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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致朱学勤手札系年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胡潮晖

摘 要:《历史文献》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刊布了上海图书馆馆藏丁日昌致朱学勤手札二十六通,但未按时间顺序重新排序,亦未给出系年。文章对这批手札加以考证,确定了各信的写作日期。这批手札始于同治七年(1868)二月,终于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之后,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丁日昌;朱学勤;手札;系年

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广东丰顺人,曾任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等。朱学勤(1823—1875),字修伯,浙江仁和人,咸丰八年(1858)以后长期担任军机章京,官至大理寺卿。《历史文献》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刊布了上海图书馆馆藏丁日昌致朱学勤手札二十六通。①这批手札除第十四通以外皆为《丁日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集外佚文,但整理者未按时间顺序重新排序,也未给出系年,难免影响到其史料价值的发挥。本文对各信的写作日期加以考证,确定了各信的写作日期。

1 同治七年(1868)六通

第十二通缀“闰四月十三日沪渎舟次”,系于同治七年(1868)。信中提到“弟偕侯相(曾国藩)于月初同赴太湖,查勘水师,复沿缘沪渎阅视海口形胜”,与《曾国藩日记》该年闰四月初七日至十四日所载相合。②

第一通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缀“二月廿二日丹阳途次”,第二部分缀“七月二十一日灯下”,编号为第一号,系于同治七年(1868)。第一部分提到“西捻窜近畿疆”,可知时为同治七年(1868)。第一部分又提到“弟顷往金陵,与侯相面商一切,并沿途察看情形”,其与丁日昌《出省察看地方情形片》③及《曾国藩日记》该年二月二十四日所载④相合。第二部分提到“江北积案已清厘二千余起”,与曾国藩《复丁日昌》(同治七年七月中旬)所言相合。⑤第二部分又提到“闻公超擢清华”,指同治七年(1868)六月朱学勤擢为内阁侍读学士。⑥

第二通缀“八月十二日”,编号为第二号,系于同治七年(1868)。该年七月清廷命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⑦,与信中所言的“侯相调直”相合。

第三通缀“九月廿九戚墅堰舟次”,编号为第三号,系于同治七年(1868)。该年九月,应宝时被派往扬州查办教案⑧,这与信中所言“扬州教堂一事,侯相初次措置未免大意……现派敏斋(应宝时)会同前往扬州查办”相合。

第四通缀“十一月廿三日”,编号为第四号,系于同治七年(1868)。信中提到“侯相十八日自清江开车”,《曾国藩日记》则载曾国藩十七日“自清江登陆成行”。⑨

第五通缀“十一月廿六”,编号为第五号,系于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廿六日。信中说“前奉第四号书(按:即第四通),想邀钧览……年事忙迫,匆泐,敬请台安,并贺年禧”,可知此信实作于十二月廿六日。信中提到“顷闻荣擢大卿”,指朱学勤擢为光禄寺卿。①信中又提到“侯相早已到都”,与《曾国藩日记》该年十二月十三日所载相合。②

2 同治八年(1869)十一通

第六通缀“三月朔”,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说“本拟即日动身,因老亲偶有感冒(今早已渐痊),请假旬日”,与丁日昌《复总署书》(同治八年三月)所言相合。③

第十通未缀日期,系于同治八年(1869)四月。信中提到“弟本拟趋候,因拜客受暑,如蒙我公屈临,当烹茗以待”,可知此时丁日昌已在京城。据丁日昌《复总署书》(同治八年六月),丁日昌于该年三月北上觐见。④据朱学勤该年四月十七日致应宝时信⑤及丁日昌该年四月二十二日致翁同龢信⑥,丁日昌是于四月初四日抵京,四月二十四日离京。

第十三通缀“初八”,系于同治八年(1869)五月。信中说“都门畅聆教言,别后依依若有所失。弟初八到紅花埠”,可知此信作于第十通之后、第十四通之前。

第十四通缀“六月初三日”,编号为苏字第一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丁日昌集》据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收录此信,题为《致朱修伯书》(同治八年),其与原札相比有较多删减。⑦

第十八通未缀日期,系于同治八年(1869)六、七月间。信中说“昨肃第一号函,谅邀青照。兹寄上新修胡刻《通鉴》二部”,可知此信作于第十四通之后。

第十五通缀“七月十二日”,编号为第二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该年六月,清廷任命应宝时为江苏按察使。⑧信中称“敏斋陈臬三吴……因朗轩(涂宗瀛)经手事繁,须于八月方能履新”,实际上应宝时七月十八日即已到任。⑨

