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陶水田和春播画像砖看汉代土地制度变化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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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仁发
摘要：汉代厚葬之风盛行，生前所使用的物品乃至生产生活中的设施设备都会直接随葬或以陶器模型随葬，因此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有一类反映田亩耕作的陶器如陶水田、春播画像砖的出土，让我们得以窥探汉代土地制度变化及其相关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出土的东汉陶水田和春播画像砖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研究，揭示出汉代土地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对当代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陶水田和春播画像砖；土地制度；庄园经济；耕地开发；当代启示
基金项目：《新时代职业院校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领域团队教师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属国家级项目《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课题研究项目》子课题，项目编号：ZH2021080501。
Changes and Influences of Land System in Han Dynasty from the View of Earthen Brick Portrait of Paddy Fields and Spring- sowing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Cheng Renfa （Jingdezhen Ceramic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enter）
Abstract： In the Han Dynasty， the style of the lavish funeral was prevalent. The wares used during his lifetime and even th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in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were buried directly or in pottery models. Their types were very abundant. Among them， there is a type of pottery that reflects the cultivation of fields， such as earthen brick portrait of paddy fields and spring-sowing. Their excavating allows us to have a glimpse of changes in the land system of Han Dynasty and its related influences. The article extracts the implication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tries to enlight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new countryside.
Keywords： Earthen Brick Portrait of Paddy Fields and Spring- sowing； Land System； Manor Economy； the Exploit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汉代墓葬出土的诸多陶器，是当时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反映，如田亩耕作、房舍楼台、水井粮仓、碓臼磨坊、庖厨宴乐、鸡笼猪圈、家禽家畜等，这是汉代庄园经济繁荣发展的典型标志。墓主人（或其后人）希望身故者在身后的另一个世界能继续享受繁华的生活，于是，将身故者生前生产生活中的相关设施设备和用具转化成生产成本较为低廉的陶器带入墓中，以实现这个愿望。通过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直接的陶器所蕴含的历史信息的研究，可以揭示出汉代土地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
一、周代土地制度略述
周代耕地实行“井田制”，即将一块900亩的田地分为九个方形区域，像“井”字一样，每块区域100亩，共有8户人家耕种。中间区域的100亩是公田，由8户人家共同耕种，产出粮食全部归公。剩余8块区域的田地为私田，分别归8户人家所有，私田的收入归农户自己。如《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这是最早记载“井田”一词的文献。西周时期周王室实力雄厚、礼法严明、社会安定，各诸侯国皆安分守己，以尽拱卫之职，“井田制”获得了较好地发展。但进入东周后的春秋战国，“井田制”开始瓦解。其原因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二是东周王室日渐式微，已无法有效节制分封的诸侯国。
进入春秋战国后，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农业生产工具与牛耕的结合、开辟广阔的山林与兴建水利工程等，社会生产力获得大幅度提高。各诸侯国强征徭役，开发新的耕地，耕地面积及农业产量不断增长。为了维持这种现象，完全用奴隶制的方法已不能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贵族统治阶级以税赋优惠的政策招徕人民，实行新的剥削。因为这些新开发的耕地不属于公田，不用向周天子赋税。这是土地私有制的前身，而以体的、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阶层渐渐形成社会基础，封建经济形式开始兴起。如《孟子・梁惠王上》第三章有“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等梁惠王与孟子问对的话，说明各诸侯国都在积极开发土地（疆土、耕地）、招徕人民（通常一夫五口百亩之家）。