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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羽人铜灯看中央政府对岭南瓯骆地区的影响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苏飒

摘 要:2019年6月,梧州市博物馆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对该馆的一件珍贵的出土文物—东汉羽人铜灯进行修复。文章以此铜灯为例,探讨当时瓯骆社会乃至国家边疆地区的信仰崇拜从自然崇拜到君权崇拜的发展过程,以及瓯骆地区在秦汉时期的社会发展和手工艺发展过程,这也是中央政府从经济、文化方面对边疆地区的一种逐步渗透、加强控制,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羽人铜灯;瓯骆地区;手工艺;发展

梧州古称“苍梧”,是一座有2200年历史的千年古城,位于广西东部,与广东省接壤,是浔江、桂江、西江三江汇合处,地处西江中游,为广西的水上门户。因其“踞五岭之中,囊九嶷、三江之概,为粤东、西咽喉”的战略地理位置,其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历代岭南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享有“千年岭南重镇、百年两广商埠”“山城水都”“世界人工宝石之都”“骑楼城博物馆”等美称。东汉羽人铜灯就出土在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韵的古城。

1 羽人铜灯的出土发掘及修复

20世纪50年代,梧州市博物馆还是市里的一个文管所,当时的考古队员在梧州市的周边经常发掘到古墓葬。几十年间先后在梧州市的鹤头山、低山、旺步等地发掘了不同年代的古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20世纪70年代,考古队员在位于梧州市区北面上冲口的鹤头山上的东汉墓葬群中出土了一件东汉时期的铜座灯。

梧州市的鹤头山是一座较高的土岗。1973年11月间,梧州市胜利酒厂(即后来的梧州市龙山集团公司)在鹤头山扩建厂房,基建中发现了东汉墓葬。经考古队员勘查、研究,陆续发现数座东汉墓,后发掘、清理了9座墓葬,编号为M1~M9。这九座墓葬遍布于鹤头山岗的最高点,墓与墓之间相距很近,墓的型制类同,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正北。最大的墓室长约5米、宽3米,兼有斜坡形墓道,且四壁经过夯打,墓道长4米、宽1.4米;小的墓室长2.4米、宽约2米,墓底有细砂和木炭,墓内棺椁已腐朽,骨架已无,葬式不明。与其他墓不同的是M2。M2位在M1的西面,两墓相距5米。M2墓的造型与M1基本一致,不同的是M2有台壁。M2墓墓口至墓底深5.05米,墓坑长4.8米、宽2.9米。墓口下3.9米深處的东、南、西三面有台壁(龛),宽0.37米,未发现器物。墓室上宽2.04米,下宽1.94米,长4.4米。墓室底部发现一层黑色的席迹。墓室后端有两块残木板,均带朱红色,似为漆箱。墓壁有明显的夯打痕迹。墓室内填褐色黏土,杂大量木炭。斜坡墓道残长1.2米、宽1.7米。随葬品全置于墓室的东面和南面,东面以陶器为主,南面以铜器为主。9座墓葬共出土文物有350多件(套),其中铜器有博山炉、鼎、樽、洗、灯、镜等50多件,陶器有屋、仓、瓿、壶、罐、簋、熏炉、釜等80多件,东汉五铢钱30多枚,料珠170多粒。这些随葬品中的直身罐、瓿、簋等器物的形制都具有东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的特点。例如,M1的铜鼎与湖南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出土的铜鼎相似①,樽与江西南昌市区东汉墓出土的樽相似②。尤其是M2墓出土的五铢钱,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在中原开始发行五铢钱,表明梧州最迟在汉代就开始了货币经济。出土的陶屋也是梧州地区东汉中晚期墓葬中所常见。据此,我们推断这9座墓葬为东汉时期墓葬。而且出土的器物都是同一风格,陶器为灰白胎、质坚、火候高,个别器物施有浅绿釉;铜器胎薄,造型基本一致。笔者认为这些墓葬时代相差不会很远。在这批出土文物中,M2墓出土的铜座灯最有特色。灯座上坐一人,头顶一柱子,柱子上顶一灯盘。铜灯通高30.5厘米,底径12.8厘米,灯盘口径8.9厘米,灯盘手把8.5厘米。全身分为上、中、下三节,由灯座、灯柱、灯盘三部分组成,可以离合。灯座、灯柱分别刻有图案和纹饰。1995年11月25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耿宝昌、杜乃松、朱家晋、李久芳、陈华莎、王海文等专家到梧州市博物馆评定一批文物级别的时候,将该盏铜座灯定名为“东汉羽人铜灯”,定为一级文物。

2017年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显示,梧州市博物馆有5件一级青铜文物有不同程度氧化,其中东汉羽人铜灯腐蚀、氧化较为严重,病害腐蚀造成器物上的纹饰模糊不清。同时,该铜灯出土时底座有一处已破裂。为了能更好地保护东汉羽人铜灯及延缓其腐蚀速度,达到延长其寿命的目的,2017年6月,梧州市博物馆向国家申请保护修复经费3.5万元。经费落实后,梧州市博物馆根据东汉羽人铜灯病害种类及修复难度等实际情况,聘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的专家进行保护修复工作。保护修复工作历时3个月,于2019年10月完成。修复后,东汉羽人铜灯以崭新的面貌展示给观众。

