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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田古瓷窑遗址列入景德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要素的原由探讨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亚 祝松星

  摘要:景德镇御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湖田古瓷窑遗址作为要素之一列入其中。本文试从分析湖田古瓷窑遗址的历史溯源、学术价值等方面入手,探讨其在申遗中的地位和原由,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愿景。
  关键词:湖田古瓷窑遗址;申遗要素;原由探讨
  在景德镇御窑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中,湖田古瓷窑址作为要素点之一被列入其中,其遗产申报区为:13处窑址密集分布区范围,占地面积8.85公顷。遗产缓冲区为:北界至新厂路;东界南段以靠近小南河的山脚线东扩500米为界,北段以昌河南路为界;南界至画眉楼;西界至满坑坞和南河故道,西南界南段以靠近小南河南山山脚线西扩300米为界,西段以靠近南河的南山山脚线南扩500米为界。总占地面积893.48公顷。
  湖田古瓷窑遗址之所以作为景德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要素之一,笔者认为主要是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决定的。
  申遗地位 湖田古窑址揭示了中央政府在景德镇设立御窑的技术基础和制度渊源,反映了御窑制度对中国瓷业发展的重要影响,与其它各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承载御窑厂突出普遍价值的整体面貌。
  “景德镇御窑遗址”包含御窑厂窑址、湖田古瓷窑址、落马桥遗址、高岭瓷土矿遗址、东埠码头、南窑古瓷窑址。这些遗址以御窑厂窑址为核心,分散在景德镇城区及昌江支流南河、东河附近,再现了14-19世纪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控、专烧皇家瓷器的生产场所,是中央集权干预国家制瓷生产的独特见证。景德镇御窑遗址所展现的御窑生产体系从产品设计、生产管理到瓷器烧造的关键技术关节,代表14-19世纪中烧瓷技术的最高水平,是世界制瓷手工业发展巅峰时期的杰出典范。景德镇御窑遗址揭示了明清御窑制度下景德镇的御窑与民窑相互影响和促进、引领技术创新,合力推动景德镇瓷业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见证了14-19世纪景德镇瓷业发展对世界制瓷技术的杰出贡献,及其通过瓷器产品的不断创新而对世界陶瓷文化带来的重要影响。
  湖田窑见证了中国古代御用瓷器的生产从官窑制度向御窑制度的转变,反映明清政府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的历史渊源;湖田窑遗址是元青花的重要产地,体现明代御窑发展青花瓷烧造工艺的技术基础,也见证了景德镇官窑与民窑制瓷技术的相互影响与促进;湖田窑反映了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的技术基础,见证了御窑厂对景德镇制瓷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湖田窑遗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是景德镇御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学术价值 湖田窑是我国古代著名窑场,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南宋蒋祈在《陶记》中记载湖田窑:“若夫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南宋洪迈《夷坚志》中提到湖田窑:“饶州景德镇湖田市,乃烧造陶器处也”;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景德镇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在沿续南宋蒋祈的湖田窑瓷器“黄黑”之说时,继而又指明了湖田窑“元初亦陶”、“今窑市已墟”的史况。
  1937年,英国青年学者普兰柯斯东考察湖田窑遗址,并将湖田窑介绍到欧洲,从此,湖田窑被世界各地的学者知浴=ü初期,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对南河流域杨梅亭、白虎湾与湖田等地古窑遗址进行了考察。20世纪60年代,古陶瓷专家周仁、李家治考察湖田窑址,并从湖田窑址出土瓷器胎、釉化学成分的角度进行科学分析与研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刘新园对湖田窑址进行了多轮艰苦的科学探索,抢救性清理与保护了一批窑炉、窑包等瓷业遗存。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当地基本建设,先后对湖田窑遗址进行了十余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一批古代作坊、窑炉、码头以及生活遗迹,获得了五代至明代时期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瓷、枢府瓷、青花瓷、釉里红瓷残片和制瓷工具、窑具等各类遗物数十万件。