此时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越演越烈，奴隶、流民纷纷从公门逃往并依附于私门，致使国家公田荒废。如《诗经・齐风・甫田》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甫田是指大块的田，亦即井田、公田。其意为种田不要去种那大块的公田，（那里）只有莠草长的骄。不要苦苦思念那远行的人，白白地为他忧心费神；种田不要去种那大块的公田，（那里）只有莠草长的高。不要苦苦思念那远行的人，白白地为他劳心费神。战国时期主要实行授田制，即以土地国有为前提，通过国家权力进行调配，通常参照一夫五口之家百亩的标准将土地直接分给个体农户耕种，并向农户征收赋役的一种土地分配形式。这样的制度更能激发小农阶层的生产积极性，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并且，东周王室式微，对诸侯国的土地政策也失去了控制权，如秦国经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等。尽管这时候老百姓拥有的土地仍然属于国家，不得私自买卖，但可以通过租借使用权（绝大部分租借形式已构成了实际上的买卖，如地主阶级以稍高一点的价格迫使急需钱的农户一次性卖断等）而获得利益。这也为汉代土地私有制实现及通过不断兼并而促进庄园经济的发展、大地主阶级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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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代土地私有制和庄园经济的发展
1961年9月，广东佛山涧石大松岗14号墓出土了一件陶水田附船的模型，水田长39厘米，宽29厘米，最高10厘米。船长21厘米，宽7厘米，通高6厘米，该文物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泥质红陶。水田共六方，五方田面刻水波纹，一方田面为篦点纹，每方有一俑在劳动。第一方俑戴斗笠，双手作扶犁状，犁头略呈心脏形；第二方俑执镰作收割状；第三方俑坐田埂上作磨镰状，田里有两禾堆；第四方俑作扶犁状，田面有一犁头，旁有两圆堆；第五方俑作企立，田面篦点纹表示插过的秧苗；第六方附两禾堆，有一俑似在捆稻草。小船是一种运载工具。水田附船模型生动地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夏收夏种的繁忙景象（图1）。
这件文物揭示了两个关键的现象，一是这个属于方正的耕地，即良田，也就是先秦以前井田制的那部分优质耕地；二是农耕生产集约化，这是庄园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私有土地制产生后，有的农民难堪生活重负而被迫出卖田地，富者买受兼并，所谓大地主，即由此而生。如汉班固《汉书・食货志》载：“至秦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说明汉代氏族地主庄园经济兴起；又如南朝宋历史学家范晔《后汉书》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体现了汉代地主庄园经济以农为本、兼事商贸之农商结合的特征，世族庄园经济繁荣发展。从有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膏田满野”字句中可以看出，良田皆集于贵族地主手中，这件陶水田方正的耕地即是生动的例证。而且，耕地上有6个丁壮劳力在耕作，并非一个家庭的成员。战国秦汉时期的编户，一般家庭常为一夫五口之家，以一夫一妻为核心，包括子女等成员，是一个生产和消费单元，为国家主要的赋税和兵役、徭役来源，构成了国家政治经济统治的社会基础，即上文提到的“一夫五口百亩之家”。汉代很少祖孙三代为一编户，丁壮儿子必须析出，后人称之为“生分”，即分家。故从人口数量、性别、年龄梯次等分析，该陶水田上耕作的丁壮劳力绝不是一个编户的家人，他们正是兴起于战国、盛行于汉代庄园经济社会庇荫于豪强地主带有一定人身依附性的佃农。失去土地的人们、流民是构成佃农的主要成分。对于此观点，还有另一个有力的例证，即1953年四川省德阳市柏隆乡出土，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东汉春播画像砖，文物高23.7厘米，宽38.9厘米，砖面阡陌纵横，用线条将田地整齐地分成几块，地边有三株树，地块内有6人劳作，前四人双手各执刈钩，向后高举，后两人作播种状，描绘了芟草整地、播种的景象。此砖面人物动作整齐，既有节奏又富有张力，艺术感极强（图2）。画像砖画面中也是6个丁壮劳力在耕种，该场景无不体现出东汉庄园经济集约化生产的本质。实际上，参与生产的往往并不只6个人，只是艺术创作手法无需表现全部的人员，6个人已经代表了群体性，与上文提及的“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文献记载非常吻合。
三、汉代贫地或偏远耕地的开发
到了汉代，牛耕和铁器得到了普及，更有利于农户改造山地丘陵。农户在高原山区、丘陵地带、盆地的坡地上用农具修建出田埂沟渠，逐渐形成了台阶状的田地。在西汉末年，天下纷乱，王莽篡汉后各地豪雄并起，烽火连天。老百姓为躲避兵燹和日益繁重的赋税徭役，纷纷逃离家园而成为流民。他们躲进险峻的深山老林，失去了肥沃的区田（聚集的大面积平整良田）耕种的他们，为了生存，只有开辟、耕种贫地和偏远的山地以果腹。历史上，为躲避兵燹导致的人口迁徙是常见的现象，这也是贫地和偏远耕地得以开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战国时期秦灭巴蜀、楚国的过程中，战火从中原引到了南方（先秦以前，历朝历代更迭中的大型战争主要都是围绕黄河流域发生，南方相对稳定），中原文化就开始影响到我国西南地区贫地和偏远耕地的开发，梯田正是兴起于战国秦汉时期，并在汉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出土于四川东汉墓、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东汉陶水田，长56厘米，宽41厘米，高3.5 厘米。泥质红陶。整个面积被划分为大小不一、形状不一且高低不平、犬牙交错的20余块水田，各水田内遍布的小孔表示插下的稻秧（图3）。这块陶水田与图1之陶水田虽同属东汉时期烧制，但所呈现的水田面貌却迥然不同，它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与梯田相关的陶器文物，是汉代贫地或偏远耕地开发的真实写照。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坡地耕种，如《诗经・小雅・正月》就载有“瞻彼阪田，有菀其特”。意为“看那山坡田地里，禾苗长得特茁壮”。“阪”释义为山坡；斜坡。汉代贫地或偏远耕地开发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不得已而为之。如公元前384―公元前362年间，秦朝迅速扩张，居住于青藏高原的古羌人游牧群体受到攻击，流散迁徙。西北氐羌族群的一部分开始了漫长的向南迁徙，他们最终到达云南哀牢山南段，形成了如今的哈尼族。