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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研究范式占据了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二者看似相互对立，实际上，都将媒介局限性地理解为功能性实体，忽视了真正的传播研究关键，从而禁锢了学科发展。基于此，媒介环境观、媒介文化观、媒介实践观等媒介观逐渐问世，扩大了当代媒介研究的议题，为传播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媒介观;媒介与社会;研究范式;理论谱系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8-0045-03
一、引言
何为媒介？由于媒介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仿佛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因此，理解媒介与文化、社会和世界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困难了。随着各种数字媒介技术的兴起、媒介整合的愈演愈烈以及媒介研究视点的不断转换，传播学界对“媒介”这个基础性概念一直存在分歧，对媒介进行定义似乎成了传媒研究中一个永恒的话题。由于传播学是一个横跨性学科，因此，如果在媒介本体论上不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将会使我国传播学的未来研究失去方向，进一步加强对学科的认同危机。
二、传播学媒介观的四条脉络
谈起传播学研究的不同流派，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不过，假如我们一直陷在这个死循环中，传播学是否还有未来？学界也注意到这个困境，逐渐开始从新的视角定义媒介，为传播学研究开拓新的研究方向。目前，学界的媒介观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四种：媒介功能观、媒介环境观、媒介文化观和媒介实践观。
（一）媒介功能观
当前，人们对“媒介”最为普遍的理解是：“第一，它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第二，它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1]，这也是权威传播学教程对“媒介”的界定，它所传递的是一种被经验学派广泛认可的媒介观。
经验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它认为的“媒介是一种‘物’，是一种显现的实存”[2]。用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的传递观”来分析，经验学派关注信息在空间中传递的有效性，把传播视为一种信息刺激，注重公众对信息的单向消费，而非信息共享。同时，它注重经验材料的收集，并且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这种思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奉为学界主流。20世纪60年代，源于欧洲的批判学派崭露头角，对于批判学派而言，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特征，那就是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态度。它对功能主义和多元的意识形态持强烈反对态度，倾向于理论思辨的方法论。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批判学派站在经验学派的对立面，他们争锋相对的差异被固化，并由此形成了关于二者泾渭分明的理论想象。但有趣的是，他们在对媒介本体论的认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們认为的媒介都是媒介机构、传播手段或传播工具，二者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各自坚持的政治立场。
（二）媒介环境观
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媒介环境学派”被边缘化，常常被描述为两大传播学主流学派之外的“第三种可能”。与上文提及的两大“主流”学派的区别是，媒介环境学派不再认为媒介内容是传播研究的核心，而是认为媒介技术本身是推动社会整体发展的关键。
经常有人将“媒介环境学”误认为是“技术决定论”，这是对媒介环境学派媒介观的狭隘化理解。实际上，媒介环境学派并不主张媒介中心主义，也不推崇技术乌托邦。“媒介环境学旨在研究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的共生关系”[3]。它认为，不同形式的媒介影响着人感知和认识自身所处的外部世界的不同方式。尼尔波兹曼说，“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符号环境;感知环境;社会环境”[3]。因此，媒介环境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和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
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卢汉追求的是个体感官的平衡，伊尼斯追求的是媒介的时空偏向的平衡，随后的保罗·莱文森、林文刚等学者，虽然观点大相径庭，但是该学派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人们去思考：用何种方式和手段去制衡占据主导的力量，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以便人们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
（三）媒介文化观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物质形式（舞蹈、歌剧、新闻事件、演说）产生了一种人工，然而却是真正的符号体系，其作用不是提供信息，不是为了改变态度和思想，不是为了履行功能，而是一种确认，为了代表事物的基本秩序，为了表明一个正在进行的，易接近的社会过程”[4]。所以，凯瑞认为的媒介是文化与意义的建构者，通过信息的共享来产生一种社会联结，从而在时间上形成对社会的维系。
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凯瑞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困扰传播学界的问题：新闻传播研究应该从何处汲取资源来获得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最后他指出，“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学的社会思想”[4]，即凯瑞对于媒介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它也是当时美国社会学的顶尖机构，汇集了包括杜威、米德、帕克等在内的一大批著名社会学家。前文提及，经验学派关注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其实，芝加哥学派才是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大本营，杜威和帕克等学者均强调过经验的重要性，也正是他们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但是，与经验主义学派不同的是，芝加哥学派反对极端的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杜威等除了认为媒介是知识传递的工具之外，他们也乐观地将媒介视为调和社会矛盾的载体，文化的建构者，他们的研究目的有着深厚的民主意识。他们认为，媒介能恢复社会广泛的道义，与政治一致，带领大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新社会。