2 羽人铜灯的传说

M2墓出土的这盏东汉羽人铜灯极具特色。底座刻画有六勇士各骑神兽飞跃奔腾的图案,其下衬为叶状纹。中段灯柱为一高鼻梁身披两翼大羽毛、双手按膝的羽人,羽人头顶一圆柱,柱身刻有纹饰。上端作一椭圆形龙首柄,龙嘴衔着小圆柱支撑上面的灯盘。上段的灯盘圆形、直口、浅腹、平底,盘侧带把(盘侧有执柄),底部有三足。灯盘中立一针柱以插烛,盘底部正中有圆筒连出,筒内中空,可插入龙嘴衔着的小圆柱把灯盘支起。灯盘可以自如旋转,也可以单独使用,平置在台桌之上。灯盘通体素而无纹饰。这盏铜灯造型优美,制作工艺精细,纹饰线条流畅精美,铸造工艺精良,具有明显的汉灯特色。研究者从这盏羽人铜灯的造型中了解到秦汉时期封建制度一个文化传播影响:自汉文化传入瓯骆时起,瓯骆社会逐步进入封建社会,瓯骆地区开始出现身份地位阶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苍梧古广信开始成为岭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岭南的中心。

梧州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研究羽人铜灯时,发现灯盘上残留有灯蜡的痕迹,推测这是一件贵族墓主人生前使用的生活器物。在这位贵族死后,这件器物作为陪葬品,让墓主人在死后也能享用到生前器物,“死后如生前”,这也是秦汉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墓葬风俗,这也说明了岭南瓯骆地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渗透、影响。

铜灯中段高鼻梁、身披两翼大羽毛的人,在《山海经》中有记载。羽人,顾名思义就是身上长有羽毛或者披羽毛外衣在天空飞翔的人,最早出现于《山海经》,被称为“羽民”。这件东汉铜灯上托着灯盏的羽人,似人非人,似物非物。秦汉时期的社会风俗还是深受夏商周文化的影响,虚无缥缈的成仙风气极盛,自然崇拜占据社会主流,人们追求长生不老、与世永存。我国的汉代墓室中出现了大量的表达升仙的绘画场景,还有一些羽人引导的乘龙飞升图。经过数十年的征战,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但要建立中央王朝的政治权威,就要打破迷信风气,建立从自然崇拜到君权崇拜的体制,从思想上统一,树立对中央王权的服从,秦始皇甚至发动了被后人诟病的“焚书坑儒”。国家的权威崇拜从虚无、分散到集权、王权过渡,并在一代代王朝中得到加强。

这盏灯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所处时代的生活、生产力水平、铸造技术、制作工艺、艺术表现形式等。其既蕴含有中原文化,又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点,为研究秦汉时期南方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人文变迁以及两种不同青铜文化结合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提供了关键的史料证明。

3 中原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岭南瓯骆文化的传播

梧州历史久远,早在距今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劳作、生息、繁衍。梧州长洲区龙华木铎冲遗址出土有砍砸器、刮削器等打制石器。商周时期,梧州属百越地。春秋战国时期,梧州地区已与中原有文化来往,在市郊塘源地区出土有战国墓,墓葬中有青铜器及陶器出土,从出土器物的形制已经明显能够看出南北文化交流。

秦汉时期,居住在今广西地区及广东西部的土著民族瓯骆是岭南百越族,主要分布在桂江流域、西江上游一带和红水河、郁江及左江流域。在中原文化南传之前,土著瓯骆居民生产极其简陋、粗放,生活方式单一,有记载的瓯骆居民都是以原始射猎为生,居所为岩穴,且生产力低下,缺乏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缓慢,经济文化落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秦王朝后,对尚未开发的岭南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岭南还是部落联盟阶段,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楚国的流亡贵族逃进了瓯骆地区,秦始皇为解除这些流亡贵族与瓯骆部族联盟对中原的威胁,遂派遣大军收复岭南地区,击溃了西瓯族的抵抗力量。

统一岭南后,中央王朝直接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和汉文化的南传,主要通过中央政权的力量与作用,有序地在教化“蛮夷”达到统一目的。

首先,在岭南地区设置直属中央管辖的桂林、象、南海三郡,并选调具有治理能力和文化教育水平高的汉籍官吏进行管理,这些官员在实施政令的同时,用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政策、文化结晶、教育思想等持续教化当地的瓯骆人,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促进当地的进步。

其次,为了巩固秦朝的统治和维护岭南社会的安定,防止岭南地区瓯骆人的反抗,将南征的将士留下布防戍守,让他们与当地民族通婚。南征军队的一位将领,后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就是后来南越国的开国君主。赵佗实施“和辑百越”的政策,缓解中原人和当地人的矛盾冲突,也把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引入岭南地区,使岭南地区迅速脱离刀耕火种社会,平稳进入农耕文明时代。

