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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城市雾霾治理政策效果评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张中祥 曹欢

  摘要 文章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其后续“攻坚行动方案”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回归结果发现:①“方案”的发布对于“2+26”城市的空气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构成雾霾的主要污染物PM2.5、PM10和AQI 的改善程度最明显,SO2、CO 和NO2的改善幅度次之,但O3浓度在政策处理期内不降反升,说明近年来O3污染程度加剧,亟须引起关注。②长期视角下SO2和NO2的治理效果较短期情况下相比有所提升,说明有些大气污染物仍然具有M一步改善的潜力,印证了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长久的“攻坚战”。③引入空间DID分析,通过空间杜宾和双重差分的嵌套模型,放松个体相互独立的假设,从空间维度探讨“方案”的政策效果,对比空间视角下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得出,区域联防联控大气治理手段相比单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政策而言能够使得治理效果事半功倍。④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方案”通过减少工业产值占GDP 的比重和减少能源消费总量达到空气质量改善的两种作用机制。最后,文章为接下来进一步有效治理大气污染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2+26”城市;双重差分模型;空间DID;机制分析
  中图分类号 X51;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22)02-0026-11 DOI:10.12062/cpre20211126
  大气污染是中国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一项负外部公共品,在中国,受空气污染问题最多困扰的当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1-4]。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明确强调要“深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显著削减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颗粒物浓度”,因此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覆盖区域。2017年2月17日,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2017方案》),形成了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主导的大气污染防治协作组。该方案联合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和北京、天津两市,首次提出“2+26”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概念,旨在降低污染排放负荷、强化冬季治霾、提升区域空气质量。在《2017方案》发布后,为进一步强化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这三个“攻坚行动方案”中的“秋冬季”指每年的10月份到次年3月份,由于该时期内气象条件的改变会使得大气扩散能力变差,集中供暖的开始又会加剧大气中颗粒物污染情况,有关部门为保证《2017方案》的执行效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后续的一系列“攻坚行动方案”。从某种程度上来看,《2017方案》与后续的“攻坚行动方案”具有很高的相似性,都是以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为核心。因此,文章将《2017方案》与后续的“攻坚行动方案”看作一个期限长达3年的政策整体,评估其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整体效果。
  那么,在这些“方案”作用的三年时间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成效如何?这些“方案”是否能够使得“2+26”城市的空气质量发生显著改善?若发生改善,那么这种改善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具体产生影响?文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和实证检验,从多角度评价这一系列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效果,为接下来“十四五”期间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提供科学的视角和依据。
  相比以往的研究,文章的边际贡献与创新点在于:①与以往学者普遍研究的单项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不同,创新性地将《2017方案》和后续“攻坚行动方案”看作一项整体,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评估政策整体对空气改善的效用。②从多视角探究政策的治理效果,通过引入空间 DID模型有效解决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问题,从空间维度上讨论大气污染政策的治理效果,扩展了大气污染政策效果评价的方法与思路。
  1 研究背景及假设
  在中国,大气污染治理一直是各方所密切关注的话题,大气污染治理不能一蹴而就,从政策的制定、下发到落实,治理过程需循序渐进。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加,民众对“蓝天”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为了营造良好的大气条件,舒适的居住环境,中央有关部门出台了多条大气污染治理长效举措。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十条”政策。罗知等[5]的研究发现,“大气十条”政策通过与供暖机制的联合能够使得北方冬季的空气质量得到显著的改善;同样,杨斯悦等[6]利用“大气十条”充当准自然实验,证明了该项政策的总体有效性,但指出分解污染物在区域条件下并未达到政策的要求;石敏俊等[7]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方法认为“大气十条”规定难以实现既定的PM2.5减排目标,要想实现既定的污染物浓度指标,需要进一步加强减排力度。随后,2018年7月,《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应运而生。肖翠翠等[8]对《蓝天保卫战强化督查方案》进行评估,得出该政策能够有效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随着《2017方案》和后续“攻坚行动方案”的提出和落实,已有学者对其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王恰等[9]利用全国320个城市,将实验组和对照组分为“2+26城市”和非“2+26城市”,发现方案显著降低了实验组城市的各类污染物浓度;毛显强等[10]以山东省为例探究了该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得出方案对PM2.5、PM10和 CO 三项浓度指标有改善作用,并发现《2017方案》的治霾成功主要得益于政策实施之后的“攻坚行动方案”的执行。
  在已有的对大气污染政策评价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都采用基准双重差分模型,但基准双重差分模型对个体存在严格的独立性假设,且只针对政策的直接效应进行测量。当大气污染和大气污染的治理过程存在空间关联性时,这种简单方法通常具有局限性。因此,文章在基准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之上,引入空间 DID模型,通过空间杜宾与双重差分的嵌套模型,测量“方案”给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带来空气质量改善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使得文章的分析结果更加全面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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