詹姆斯等现代学者在继承芝加哥学派观点的同时，对其进行发展，进一步梳理了媒介作为文化建构者的观点，为现代传播学拓展了研究方向。
（四）媒介实践观
步入数字化时代，学界开始思考：大型制度化媒体能否继续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能否继续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即“媒介中心神话”是否仍有未来？如果没有，我们又将如何看待媒介？
“实践”向来是西方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相关杰出学者云集，如安东尼·吉登斯、皮埃尔·布尔迪厄等，由于其研究视角与传播研究高度契合，2004年，尼克·库尔德利发表论文《媒介的实践化理论》，首次尝试将实践理论引入传播学研究，自此，西方学界开启了关于媒介观的全新研究视角——媒介的实践观，即将媒介作为实践来研究。在我国，对媒介實践观的研究也开始崭露头角，这预示着学界对媒介本体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与思考。
库尔德利认为，媒介是“包括一切制度化的、用于传播符号内容的结构、格式、形式和界面”[5]。同时，库氏认为，媒介“文本”;媒介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政治经济学”;媒介的技术性能以及媒介的社会应用是当前媒介研究的四种方法论，而他选择的方法论是媒介的社会应用，即媒介实践。库氏强调，他的方法论不是媒介中心主义，他不认可媒介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事物。相反，把媒介看作实践，把人们所做的事情看成一种行为方式，通过对人们日常行为习惯的分析，探究媒介是如何为人们所应用，媒介中承载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社会影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媒介与社会、世界的关系。
媒介实践观的学者认为，随着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分析媒介时，探索媒介发展的社会基础变得尤为重要。传播学应该首先与社会学建立跨学科联结，“通过探索形塑媒介实践的基本需求，如社群、互动、协调、信赖和自由的需求，在个人层次上、个人与他们以及群体的层次上探索媒介实践是如何形成的”[5]，借助社会理论思考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媒介使用之间的关系。
三、构架科学的媒介观
马丁·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书中，归纳了人们对物的三种看法：一是将它视为显现的存在;二是将它视为人的感官可以感知的形式;三是用功能性和实用性去描述它。海德格尔说，“基于此产生出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不仅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专门去思考物、器具的作品，而且也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一般意义上的一切存在物。这种久已流行的思维方式先于有关存在者的一切直接经验。这种先入之见阻碍着对当下存在者之存在的沉思”[6]，海德格尔提醒我们，虽然媒介是由物构成的，但更重要的是在物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关系和意义的总和。
进入数字媒体时代，海德格尔的这一提醒愈加值得我们深思。在传统媒体时代，谈起“媒介”，我们首先想起的是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硬件设施，它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但是当我们步入数字媒体时代，随着网络的连接而产生，同时随着网络的断开而消失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数字软件，他们是不是媒介？由于他们具有信息传播功能，大部分人认为它们是媒介。但是，很显然，这种媒介只有数字而没有物质。所以，我们应该逐渐接受“媒介不是因为它的质料和形式而成为媒介，媒介是在与公众的信息和意义勾连中才构成媒介”[7]的观点。“新的媒介形态在技术、经济、文化等共同作用下，正占领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并不断冲破传统媒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8]。因此，我们不能再用传统媒介的思维看待这些新的媒介形式，也不能凭借技术形式来区分媒介，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媒介，以一种更加包容的态度定义媒介。
数字媒介以各种无形的终端，无处不在地潜藏于我们的周围，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通过网络将人们连接在一起，不仅推动了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边界的不断融合，而且大数据和云计算开始整合人们生存的一切。如果说，之前人们忽视了媒介对我们生活意义的建构，现在，媒介全面渗透式的存在，推动着我们重新调整学科的研究视角，“传播学终究是一门回应人的意义和价值方面的学科”[8]。只有将此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才能从新的维度构建科学的媒介观，打破学者对学科的认同危机，从而助力传播学发展，为传播学正名。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5.
[2]胡翼青.显现的实体抑或关系的隐喻：传播学媒介观的两条脉络[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8（2）：148.
[3]（美）林文刚著.何道宽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32.
[4]（美）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7+12.
[5]（英）尼克·库尔德利著.何道宽译.媒介、社会、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39.
[6]（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4.
[7]胡翼青.显现的实体抑或意义的空间：反思传播学的媒介观[J].国际新闻界，2018（2）：36.
[8]李沁.沉浸媒介：重新定义媒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J].国际新闻界，2017（8）：116.
[责任编辑：武典]
收稿日期：2020-02-26
作者简介：张艳玲，女，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