再次,为维护政权统一,加强统治,秦朝时期中央政府将大量的中原移民谪居岭南。史书记载:“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这些狱吏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高,他们既承担着军事任务,也是秦文化的传播者。大批移民带着他们的汉族文化、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手工业、生活及丧葬习俗在瓯骆地区进行传播扩散,加速岭南瓯骆地区融入中原文化圈。

最后,开凿灵渠,打通了桂江与湘江的水路交通,并开辟陆上通道,方便了南来北往的各类商贩。中央政令的强制性和商人的逐利性,使这些中原商贩把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日用品和先进的生产工艺品带到了岭南地区,成为中原文化传播者之一。灵渠的开通也方便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民众交往。官方和民间各种直接和间接的交流往来,使中原先进的汉文化深入瓯骆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

4 南传中原文化对瓯骆文化的影响

公元前207年,秦王朝在统一岭南三年后就覆灭了。原秦朝在岭南设置的三郡之一—南海郡龙川县(今广东省龙川县)县令赵佗遂绝关自守,割据岭南自立南越王国,开启统领岭南的政权。赵佗本身是汉族人,但面临着汉人少本地瓯骆人多这样一个矛盾局面,为了维护统治、长治久安,赵佗采取了“和辑百越”的治理国策:“椎结箕倨,为蛮中大长,与西瓯、骆、越之王为伍。”他不以汉族人自居,而是改帜易服,改变汉族人的生活风貌,转而使用瓯骆人的服饰和习俗,采纳当地人为官,充分尊重当地人的风俗风貌,提倡汉人和当地人通婚,允许多元文化同在,在生活习俗上靠近当地人,“以其故俗治”,促进了民族团结与融合。虽然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但赵佗依然遵照秦王朝的统治策略,对岭南地区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坚定推行秦汉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使岭南边疆地区的社会得到充分发展,也加强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制海权,延长了边境线。

汉武帝时期,南越国拒绝了汉武帝派来的游说投降使者陆贾,陆贾无功而返。直到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兵十万征战南越国,秋季攻灭了南越国,岭南复归统一。西漢王朝为巩固在岭南的统治,在秦朝统治的基础上,不断加大治理岭南的力度。在汉高祖刘邦时期,西汉王朝认同赵佗的治越政策,并与南越国开设了贸易关市,将岭南地区亟需的农具铁器、牛羊马匹和手工制品输入岭南,支持岭南的经济发展。文帝时期,对岭南地区实行“王自治之”政策,认同赵越王权,对岭南地区不加以任何干涉,只需每年献贡,维持了岭南地区的安定和睦。汉武帝收复岭南后,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并在苍梧郡设广信县,以示对重新回归的岭南“广施恩信”,梧州为苍梧郡、广信县治所。设九郡,既有政治考量,也有经济上的布局,中央政府派遣官吏治理岭南,实行统一政治经济政策,带去先进技术和理念,开设学校,教习众人知礼仪,移风易俗。与南洋国家进行商贸往来,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促进了整个国家的海外贸易,也繁荣了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秦汉时期中原人的北下南迁活动对瓯骆民族的影响,在青铜冶铸制造业中有着更为直接、具体的反映。

数十年来,广西考古界在各地基葬考古挖掘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秦汉时期青铜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青铜器的造型多样,形态多变,纹饰古朴精美,铸造工艺上乘。出土的各类青铜器种类包括兵器、生产生活工具、乐器、明器等。其中,生产工具有斧、锯、削刀、刮刀、铲、榔头、锉刀等十多种;兵器有、矛、戈、钺、镞、弩机、镦、镖、刀、匕首等十多种;生活用器有鼎、釜、甑、瓿、鉴、盂、壶、盆、盘、瓶、熏炉、灯、镜、奁扣、刷柄等近30种;娱乐器有鼓、钟、铙、铮、铃、棋盘等;明器有人俑、马俑井、灶、仓等;还有各种装饰器、车马器、印章、钱币、动物望像等。①根据考古发掘结论和史料记载,合理推测这些器物的铸造者既有南迁的汉族工匠,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瓯骆工匠,而且当地出土的绝大多数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一时期青铜器相同或相似。据后人研究发现,在岭南地区出土的具有当地民族印记的生产生活器物,其器形和纹饰也具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可见,瓯骆的青铜冶铸业不仅受到内地技术的影响,且其青铜文化、审美观念乃至意识形态亦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并且已融入瓯骆文化的体系之中,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容,提高了民族文化的质态,促进了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和青钢文化的发展。②

5 结语

羽人铜灯的出土,让后人得以一窥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手工艺发展历程,从中抽丝剥茧,探究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逐步渗透、控制,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也巩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两相互补互益,推动了我国封建王朝的不断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有迹可循的宝贵实物研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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