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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洛克菲勒家族與玫瑰花窗的委托
1954年，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受洛克菲勒家族委托设计了一扇玫瑰花窗，这是马蒂斯生前的最后一份作品。由纳尔逊·奥德里奇·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委托，在纽约柏油村的波坎蒂科山联合教堂（Union Church，PocanticoHills，Tarrytown，New York）建造一扇玫瑰花窗，以纪念他的母亲——艾比·奥德里奇·洛克菲勒（Abby Aldrich Rockefeller）。这个教堂是洛克菲勒家族常年做礼拜的地点，故这一玫瑰花窗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个具象征意义的纪念品。
洛克菲勒夫人热爱花卉，她在世之时，便建立了艾比·奥德里奇·洛克菲勒花园（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Garden）。同时，花朵也是女性的重要象征之一，这些都是马蒂斯借用花卉题材来设计以向洛克菲勒夫人致以敬意的原因。据本人大胆的猜测，这一玫瑰花窗的创作原型是黄玫瑰。它有着黄色花瓣与绿色叶子的配色，产于美国本土，象征着友谊，并有着”逝去的爱”的花语。这一主题非常适合缅怀洛克菲勒夫人。
马蒂斯对洛克菲勒夫人和这项委托表示了真诚的敬意。他在给安德烈·鲁维（Andre Rouveyre）的信中写道，“我正在为教堂的玫瑰花窗工作，这一玻璃制品是为美国的一家教堂设计的，为了纪念康熙时代，还有一生都非常虔诚的洛克菲勒夫人。这是一份七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但我很乐意去做。”
对纳尔逊·洛克菲勒来说，这个窗户充满了情感意义，不仅对他的母亲，对马蒂斯也是如此。他在1954年给小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 Jr）的信中写道“我无法告诉你我对这有多么高兴，没有什么比让我母亲高兴更值得的。马蒂斯的最后的信，真的很感人，妈妈会非常激动的。”纳尔森·洛克菲勒对这一玫瑰花窗非常上心，亦因为马蒂斯对此委托的敏感度，这两者的结合，使这一玫瑰花窗成为了联合教堂的瑰宝。
二、玫瑰花窗设计与中国艺术
（一）玫瑰花窗设计与中国剪纸
虽然许多作者承认马蒂斯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但他们很少分析他感兴趣的中国艺术类型。例如，罗杰-弗莱（RogerFry）在他的第一个后印象派展览（1910年）目录中写道：“与以幻想为主进行创作的毕加索相反，马蒂斯旨在让我们相信现实。通过马蒂斯的空间逻辑关系，节奏线的连续性和流动性，对颜色的全新使用，都可以看到中国艺术对他的影响”。在此次委托的设计模型中，马蒂斯也是选择了剪纸的艺术形式来进行创作。他在剪纸中对材料的选择和剪裁方式与中国剪纸并无差异。巧合的是，中国也有着玫瑰状的窗花剪纸艺术，其中对称的图式与马蒂斯的玫瑰花窗设计模型略有相似之处。同时，他也是一位中国画、纺织品、地毯和艺术品的收藏家，很难想象他不会接触到中国的剪纸作品。
