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情怀、媒介、谱系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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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宗宇
摘要：敦煌学研究依托丰富的敦煌文献、莫高窟壁画等珍贵原始资料，以学者强大的史料搜集和甄别能力，在一代又一代学者孜孜不倦探索、积淀的加持下，超越传统政治史、经济史等，将史学研究目光向下，对传统研究领域进行突破，拓宽社会文化史、宗教史研究视角，促使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日益壮大并成为一门显学，且涌现一大批优秀的敦煌学著作。其中，游艺文化研究作为研究古人的游艺活动，以求更加切实地了解古代人们的生活实况，成为社会生活史与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游艺文化;敦煌学;评介
由丛振撰写，于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历史著作—《敦煌游艺文化研究》便是游艺文化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该书特色体现于以下两点：一是，基于但是不囿于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进行了研究视角的创新，以敦煌汉唐间的游艺文化为突破点，对其进行系统性的讨论与总结，并对敦煌游艺进行学术性分类;二是，该书以敦煌传统文献与莫高窟壁画相结合的方式，从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力度上，凸显作者扎实的史学考证功力，为读者带来不一样的视角体验。
1温情与敬意：敦煌游藝文化之情怀
《敦煌游艺文化研究》共由七部分组成。敦煌文献浩如烟海，从文献与莫高窟壁画的存遗之中析出游艺资料，将其进行分类，即武功技艺类游艺、岁时节日类游艺、博弈类游艺和儿童游戏类游艺。武功技艺类游艺类有狩猎、角抵、橦技等，岁时节日类游艺有上元节观灯、寒食游艺、清明游艺等，博弈类游艺有双陆、藏钩、樗蒲，儿童游戏类游艺有趁猧子、聚沙成塔等。每一个历史片段的侧写，都更加进一步地拉近人的认知与历史真相的距离，揭开历史面纱的冲动与渴望求知的动机则是对祖国历史与文化之崇高的敬仰与爱慕。恰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言，“对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作为学术著作，作者不仅还原了历史的基本面貌，而且在理论建构上填补了空白，并在传统敦煌游艺资料的基础上，扩展传统游艺试论之内涵。作者总结出敦煌游艺的三大特色：一是娱乐至上、全民参与的娱乐属性;二是谨慎克制、等级森严、社交闲情的儒家内涵;三是多文明、多宗教的交流融合下的文化内涵。
2诠释与创新：图像媒介的加持凸显考证功力
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史料的搜集与利用程度，可以展现一名历史学者的治史功力，不同媒介的使用亦能彰显研究者善假于物的治学能力。正如媒介大师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信息”，从媒介本体出发指出了其不仅是承载内容的“容器”，而且亦是信息。其中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加持作用，更是不可小觑。
随着历史学理论的深入与扩宽，各种新型的史料涌现出来。如何诠释与解读新史料，成了历史学者思考、解决的问题。《敦煌游艺文化研究》突破以往单纯地使用文字符号媒介的模式，以图证史、图史结合的研究方法，重新解读敦煌史料。正如书中有关“橦技”的内容与形态特征描述中，作者利用莫高窟第9、85、72、156窟的相关壁画，对敦煌橦技的戏车高橦、固定式、移动式三种类型进行了描述与分析。亦如在“敦煌武功技艺类游艺”一章的“狩猎”一节中，作者利用汉晋时期的砖画上的狩猎图像，结合莫高窟中各式各样的狩猎壁画对敦煌游艺文化中的狩猎游艺进行阐释，并对从西魏至五代的16幅莫高窟狩猎内容的壁画进行列表，附上了文字说明。这不仅体现了研究者的考证能力，而且图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更是增加了史料的翔实性，凸显了研究内容的真实性，彰显了研究的创新力度，体现了研究的价值性。