在这里虽然终结了千年的漂泊，但在与其他的民族竞争中，哈尼族不得不离开平地，走向了大山深处。正如他们的吟唱：我们哈尼人，经历了数不尽的灾难。平平的坝子（盆地）虽然好，天灾人祸太多我们不能在，子子孙孙都不要到坝子安寨。于是在神灵的指引下，从老鼠那里学会了种植，从大猪那里学会了翻地，从水牛那里学会了开田，从此哈尼人再也离不开梯田和水。高高的山梁，山清水秀灾害少。山高不怕大水淹，坡陡恶人很难爬上来。密密森森难开路，坏人也不敢轻易进山寨。从今以后，子子孙孙都在山上安寨。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土地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华夏大地上演着一部部心酸的民族迁移史。及至汉代，牛耕和铁器普及的结合，我国贫地或偏远耕地的开发在历史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史记》卷――六《西南夷列传》记载西汉前期的西南众夷“耕田，有邑居”，见证了历史上中原人口为躲避兵燹南迁与开垦贫地和偏远耕地的史实。广西桂林龙脊梯田耕作方式也于秦汉时期形成；两汉时期，统治阶级对居住在湖南娄底紫鹊界梯田的苗、瑶民族规定“只服徭役、不纳田税”。等等，这对后世的耕地开发利用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仅以梯田为例，今天在我国约20亿亩的总耕地面积中，梯田面积竟然超过了四分之一（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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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代庄园经济模式对当代农村农耕自然经济发展的启示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下，广大农户在成本收益的博弈中纷纷选择弃农务工或经商等，导致不少耕地出现撂荒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均耕地面积不足，据2017年自然资源部数据，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1.46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农户在自有田亩的投入产出比远不及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平均值。故而农村大量丁壮人口纷纷进城寻找发展机会，耕地多为留守老孺有限耕种自给粮，剩下的面积则只能撂荒。更有严重的是部分农户耕地长期撂荒，因为购买口粮在其务工或经商等所得收益中占比非常少，导致他们不会再考虑耕种；二是耕地不集中，多分散在高低不平且不规则的地带，难以满足集约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生产需要，这点在我国南方山区和丘陵地带尤为普遍。如不能实行集约化、机械化的现代农耕技术，耕地即使不撂荒，散点多发的耕种形式仍然是停留在传统农耕自然经济状态下，这种生产模式显然不适应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难以刺激广大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我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人多地少的矛盾极为尖锐和突出。据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项目“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演变及其配置标准改进”子项目“我国耕地机理及盘活对策研究”课题组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耕地撂荒面积高达约1.37亿亩，撂荒率为6.75%，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而言，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让撂荒耕地“活”起来。
笔者认为，有效解决耕地撂荒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其本质问题，即适合当代农村农耕自然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本文中东汉陶水田、春播画像砖所揭示的汉代庄园经济模式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可以参照这种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废阡陌以增田亩面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设施设备以增产增收。与汉代土地制度不同的是，农户土地权属不变，设立土地流转机制和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成立新型农合组织，保障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机制下，耕地收益将大大超过撂荒和有效超过自耕，必然会刺激广大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农户也可以公平参与使用权的竞争，设立诚信保障机制和退出机制，避免恶意竞争。少数农户不愿参加新型农合组织的，可以集中划出部分耕地给予自耕，但不得影响新型农合事业的整体开发与实施，这一点必须要有诸如经过村民大会通过的相关制度或规约予以保障。因为土地权是国家的，耕地是赋予农民使用耕种的，不能因个体或少数群体不正当的诉求而影响广大r民的切身利益。相信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广大农户将会积极参与新型农合事业的发展，这是从根本上改变和促进当代农村农耕自然经济向好发展的有效途径。当然，搞好新型农合事业的建设，还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如相关政策的支持、人才和科学技术的投入、灾害与保险的应对机制等等，这些则不在本文研究的范畴，本文主要着重于研究汉代陶水田和春播画像砖所揭示的耕地制度及其影响方面的问题。
五、结 语
1、东汉陶水田和春播画像砖揭示了汉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并促进了庄园经济的发展；2、贫地或偏远耕地在汉代得到了较大的开发；3、汉代庄园经济模式对当代农村农耕自然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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