  湖田窑窑场遗址分布面积40万平方米,窑业堆积丰厚,窑址中遗迹和遗存多样,是研究中国陶瓷史最真实、最具体、最直接的史料,它既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又能检验文献记载的真伪。从历史信息的可靠程度和蕴藏量上看,湖田窑遗址中的遗迹和遗物具有重要价值:和传世品相比,年代可靠,不存在真伪问题;瓷器在高温焙烧过程中破损率极大,故窑址上保存下来的窑业残次品品类丰富,可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瓷器生产的胎釉、造型花纹、烧造量、烧造比例;瓷窑遗址上大量的匣钵、垫饼、垫圈等窑具可复原不同时代的窑场所使用的辅助工具和装烧方法;南方元代以前瓷窑大都依山而建,且靠近瓷用粘土矿,可就地取材获得原料和烧窑薪柴,研究瓷窑附近的原料,便能探索古代瓷器的胎釉配方。因此,只有瓷窑遗址上的遗迹和遗物才能够全面反映古代陶瓷的生产情况,是研究陶瓷史的最翔实、最权威的实物史料。
  历史溯源 湖田窑五代生产灰胎青釉瓷和白胎白釉瓷两大类,青釉瓷器胎灰黑,瓷釉酷似越窑;白釉瓷可能仿自邢窑,但在景德镇水土宜陶的自然优势下,瓷胎更为洁白,透明感更好。
  五代时期湖田窑与同期全国其他窑口相比,生产能力有限,产量不大,制作比较粗糙,装烧仍采用落后的支钉叠烧法,废品率高,产品模仿唐代南北两大著名窑场越窑和邢窑,是湖田窑场的初创时期。但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湖田窑生产的白瓷由于胎体致密,半透明度好,在吸水率和透光度上几乎与现代瓷没有差别,是为五代时期我国南方地区最优的白瓷。
  北宋之后,经济开始复苏,湖田窑窑业这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制瓷原料、窑炉结构及烧制技术的改进,湖田窑工在五代生产青瓷、白瓷的基础上创烧出青白瓷。青白瓷作为湖田窑的代表产品,真正达到了“薄如纸、明如镜、白如玉、声如磬”的“饶玉”标准,宋代中晚期,湖田窑完全掌握了青白瓷的胎、釉与烧成温度之间的关系,器物品种大增,造型丰富多彩,制作规整,加工精细;除碗盘杯碟等日常生活用器,还涌现出大量的陈设瓷器、人物雕塑等新器型。器物表面流行三团鸾、三束莲等团花装饰,篦地折枝花卉、缠枝花卉等主辅纹饰,以及婴戏纹饰、印章款等。装饰细,构图活泼,线条流畅,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从窑址中出土的遗物,可以说明当时湖田窑产品集中烧造,窑业垃圾集中堆积的现象,一批北宋时期碗类上出现的一种戳印带花边图案的文字和同时期粉盒在盒底模印“段家合子记”“许家合子记”,及在汤瓶(执壶)的柄上模印“李十哥削瓶”“李十哥男小四削瓶”等铭文,这反映了当时湖田窑有众多作坊生产同类瓷器,且有作坊因专门生产碗类、盒类或瓶类而著名,且说明湖田窑制瓷水平很高,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敢于以作坊主的名号为招牌行销产品。宋代湖田窑专业化作坊的日趋完善,说明制瓷业作为我国古代手工业的重要门类,商业化性质日趋浓厚,湖田也因窑场的兴盛、社会经济大为发展而被洪迈在《夷坚志》中称为“湖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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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田窑作为青白瓷窑系中的代表,受到了北宋朝廷的青睐,在宋代地层出土的一件刻有“迪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题记的瓶底,说明湖田窑在北宋承担过为朝廷生产贡瓷的任务,湖田窑出土的一片青白釉印花樱桃小鸟纹盘底的小鸟,与日本收藏的宋徽宗亲笔绘画――桃鸠图中鸠的形象十分相似,此类纹样有可能受到宋画院绘画影响,在宋代其他窑场未有发现。这都印证了《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四十六册《食货》卷五二之三四:“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其中所述饶州白瓷器应指景德镇湖田窑所产的青白瓷。