正如罗杰-弗莱所观察到的那样，马蒂斯的剪纸作品受到了中国艺术中空间运用的影响。大约在1942年，马蒂斯曾写信给他的朋友安德烈·鲁维埃（Andre Rouveyre）.“在东方人的作品中，树叶周围的留白和树叶本身一样重要。”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中国瓷器，马蒂斯甚至说，他曾试图在他的艺术中“模仿中国人”。这将解释马蒂斯在玫瑰花窗对空间的戏剧化，玫瑰花窗本是闭合的花朵图案，但他将花朵呈现盛开的状态，使得构图空间从封闭走向开放。正如剪纸是依靠正反空间的并列来产生效果，这一玫瑰花窗也是如此设计的。而马蒂斯早在1909年就告诉一位感兴趣的读者，他依靠东方艺术中的简化形式与色彩来表达抽象的思想，而剪纸是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媒介。
（二）玫瑰花窗设计与中国瓷器
洛克菲勒家族是亚洲艺术的爱好者，他们的收藏中充斥着中国、印度与日本的瓷器、玉器和佛像。而在他们的家中，中国瓷器处处可见，用于装饰房屋、彰显品位。像洛克菲勒夫人和他的丈夫小约翰逊.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尤其热爱中国康熙时期的五彩瓷器。而马蒂斯也借这一中国元素融入到设计中去，使用与五彩瓷器非常相似的颜色，对洛克菲勒夫人致以敬意。
马蒂斯在玫瑰花窗中主要借用了康熙官窑的“蛋壳白”“蛇皮绿”“鳝鱼黄”这三种色彩。例如玫瑰花窗的底色是乳白色不透明玻璃，借鉴了五彩瓷器中的“蛋壳白”色彩，花瓣的颜色借鉴了五彩瓷器中的“鳝鱼黄”色彩，而叶子的绿色借鉴了五彩瓷器中的“蛇皮绿”色彩，这一颜色在五彩瓷器中极受欢迎，因为制陶者试图模仿珐琅所呈现的效果，从地面上看，窗户的深色木质竖框旨在代表黑色，与花朵黑色的轮廓线相呼应。马蒂斯对这些颜色的选择是一种巧妙的敬意，以确保他的赞助人感到高兴，因为他知道这项设计首先要洛克菲勒家族批准，才能开始生产。
三、马蒂斯的玫瑰花窗设计
（一）玫瑰花窗设计与剪纸创作
马蒂斯的玫瑰花窗设计与他晚年的剪纸艺术有着微妙的联系。考虑到一种是不透明的，另一种是透明的，一种是粘在纸上的，另一种是嵌入导线的，这并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然而，马蒂斯本人将这两种媒介联系起来，在一次关于他在旺斯别墅窗户的讨论中，他提到了自己1947年的作品《爵士乐》“那些是彩色玻璃的颜色。我剪一张有凿痕的纸就像切割一块玻璃一样，只不过剪纸颜色是按照反射光线的方式排列的，而彩色玻璃的颜色必须按照光线的方式排列。”在联合教堂的玫瑰花窗设计中，马蒂斯将剪纸视作设计的另一种方式，并赋予了与绘画同等的地位，“这可以说现在的创作方式和我以前的画没有间断。联合教堂内部的照片，让窗户和我的剪纸融合起来了。”
而马蒂斯在此也将剪纸艺术延伸到玫瑰花窗的设计中来，在玫瑰花窗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马蒂斯在此使用了剪纸、水粉画、铅笔构图等多种模式。这一艺术品很好地呈现了剪纸的对称性与随机性，除了玫瑰花窗的大体框架是和剪纸一样呈轴对称模式，马蒂斯在花瓣和叶子的设计中各有不同，有着植物自身的生长方向，避免了单一且枯燥乏味的视觉效果。其中不同形状、大小剪纸的排列组合，也可以视做马蒂斯在提前演练玫瑰花窗的制作过程，如何将一块块的玻璃镶嵌在骨架中，最终成为完美的作品。其中马蒂斯对“蛇皮绿”色叶子的剪纸设计延续了他晚期的剪纸风格，每片叶子都呈现着运动的效果，使得画面活泼起来。
整体上，马蒂斯将玫瑰花窗设计成花朵的平面图，将花朵的整体进行解构。用“蛋壳白”色作为基底，以黑色为花朵的轮廓。从中间的花蕊逐渐扩散，到黄色花瓣，再到四周包裹住花瓣的“蛇皮绿”色树叶。整体呈对称图式，虽然最终的呈现效果与马蒂斯的玫瑰花窗的设计模型并不完全吻合，但考虑到玫瑰花窗的工艺制作难度，可以说已经臻于完美了。
（二）玫瑰花窗的设计过程
