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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文献》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刊布了上海图书馆馆藏丁日昌致朱学勤手札二十六通，但未按时间顺序重新排序，亦未给出系年。文章对这批手札加以考证，确定了各信的写作日期。这批手札始于同治七年（1868）二月，终于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之后，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丁日昌;朱学勤;手札;系年
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广东丰顺人，曾任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等。朱学勤（1823—1875），字修伯，浙江仁和人，咸丰八年（1858）以后长期担任军机章京，官至大理寺卿。《历史文献》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刊布了上海图书馆馆藏丁日昌致朱学勤手札二十六通。①这批手札除第十四通以外皆为《丁日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集外佚文，但整理者未按时间顺序重新排序，也未给出系年，难免影响到其史料价值的发挥。本文对各信的写作日期加以考证，确定了各信的写作日期。
1 同治七年（1868）六通
第十二通缀“闰四月十三日沪渎舟次”，系于同治七年（1868）。信中提到“弟偕侯相（曾国藩）于月初同赴太湖，查勘水师，复沿缘沪渎阅视海口形胜”，与《曾国藩日记》该年闰四月初七日至十四日所载相合。②
第一通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缀“二月廿二日丹阳途次”，第二部分缀“七月二十一日灯下”，编号为第一号，系于同治七年（1868）。第一部分提到“西捻窜近畿疆”，可知时为同治七年（1868）。第一部分又提到“弟顷往金陵，与侯相面商一切，并沿途察看情形”，其与丁日昌《出省察看地方情形片》③及《曾国藩日记》该年二月二十四日所载④相合。第二部分提到“江北积案已清厘二千余起”，与曾国藩《复丁日昌》（同治七年七月中旬）所言相合。⑤第二部分又提到“闻公超擢清华”，指同治七年（1868）六月朱学勤擢为内阁侍读学士。⑥
第二通缀“八月十二日”，编号为第二号，系于同治七年（1868）。该年七月清廷命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⑦，与信中所言的“侯相调直”相合。
第三通缀“九月廿九戚墅堰舟次”，编号为第三号，系于同治七年（1868）。该年九月，应宝时被派往扬州查办教案⑧，这与信中所言“扬州教堂一事，侯相初次措置未免大意……现派敏斋（应宝时）会同前往扬州查办”相合。
第四通缀“十一月廿三日”，编号为第四号，系于同治七年（1868）。信中提到“侯相十八日自清江开车”，《曾国藩日记》则载曾国藩十七日“自清江登陆成行”。⑨
第五通缀“十一月廿六”，编号为第五号，系于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廿六日。信中说“前奉第四号书（按：即第四通），想邀钧览……年事忙迫，匆泐，敬请台安，并贺年禧”，可知此信实作于十二月廿六日。信中提到“顷闻荣擢大卿”，指朱学勤擢为光禄寺卿。①信中又提到“侯相早已到都”，与《曾国藩日记》该年十二月十三日所载相合。②
2 同治八年（1869）十一通
第六通缀“三月朔”，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说“本拟即日动身，因老亲偶有感冒（今早已渐痊），请假旬日”，与丁日昌《复总署书》（同治八年三月）所言相合。③
第十通未缀日期，系于同治八年（1869）四月。信中提到“弟本拟趋候，因拜客受暑，如蒙我公屈临，当烹茗以待”，可知此时丁日昌已在京城。据丁日昌《复总署书》（同治八年六月），丁日昌于该年三月北上觐见。④据朱学勤该年四月十七日致应宝时信⑤及丁日昌该年四月二十二日致翁同龢信⑥，丁日昌是于四月初四日抵京，四月二十四日离京。
第十三通缀“初八”，系于同治八年（1869）五月。信中说“都门畅聆教言，别后依依若有所失。弟初八到紅花埠”，可知此信作于第十通之后、第十四通之前。
第十四通缀“六月初三日”，编号为苏字第一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丁日昌集》据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收录此信，题为《致朱修伯书》（同治八年），其与原札相比有较多删减。⑦
第十八通未缀日期，系于同治八年（1869）六、七月间。信中说“昨肃第一号函，谅邀青照。兹寄上新修胡刻《通鉴》二部”，可知此信作于第十四通之后。