此外，中原地区的传世典籍中保存了一些零散的游艺资料，前人尽可能地做了辑录整理并开展相关研究，但是多以文人、士大夫为主。相对普罗大众的游艺研究，中原地区传世的典籍资料的丰富程度还远远不够。敦煌出土文献与石窟壁画中的游艺资料，为研究中古游艺文化提供了新史料、新视野。在《敦煌游艺文化研究》中，作者对于游艺文化研究的学术史的脉络把握恰当，梳理详瞻到位，在充分吸收借鉴以往传世典籍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程度搜集与运用了西北地区敦煌文献与莫高窟壁画的游艺资料，将敦煌遗书与壁画中的材料有机融合，在研究内容上做到了创新。
3整体性与连续性：谱系式文化史脉络的把握
关于历史脉络的把握应呈现出一种谱系式，即对历史整体性、连续性把握的研究方式。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由于依托文献资料庞大，历史年代跨度较广，敦煌学领域的学者要更加注重历史书写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对历史中的某一个事物或某一个侧面进行整体性、连续性的研究。
对敦煌游艺文化的研究，并非静止的、沉寂地进行研究，而是站在一个连续的、流动的时间范围内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敦煌游艺文化研究》采用这种谱系式的研究方式，将敦煌置于隋唐、五代、宋的大事件背景下，对敦煌文献中的游艺文化进行探析，又将每一种游艺都放置在节点社会背景下，从源头入手，对每一件游艺的脉络进行梳理，力图为读者展现游艺的全貌。例如，书中对上元节的燃灯与观灯的研究，首先是对其追根溯源，对燃灯这一活动的三种起源的说法—“汉武帝祭祀太一说”“道教祀三元说”“佛教燃灯礼佛说”，分别对各自的史料进行阐释与分析。其次是从谱系式视角，将燃灯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流动、完善的过程，从全民参与性、信仰等角度对敦煌上元节进行阐释，从而使燃灯这一活动在历史书写的层面上更加立体化，全面化。这种谱系式的研究方式，不仅展现了作者优秀的史料搜集能力，更说明了他对历史事物在历史脉络之中进行多向度、多时间维度的把握。《敦煌游艺文化研究》把握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与连续性，突破以往断代史研究的局限性，力求为读者展现出历史事物的原貌。
4继往与开来：敦煌游艺文化研究的现代性
《敦煌游艺文化研究》较为全面细致地书写了敦煌地区史的一个侧面，即敦煌的游艺文化史。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敦煌游艺进行了新的分类考察与细致论证，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敦煌游艺文化的主体内容，集中地展现了一个地区的较为全面的游艺生活。这些游艺活动如狩猎、射箭等，很多与中原内地有着大致的内容，但是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又有敦煌地区特色。作者的功绩之一在于补充或印证了中原游艺中传世典籍所不见者，并以图片与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对敦煌地区中古游艺生活加以还原。另外，敦煌地区也有一些西北地区特点的游艺活动，如橦技、趁猧子、聚沙成塔等，这些基本上是中西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或敦煌区域特点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异域色彩。作者对这些游艺活动的研究，填补了传统游艺史研究中的空白。但我们还需要看到，作者对敦煌游艺文化的研究并不仅限于敦煌一地，而是结合其他传世史料论证，其研究结论基本上适用于全国乃至整个亚洲东部地区，具有广泛的学术意义。
敦煌承载着历史与未来，敦煌游艺文化研究的初衷在于揭示其文化的现代性，即敦煌传统文化与“此时此地”的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内涵。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反思，所以《敦煌游艺文化研究》一书的功效在于继往开来，通过文献与图像相印证的研究方法，以及对历史书写的连续性的把握，将敦煌地区的游艺文化的历史细节展现在读者眼前。书中的文化书写充满着作者的温情与敬意，表达其对历史研究的一种情怀;书中的诠释与创新表明了作者与时俱进的研究风骨;书中强调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彰显的是作者通过谱系式的研究方法将历史的全貌尽可能地展现于读者的治学严谨性。
虽然该著作在某些史料的分析之处依然有待论证，但历史研究并不是一人之功，愿此书能够抛砖引玉，能够吸引更多对中国的游艺文化与中古基层社会生活史研究有兴趣的同道之人，一起努力并充实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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