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的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朱瑾 许智颖 刘文政

　　摘要 创新驱动战略下绿色技术创新是缓解经济-环境矛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构建的市场-制度-技术三维框架，将其解构为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政府资助、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五个细分指标，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差异、关键驱动因素和实现路径展开研究。研究表明：①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集聚辐射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自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南、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依次递减，东部、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集聚辐射效应更为显著。②NCA方法表明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政府资助、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均是实现20%及以上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不充分），其中R&D 经费投入、市场化进程和R&D人员投入必要性更为显著。QCA 必要条件分析显示，R&D经费投入是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不存在非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QCA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集是NCA结果的子集，两种方法结论互补互证。③QCA 组态分析显示，实现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分别是技术投入主导下市场驱动型和技术投入主导下自主开放型路径;导致非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分别是多因素匮乏型和市场局限下资源诅咒型路径。文章丰富了技术创新理论，凸显了非对称创新的中国情境，为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找动力、补短板、发现可实现路径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非对称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定性比较分析（QCA）;必要条件分析（NCA）;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F207;X3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22）02-0128-12 DOI：10.12062/cpre.20210629
　　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两难兼顾的矛盾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载，经济搭乘快车道实现迅速追赶，经济效益显著。从改革开放伊始到2018年间，中国 GDP（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激增至2018年的900309.5亿元，平均年增速达9.4%。但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能源过量消耗代偿，生态环境红灯频频亮起。2019年全国能源消费共计48.6亿t 标准煤，同比增长3.3%[1]，中国连续十年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排行中居首位。在经济-环境不均衡矛盾如此突出的背景下，以绿色技术创新手段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才是长久之计[2]。这一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他们从市场、政府、技术以及国际贸易等多方面展开广泛研究[3]，并证实市场化进程[4]、环境规制[5]、政府研发资助[6]、R&D 投入[7]、对外直接投资[8]等维度均存在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但上述研究主要对单一要素净效应进行论证，鲜有研究讨论多要素组合状态对结果的影响，且目前研究层面多集中在微观企业[3]或中观行业层面[9]，区域经济层面的研究较少见，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聚焦。针对上述问题，文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与必要条件分析（NC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解决多要素组合问题，采用非对称创新理论解决聚焦中国情境的问题。QCA 方法适用于解决多个条件要素的组合及其组态对结果的影响作用研究，NCA 方法能为 QCA 的必要程度分析提供更加精确的依据。魏江等[10-11]提出非对称创新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因素进行了解读，指出以政府制度、大市场形态与弱技术为特征的发展路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有的经济发展路径，其中市场-制度-技术三个维度成为经济发展路径的关键视角。在我国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立足中国特色探索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就变得格外重要且紧迫。文章从宏观区域经济层面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差异、关键驱动因素和实现路径展开研究，使用QCA 和NCA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三维组态角度找到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和充分路径，对各区域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供合理化政策建议。
　　1 绿色技术创新及其影响因素
　　1.1 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
　　绿色技术创新是以保护生态环境兼顾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研发先进的科学技术或改良当前工艺流程为手段，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或减少污染物排放为途径，实现节能减排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的技术创新范式[2]。从广义来看，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创新、可持续发展创新以及生态创新并无差异，其本质都是为解决资源环境约束与经济发展矛盾而进行的绿色创新范式[12]。从狭义来看，绿色技术创新又独具特性，它更突出“技术”这一核心手段所发挥的功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一般以技术效率评价为依据进行衡量，并大体划分为投入与产出两种视角。基于技术投入的视角，将研发资金与技术人才数量作为创新源泉，分别赋权加总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13]。基于产出的视角，选择绿色技术专利数量为衡量指标[14]。专利是反映区域或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这一指标也得到国外学者们的广泛认可。 Wagner[15]以及Wurlod等[12]在其研究中均使用了绿色专利数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区别于既往的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16]典型特征。首先，是基于知识、技术溢出效应的正外部性。作用机理在于领先企业开展绿色技术研发、改进并投产入市，这种先发优势使其抢占细分市场租金，进而激励竞争对手竞相模仿或逆向研发，最终提升行业内技术水平。这一过程是以领先企业独自支付技术研发成本为基础，进而使行业内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具有正外部性。其次，是基于环境资源公共品属性的负外部性。作用机理在于企业生产排污所需私人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成本，导致企业低估生态环境污染后果而过度排放，而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治理策略增加了企业的经济负担，最终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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