联合教堂玫瑰花窗的设计过程堪称曲折，由于马蒂斯身体虚弱的原因，他无法进行实地考察，设计出完美的艺术，一度考虑推掉这项委托。他甚至给巴尔写信，对拒绝这项委托表达了真诚的歉意。巴尔试图说服马蒂斯改变主意，然而，他的妻子——艺术史学家玛加·巴尔（Marga Barr）提出了一个有效建议，那便是为马蒂斯提供更多视觉材料。因此，在巴尔的安排下，工作人员先给马蒂斯发送了一些联合教堂内部和外部的高质量照片，而后，巴尔派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雷内·德·哈农考特（Rene d'Harnoncourt）带着联合教堂的照片和一个全尺寸复刻的窗户画作来到马蒂斯在尼斯（Nice）的工作室。当哈农考特把这一画作挂在墙上时，马蒂斯立刻对这一委托有了兴趣。哈农考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巴尔的猜测是，马蒂斯无法忍受看到真人大小窗户的诱惑，这是完全正确的。周一，我们把全尺寸的窗户画作钉在马蒂斯卧室的墙上，周二下午，超过一半的画作便被涂上了颜色。”
而巴尔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1954年8月23日，他收到马蒂斯的确认，他将接受这项委托：“我在工作室的墙上安装了一幅一样尺寸的画板，并且每天都和它生活在一起。多亏了这些准备工作，这个构图看来是可执行的，我已经开始了与主题相关的研究。由于在初夏感到疲劳，在告诉你这个消息之前，我已经休息了几个星期，我觉得我的精神被这个项目吸引住了。”
考虑到马蒂斯的健康状况不佳，巴尔在1954年9月17日的一封信中，给马蒂斯更详细的项目说明，以防止任何不必要的延误。巴尔告诉这位艺术家，他发送一份更精确的全尺寸窗户剖面图，这样他就可以理解窗户向东的朝向，及投射下的阴影深度。巴尔还向马蒂斯强调“窗户的主题必须适合虔诚崇拜的主题。当然，洛克菲勒先生不希望你以任何方式收敛设计，但他想知道在设计完成之前，你打算使用什么符号图案（如果有的话），叶子状或几何状是没有问题的。”
马蒂斯误解了这些指示，可能是因为巴尔使用了令人困惑的“没有问题”，也就是“pas question”，这个单词在英语中表示肯定，而在法语中翻译为绝对没有。当模型完成时，马蒂斯回答巴尔“为了不扰乱这个新教教堂的精神，我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符号，我没有使用几何形式和树叶，正如洛克菲勒先生所希望的。”这一误解使得玫瑰花窗的模型与马蒂斯以往的花窗设计完全不同，保留了强烈的自然主义的感觉。
毫无疑问，巴尔是洛克菲勒家族和马蒂斯之间称职的沟通者，在马蒂斯生命的尾声，他也一直在跟进马蒂斯的设计。在1954年10月28日的一封长信中，马蒂斯写道：“设计进展顺利，’形状之美丽远远超过了我最初的计划’”。他还补充道，“在项目结束时（这意味着当我真的完成时）.我应该把模型送去征求洛克菲勒先生的同意。”在1954年11月1日，马蒂斯写给巴尔的最后一封信中，他非常感谢巴尔的蓝图，使他能够“满意地完成我一直在空间上做的工作，正如你将在我将发给你的设计模型上看到的那样。”玫瑰花窗是马蒂斯艺术生涯的最后一件作品，虽然他仅仅完成玫瑰花窗的设计模型便去世了，没有进行玻璃的监制，但他一直为这项工作费劲心血。事实上，马蒂斯将玫瑰花窗模型挂在卧室的墙上，并一直调整到他去世的那一刻（图-5）。
四、设计与工艺的结合：玫瑰花窗的制造
在《彩色玻璃：艺术还是反艺术》一书中，约翰·派珀（JohnPiper）认为“伟大的现代窗户都是艺术家与工匠合作的作品”。对派珀来说，在彩色玻璃的支持度处于低谷的时候，马蒂斯是一束罕见的希望之光，是一位忠实于媒介的艺术家。他认为“马蒂斯在旺斯别墅的窗户设计是一位画家的纯粹表达，他对彩色玻璃媒介有着深刻的思考，这是一种自由的改编。”