第十六通缀“八月初一日”,编号为第三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说“敏斋到任后,弟快活不过,省中一团和气”,可知此信作于第十五通之后。信中提到“李伯相(李鸿章)七月初二在武昌动身”,与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同治八年七月十五日夜)所言相合。⑩

第十七通缀“九月十一日”,编号为第四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说“敏斋虽不能即时北行,然亦不致久于濡滞,大约十月半过,定可启程”,由此可知此信作于第十六通之后。

第十九通缀“十月十五夜”,编号为第六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说“敏斋本拟早来,因清理积案以致迟迟……日前甫将起程,而谷帅(马新贻)又以法使兵船驶入长江之案决议奏留,经弟再三婉辞,愿代其行,始得获免”,可知此信作于第十七通之后。

第七通缀“十月廿九日”,编号为第七号,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说“弟此事实因九旬老亲在堂,是以志乱神昏,宽严俱不得其当”,此事指徐有得案,丁日昌子丁惠衡牵涉其中,详细情况可参见《营弁勇丁滋事酿命审明议拟折》(同治九年六月初八日)k等。

第八通缀“十二月初一日”,编号为第七号(疑为笔误),系于同治八年(1869)。信中提到“弟前两次所奏妓馆闹事酿命一案,今细查死者并非死于伤,乃因他故服毒自尽”,可知此信作于第七通之后。信中又说“敏斋未知何时抵都,何时出都”,据《翁曾翰日记》记载,应宝时于该年十一月初十日抵都。l

3 同治九年(1870)以降九通

第九通缀“正月初七日”,编号为第九号,系于同治九年(1870)。信中提到“儿子至今杳无踪迹”,可知此信作于第八通之后。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初七日,清廷命李鸿章驰往贵州督办军务①,与本信所言“李伯相督办黔中军务”相合。

第十一通缀“二月十九日”,编号为第二号,系于同治九年(1870)。刘松山于该年正月十五日阵亡②,与本信所言“昨得西平(李鸿章)信,又以西事日棘,刘寿卿(刘松山)中炮阵亡,秦楚后路恐有他变为忧”相合。

第二十通缀“四月初一日”,系于同治九年(1870)。该年三月初九日,朱学勤父朱以升去世③,此信所言“日前闻缘仲(许道身)述及老伯大人于二月初十日仙逝”疑有误。

第二十一通缀“四月十一日”,系于同治九年(1870)。信中说“前肃一函并奠敬交敏斋寄呈,想邀鉴及”,可知此信作于第二十通之后。

第二十五通缀“六月廿日辰刻”,系于同治九年(1870)。信中提到“天津波澜轩起,未谂沿途是否安静”,这是指天津教案。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任命完颜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④,故信中说“地山(完颜崇厚)出使固是一着,但应为副使而不应为正使,总署于此层殊欠理会”。

第二十二通缀“初五日”。据信中所言天津教案等事,可知此信作于同治九年(1870)。信中说“写至此,又由敏斋送到长至日手谕”,可知此信作于夏至之后。信中说“儿子事承关注……老母前但以回南读书应试诒之,亦尚相信”,又提到“拐子事业经先事预防,苏属尚平静无他故”,似作于第二十五通之后,暂系于同治九年(1870)七月。

第二十四通缀“八月初八晚”。信中提到“谷山(马新贻)被刺,为数百年未有之变”,可知此信作于同治九年(1870)。

第二十三通缀“十八日午刻”,系于同治九年(1870)九月。信中说“沿途问讯,知行旆已在前途,及至吴门,乃知鹢首为风色所阻,尚在常、镇一带”,可知此信作于第二十四通之后。据曾国藩《复丁日昌》(同治九年十月初二日)记载,丁日昌于该年九月初三日离开天津,九月十七日抵苏州。⑤本信说“弟到署后家母病已渐痊”,而朱学勤于九月二十五日抵塘栖⑥,可知本信作于九月十八日。

第二十六通为残信。同治九年(1870)閏十月初四日,丁日昌生母黄氏去世⑦,故信中说“日昌侍奉无状,猝遭大故”。信中又说“当于正月廿三日扶榇到扬□暂行租屋寄奉,一俟觅就窀穸,再行回籍安葬。日昌疾病侵寻……”,与丁日昌同治十年(1871)二月廿五日致王凯泰信中所言相合。⑧

4 小结

综上所述,这批信札始于同治七年(1868)二月,终于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之后。这批信札内容相当丰富,既涉及朝政要事,又涉及日常生活,对补充丁日昌年谱、研究丁日昌与朱学勤的交往情况均有所助益,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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