至于造成我国今日之物质文明匮乏，为今之计，唯有大力发扬“谐和主义”，以谐和态度与国人联合;当国内谐和一致时， 再以谐和态度与国外同样秉持谐和态度的同胞联系;进而将全人类谐和主义者联系起来，共同对抗“征服态度”的人。王光祈“谐和主义”的提出并不是空穴来风。首先， 王光祈赴德期间，对古希腊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前500）的学说。毕达哥拉斯提倡“万物皆数”的主张，数的规则排列衍生出“和谐”，而和谐与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音乐中的音节就是谐和，这也就是音乐为何能够让人心旷神怡的缘由所在。其次， 孔子的“中和”思想也为王光祈的“谐和”主义提供了借鉴，王光祈认为孔子的学说都是基于音乐之上，孔子发明了音乐的谐和， 他将中华民族培养成了“谐和态度之民族”。由此，谐和主义便成了王光祈音乐思想的支柱。
王光祈美育思想的文化蕴涵就是儒家的礼乐思想，他十分重视乐教的社会功能，他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 提出了制礼作乐———国乐的主张， 希冀以此来改良旧中国的社会状况。
三、王光祈的早期美育实践
王光祈是赴德三年后改修音乐， 随后提出了他的美育主张， 但是在其赴德之前，于1920 年成立的工读互助团便开了早期的美育实践。王光祈所提倡的工读互助团是“半工半读”的形式，其思想来源主要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美育思想以及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等思想。
夏尔·傅立叶（1768—1830）出生于商人世家， 目睹了早期资产阶级在积累私有财产中的各种不合理， 甚至违法行为， 故而离开商界。傅立叶最早开始撰写了《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运动的理论》来阐述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他在《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运动的理论》一文中提到文明制度人们存在的一般偏见，这些偏见概括为“普遍的厄运”和“学究的傲慢”，资产主义承诺给大众的幸福，最后只有一部分人获得。
圣西门（1760—1825），历经了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之后，忽然发现，三权分立下的法国革命，无非是给大资产阶级获取了利益，一般的劳动人民依然处于贫苦之中。1802 年，圣西门创作了《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开始了其一系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探索。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1771—1858），也是一位企业家，在企业创办中，曾经对工人的薪酬问题提出了质疑， 致力于提高无产阶级的劳动、生活水平，欧文的代表作品有《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书》。
王光祈深受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意图在旧中国建立一个“人人助我、我助人人”的理想世界。在实践过程中，王光祈的理想逐渐破灭， 而后开始了走向音乐美育的道路。1920 年， 王光祈仿鉴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的小说《新浦岛之梦》建立了工读互助团。小路实笃在一战之后，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希望在日本建立一个共同互助劳动生活的模范新村。小路实笃的所有梦想都在小说中实现了， 而王光祈受到他的影响， 在1918年与李大钊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 他的具體设想是就是小路实笃的模范新村———菜园。王光祈构想在距离城市不远的地方， 搭建一所两层楼的房子，二楼主要用于学习、交流等使用，一楼是卧室和餐室， 主要用于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菜园周围有闲置空地，主要用于耕种或者是闲暇之时的体力放松，主要目的依然是为了“工读互助”， 后人亦把王光祈的菜园构想称之为“菜园主义”。其后，通过在北京《晨报》上对该“菜园”的宣传，陆陆续续收到不少各地青年的呼应，并得到一部分人的捐款。1920 年，王光祈的“工读互助会”成立了，半年之后，该实体全部解散。王光祈在互助会失败之后，多次与友人讨论，认为会员的选择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菜园”是王光祈践行美育思想的一种重要途径， 但从本质上来说，社会制度的不科学、经济的落后，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致命点。
结语
在王光祈的美育思想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问题有待考量：王光祈提出的礼乐复兴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时代精神相悖;王光祈为何只提倡音乐救国的社会改良， 而不倡导革命。究其原因，其一，王光祈的美育思想与时代风气具有极强的矛盾性，王光祈是一位尊孔尚儒的学者，甚至有复古主义的倾向，而当时的时代却处于大力倡导“科学” “民主”精神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也就造成了两种思想的矛盾性。但是，王光祈的社会美育思想是其在旅居德国期间提出的，德国的音乐社会教育与音乐文化环境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在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之下，王光祈将救国之路投向了儒家文化， 将未完成的“工读互助团”梦想寄希望于儒家音乐思想，最终音乐救国的道路，实则两种思想并不矛盾。其二，年少时王光祈接受的教育与社会改良的主张有着密切的关联，诸如其塾师蒋春帆常常向其讲述维新派的故事，十六岁时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也接受了大量的改革学说，加之自身阶级性的局限性，因此王光祈未能找到解救中国的正确道路，只能倡导改良社会的主张。王光祈在工读互助团实践失败之后，他远赴海外开始寻找救国之路，在德国音乐的影响之下，深受儒家思想的王光祈在礼乐文化的基础之上主张礼乐复兴，积极倡导制作国乐，他将音乐视为存亡继绝的主要手段。他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人格塑造紧密联系，用音乐培养人格，用音乐谐和社会，最终实现艺术人生和社会美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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