马蒂斯去世后，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杜图伊特（ MargaretDuthuit）接管了这项委托。1954年12月，杜图伊特向巴尔透露，我父亲已对玫瑰花窗选择配色，因此在洛克菲勒先生回复后，便可以进一步制作了。此后，这项委托的焦点从窗户的设计转移到制造上。巴尔决定让窗户在美国制成，联合教堂的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亦同意这一决定，将未切割的玻璃片送到美国。然而，马蒂斯有与法国玻璃大师保罗·博尼（Paul Bony）合作彩色玻璃项目的历史。马蒂斯认为请博尼制作窗户是当务之急，“因为他受过训练，会尊重我的设计。”且马蒂斯对玻璃的颜色选择很挑剔，他总是使用卢瓦尔河畔圣城工厂（St Just-sur-Loire）吹制的玻璃，并参与每块玻璃的选择过程。最终，由多方协商决定，这一玫瑰花窗由博尼在法国制成后运回美国。
一个月后，杜图伊特仍在等待博尼的确切价格，因为他必须获得一些未披露的“关于白色不透明玻璃和蓝色玻璃的信息”，然后才能确定最终价格。在20世纪中期，不透明白色玻璃并不常见，故可以推断马蒂斯要求了具体的玻璃色调，因此造成了窗户定价的困难。1955年6月6日，博尼的妻子阿狄丽娜（Adeline Bony）将玻璃的最终报价寄给了纽约的达图维特档案中心（Duthuit Archive Center， New York）。这一价格远超预期，因为每块玻璃的制作规模都稍有不同，这也意味着玻璃嵌入铅块要花更多的时间。这一点在玫瑰花窗中蛇皮绿色的叶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每块玻璃都非常脆弱，包裹在细小而独立的导线中，而这需要博尼非凡的工艺才可以完成。
对杜图伊特來说，这个项目无疑是一件非常激动的事情，她经常把它称为她父亲的最后一件作品。出于这个原因，她在监制过程中格外小心，以确保可以还原父亲的本意。当第一次烧制时，一些玻璃的合成色调不准确，她便立刻决定停止生产并坚持第二次烧制。玫瑰花窗是在1955年12月14日制造的，但是直到次年5月13日联合教堂的窗户才被揭开帷幕。最后，当玫瑰花窗被安置在教堂时，纳尔逊·洛克菲勒建议在马蒂斯的窗户前种一棵松树，发起这一行动是为了防止太强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且当树成熟时，便可以看到它在玻璃上摇摆，投射出美丽的影子，正如马蒂斯一向所欣赏的自然和艺术之间的互动。
五、结语
这一玫瑰花窗是马蒂斯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项委托从开始到结束历尽波折，但最终放置在牧师背后的墙上时，它的光影效果令人惊叹。马蒂斯借用了花朵的女性意象以及中国瓷器的配色来制作这一玫瑰花窗，它象征着洛克菲勒夫人，这是洛克菲勒家族及马蒂斯对她的缅怀。与马蒂斯以往的玻璃花窗设计相较，这一委托脱离了其以往的图式，呈现出了自然主义的效果。而竖框窗户的限制无疑意味着马蒂斯对空间的使用不同于他后期的其他作品。这一玫瑰花窗虽然被人们所忽视，但它所有的意义在于其传达了非常深厚的情感寓意。在后人的重新关注中，它也逐渐成为了艺术装饰界的一颗明星。
参考文献：
[1][法]亨利·马蒂斯画家笔记——马蒂斯论创作[M]钱琮平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英]克里斯.莱夫特瑞玻璃[M]董源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 J.Cowart.Henri Matisse Paper Cut-Outs[M].New York.1977
[4] John Piper.Stained Glass：art or anti-art[M].Studio Vista.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