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大歌的文化意义

作者:未知

  一、侗族大歌的哲学基础
   (一)传承古老智慧
   侗族大歌是凝结侗族人民智慧的“活文本”。侗族人民自古以来就“以歌替书”,用歌声传承历史,传播智慧。侗族大歌作为中国多声部民歌的代表,反映着侗族人民的哲学思想、文化观念、审美追求。正如樊祖荫所言:“多声部民歌是在与歌唱相关的社会性集体活动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是一种最富有群众性的民间音乐形式,它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得到群众的喜爱和认可。”
   侗族人民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早期的侗族古歌中即有体现。例如,侗族古歌《章良章妹》生动阐释了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辩证法思想。
   《章良章妹》中唱道:
   雨水大涨
   章良章妹
   躲进葫芦瓜,
   随着洪水
   漂到云天上。
   随水上天
   到那雷门口,
   拉弓箭出
   射得雷婆喊爹娘。
   雷婆无法
   拿出天上金银
   来锻造,
   造成太阳月亮
   昼夜都发光。
   上述古歌《章良章妹》有着瑰丽的神话色彩,与其他人类社会早期的口头文学作品一样,反映人类社會早期以神话和诗歌这种象征语言进行思考的真实状态。《章良章妹》中典型的神话思维对于侗族先民早期的社会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反映出侗族先民早期对自身及生活的认识。
   (二)传递和谐思想
   侗族大歌蕴含着侗族人民和谐包容的哲学思想。侗族人民热爱和谐从容的生活,对他者文化具有包容性。这种文化思想在侗族大歌的音乐思维中体现为“和而不同”。樊祖荫认为,分合相间的线性多声思维,即各声部以同一旋律的变体在横向进行时作纵向的叠合,是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思维特征。樊祖荫认为,这种分合相间的线性多声思维特征基于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念。樊祖荫在其论文《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思维特征与中西多声结构差异原因之探究》中对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作了具体论述。他在文中指出:“我国春秋时期即出现‘和而不同’一词,而在先秦时代,‘和而不同’有了更为具体的内涵。先秦时代,‘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因而有别于‘同’。和谐、统一即为‘和’,相同、一致即为‘同’。”樊祖荫列举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而不同”的阐述。例如,孔子从人际关系和社会伦理的角度论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晏子对音乐“和”的阐释是,音乐的“和”为“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同疏以相济也”;《国语·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中对音乐演奏方法的论述“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通过前述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而不同”的阐述可以看出,“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侗族大歌作为集体创作演唱的侗族多声部民歌,寻求共性是审美的必然追求。同时,为了让音乐获得发展的动力,个性的彰显必不可少。因此,侗族大歌高低声部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变化和统一的均衡,巧妙地解决了音乐发展中获得动力和保持平衡二者间的矛盾。这种音乐思维即是侗族人民“和而不同”哲学思想的直接体现。
  二、侗族大歌的文化内涵
   (一)文化内涵
   侗族大歌是侗族世代相传的口述历史,是侗族传统文化的结晶。作为民族历史的重要载体,侗族大歌以歌唱性的口语形式记录祖先的智慧、民族的历史,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侗族大歌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二是侗族大歌是群体性社会交往的语言工具,具有强化母语基础及巩固群体规约的文化价值;三是侗族大歌是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反映出侗族人民温和、自然、诗意的文化气质;四是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文化理念的生动体现,反映侗族人民深谙唯有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人类方能安居乐业的文化智慧。
   (二)文化功能
   侗族大歌作为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文化调适功能。具体在于:侗族大歌使每一位参与者获得文化身份认同,群体的文化自觉得以形成,民族的文化传承得以实现。侗族大歌的歌唱活动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文化活动,以作为个体的歌手参与而形成,使个体在群体间获得文化认同。侗族民间歌队(歌班)成员是同一侗寨中性别相同、年龄相近的歌手,具有相似的生活背景和文化经历。每一次侗族大歌歌唱活动,均具有加深个体的文化认同之效。歌手个体文化认同的增进,促使文化价值趋同的、较为稳定的文化大环境形成。文化大环境的形成在潜移默化中又影响着群体的文化自觉,这种群体的文化自觉使侗族大歌得以传承,是侗族文脉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可见,侗族大歌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是连接个体与群体的重要纽带,是侗族文化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
   侗族大歌为个体文化适应奠定基础。侗族大歌是用侗语演唱的多声部民歌,它以歌传情,以歌载文,凸显侗族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符号的流畅性、普适性、规约性,具有巩固侗族传统文化的功能。对侗族社会个体而言,日常使用侗语交流自然而流畅;同时,个体生活于群体社会,个体使用语言的自由理性不可能摆脱群体长期形成的规范和约束。因而,个体使用侗语不是绝对自由的,个体的理性思维需按照群体的价值系统进行表述,个体必须受到侗族社会文化传统的限制。从这一层面上说,侗族大歌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学习群体规约的范本,而个体对集体规约的学习又促进了以侗语为基础的群体规约的长期保存和发展。
   侗族大歌涵养侗族人民温和、自然、诗意的文化气质。这种文化气质通过侗族民间流传的俗语“饭养身,歌养心”可得到印证。吃饭与唱歌同为侗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在潜移默化间塑造着侗族人民不喜争斗、与人为善的个体性格,在春风化雨中影响着追求和谐的集体文化性格的形成。范可先生认为:“文化是一个内敛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将“文化”释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据此可见,文化是人类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时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侗族人民认为,以物质财富滋养身体,以精神财富滋养心灵,二者同等重要。侗族大歌是集体演唱的多声部民歌,充分发挥人声演唱的自然质朴之美。集体性演唱强调统一和协调,侗族大歌旋律音多在九度以内,属于人声演唱的自然音域,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演唱者之间的合作,促使演唱者与欣赏者之间进行亲切自如的情感交流,创造出和谐的声音之美。侗族大歌常以生活场景所见之物为歌唱素材,使其具有诗意的美感。例如,《蝉之歌》从蝉鸣树枝想到青春易逝,将琐碎生活诗意化。可见,侗族大歌反映着侗族人民和谐、自然、诗意的文化审美追求,这种审美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一脉相承的。    侗族人民崇尚“万物有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侗族人民内心高度认同人与自然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并不认为人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可以对自然资源进行无止境的掠夺。侗族人民乐山、乐水,重视人与自然平衡的生态关系。这种朴素的文化理念与全球提倡的生态文明理念紧密相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面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如冰川融化、土壤流失、气候变暖、流行病毒肆虐等严峻问题,我们更应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侗族大歌当下的文化意义
   中国共產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文章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 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面对环境污染带来的系列后果,人类已经意识到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我国已经将生态文明理念置于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高度。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理念早已融入侗族人民的思想,且不是停留在语言上的苍白表述,而是体现于日常生活的实践应用,融合在民族文化的血液中。侗族大歌中充满自然意境的蝉鸣鸟啼即是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的生动展现,是侗族人民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之情的艺术表达,是侗族文化中万物相依的智慧凝结。
   【基金项目】本文受贵阳学院学科建设项目“乐队配器在贵州花灯戏音乐风格构建中的作用——以花灯戏《红梅赞》为例”(编号:YY—2020)赞助。
  参考文献:
  [1]樊祖荫.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2]张民,普虹,卜谦.侗族古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
  [3]樊祖荫.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思维特征与中西多声结构差异原因之探究[J].中国音乐,2016(1):78-94+128.
  [4]范可.认同、文化与地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6]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当代党员,2019(4):4-10.
   (作者单位 贵阳学院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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