第十五通缀“七月十二日”，编号为第二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该年六月，清廷任命应宝时为江苏按察使。⑧信中称“敏斋陈臬三吴……因朗轩（涂宗瀛）经手事繁，须于八月方能履新”，实际上应宝时七月十八日即已到任。⑨
第十六通缀“八月初一日”，编号为第三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说“敏斋到任后，弟快活不过，省中一团和气”，可知此信作于第十五通之后。信中提到“李伯相（李鸿章）七月初二在武昌动身”，与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同治八年七月十五日夜）所言相合。⑩
第十七通缀“九月十一日”，编号为第四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说“敏斋虽不能即时北行，然亦不致久于濡滞，大约十月半过，定可启程”，由此可知此信作于第十六通之后。
第十九通缀“十月十五夜”，编号为第六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说“敏斋本拟早来，因清理积案以致迟迟……日前甫将起程，而谷帅（马新贻）又以法使兵船驶入长江之案决议奏留，经弟再三婉辞，愿代其行，始得获免”，可知此信作于第十七通之后。
第七通缀“十月廿九日”，编号为第七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说“弟此事实因九旬老亲在堂，是以志乱神昏，宽严俱不得其当”，此事指徐有得案，丁日昌子丁惠衡牵涉其中，详细情况可参见《营弁勇丁滋事酿命审明议拟折》（同治九年六月初八日）k等。
第八通缀“十二月初一日”，编号为第七号（疑为笔误），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提到“弟前两次所奏妓馆闹事酿命一案，今细查死者并非死于伤，乃因他故服毒自尽”，可知此信作于第七通之后。信中又说“敏斋未知何时抵都，何时出都”，据《翁曾翰日记》记载，应宝时于该年十一月初十日抵都。l
3 同治九年（1870）以降九通
第九通缀“正月初七日”，编号为第九号，系于同治九年（1870）。信中提到“儿子至今杳无踪迹”，可知此信作于第八通之后。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初七日，清廷命李鸿章驰往贵州督办军务①，与本信所言“李伯相督办黔中军务”相合。
第十一通缀“二月十九日”，编号为第二号，系于同治九年（1870）。刘松山于该年正月十五日阵亡②，与本信所言“昨得西平（李鸿章）信，又以西事日棘，刘寿卿（刘松山）中炮阵亡，秦楚后路恐有他变为忧”相合。
第二十通缀“四月初一日”，系于同治九年（1870）。该年三月初九日，朱学勤父朱以升去世③，此信所言“日前闻缘仲（许道身）述及老伯大人于二月初十日仙逝”疑有误。
第二十一通缀“四月十一日”，系于同治九年（1870）。信中说“前肃一函并奠敬交敏斋寄呈，想邀鉴及”，可知此信作于第二十通之后。
第二十五通缀“六月廿日辰刻”，系于同治九年（1870）。信中提到“天津波澜轩起，未谂沿途是否安静”，这是指天津教案。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任命完颜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④，故信中说“地山（完颜崇厚）出使固是一着，但应为副使而不应为正使，总署于此层殊欠理会”。
第二十二通缀“初五日”。据信中所言天津教案等事，可知此信作于同治九年（1870）。信中说“写至此，又由敏斋送到长至日手谕”，可知此信作于夏至之后。信中说“儿子事承关注……老母前但以回南读书应试诒之，亦尚相信”，又提到“拐子事业经先事预防，苏属尚平静无他故”，似作于第二十五通之后，暂系于同治九年（1870）七月。
第二十四通缀“八月初八晚”。信中提到“谷山（马新贻）被刺，为数百年未有之变”，可知此信作于同治九年（1870）。
第二十三通缀“十八日午刻”，系于同治九年（1870）九月。信中说“沿途问讯，知行旆已在前途，及至吴门，乃知鹢首为风色所阻，尚在常、镇一带”，可知此信作于第二十四通之后。据曾国藩《复丁日昌》（同治九年十月初二日）记载，丁日昌于该年九月初三日离开天津，九月十七日抵苏州。⑤本信说“弟到署后家母病已渐痊”，而朱学勤于九月二十五日抵塘栖⑥，可知本信作于九月十八日。
第二十六通为残信。同治九年（1870）閏十月初四日，丁日昌生母黄氏去世⑦，故信中说“日昌侍奉无状，猝遭大故”。信中又说“当于正月廿三日扶榇到扬□暂行租屋寄奉，一俟觅就窀穸，再行回籍安葬。日昌疾病侵寻……”，与丁日昌同治十年（1871）二月廿五日致王凯泰信中所言相合。⑧
4 小结
综上所述，这批信札始于同治七年（1868）二月，终于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之后。这批信札内容相当丰富，既涉及朝政要事，又涉及日常生活，对补充丁日昌年谱、研究丁日昌与朱学勤的交往情况均有所助益，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