  在湖田窑历次考古发掘中,以元代的遗迹最为丰富,保存最为完好,说明了元代是湖田窑制瓷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板栗园遗址区考古发掘出的元代制瓷作坊群遗址有:房基、路面、水沟、淘洗池、陈腐池、练泥池、蓄泥池、晾坯台、轮车基座、釉缸、窑炉等,布局规整有序,可再现元代制瓷工艺流程。在湖田窑刘家坞窑址,考古发掘出一层单纯的元代枢府瓷堆积,以印花四爪、五爪高足杯为主,及带“枢府”字款的印花折腰碗和小足盘,还有三件带“玉”字款的印花云龙纹高足杯。说明湖田窑刘家坞窑址是元代定烧官府用瓷的窑场所在地,且胎质细白,体薄而润,符合明曹昭《格古要论》和清蓝蒲《景德镇陶录》中关于“枢府窑”的记载,是元代“枢府窑”(“御土窑”)所在地。在湖田窑板栗园区域,发掘清理出元代布局清晰、功能明确的窑业烧成区与窑业制瓷作坊区遗迹,长31米,宽0.9米的青砖路直接连通一座元代葫芦窑,该区域出土大量瓷片与窑具标本,其中元代重要遗物有一组官窑特征的建筑构件:瓷质卵白釉筒瓦、带龙纹瓦当的绿釉筒瓦、戳印“东局”铭文的残瓦、绿釉板瓦、五爪龙纹瓦当等。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及史料可以证实,湖田窑在元代是浮梁磁局下辖的一处官式窑场。
  湖田窑场生产的瓷器品类齐全、质量上乘,不仅在国内市场广受欢迎,还通过海陆交通销往东亚、中亚、西亚等地区。20世纪70年代,在韩国新安海域打捞出水一艘驶往日本的元代中国沉船,船上载有数以千计的景德镇青白瓷、白瓷、枢府瓷,判断其中枢府瓷应为湖田窑生产。在我国海域出水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也搭载有大量的湖田窑生产青白釉瓷器。
  著名古陶瓷学者刘新园曾提出判定古代大窑和名窑的几个条件:一是产品精美,并受到皇家或朝廷的青睐;二是瓷窑遗物必须丰富;三是商品市场必须广阔。具备第一个条件的窑场可称为名窑,具备条件二、三的窑场可称为大窑,只有三个条件齐备,才能同时称为“大窑”和“名窑”。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湖田窑是当之无愧的“大窑”和“名窑”。回顾梳理湖田窑的发展历程,五代传承学习唐代越、邢两大名窑,开启制瓷之路;宋代依托景德镇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创新出青白瓷这一“似玉”的新品种,并开发出“奇妙”“精巧”的多种类型;因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白瓷,而被“尚白”的蒙元政权选中,继而生产出卵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等瓷器新品种,奠定了景德镇全国制瓷中心的地位。在欣赏湖田窑生产的精美瓷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湖田窑工们的智慧和艰辛,瓷器作为古代重要的日用商品,一直遵循着商品的价值规律,湖田窑工对技术保持尊重,对市场保持敏锐,先后借鉴越窑、邢窑、定窑、建窑、吉州窑、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等著名窑场,传承创新、交流探索、攻坚克难,留名于史。
  景德镇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窑场,通过历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已基本了解古瓷窑遗址的分布状况及其烧造年代。景德镇市区有五代、宋、元、明、清各代遗存,烧造历史悠久,产品优异;南河地区的瓷窑以五代和北宋最为密集,东河地区属元末明代器物,制品较为粗劣。湖田窑位于镇中近郊,与黄泥头、银坑坞、观音阁等窑场环绕珠山,是景德镇制瓷历史上众多窑场中一颗闪亮的星星,是景德镇瓷业发展中的一个缩影,也是景德镇千年陶瓷历史的重要一环。高岭矿洞开采出的原料,使她的瓷器洁白莹润;东埠码头的船来船往,是她瓷业兴盛的重要生命线;从湖田到落马桥,是景德镇宋元明时期瓷业技术发展,使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决定窑场选址的自然因素减弱,聚落城镇化、商业化发展的有力见证;珠山的御窑厂,是明清统治者对景德镇制瓷技艺的最高肯定,这个群山环绕的小镇能获得如此桂冠,离不开她优质丰富的制瓷原料,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以及像湖田窑、南市街窑、银坑坞窑、落马桥窑、观音阁窑等众多窑场的千年积累,景德镇城市发展的脉络也由此徐徐显现。
  保护愿景 湖田窑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窑场,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确了保护范围;1984年设湖田古瓷遗址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2003成立景德镇民窑博物馆,负责湖田古瓷窑址的保护研究展示工作;2012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施《湖田古瓷窑址保护总体规划》。2021年,湖田窑遗址并入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这一新的平台上继续焕发千年陶瓷历史的独特魅力。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中提出的首要任务是“加强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其中包括加大陶瓷文物保护力度,实施景德镇大遗址保护计划,完善基本建设考古制度等,这对于有着千余年制瓷历史并不断创新发展的景德镇是十分必要的。湖田窑作为景德镇众多窑业遗址中保护展示利用较好的一个窑场,可以为景德镇陶瓷文化遗址保护展示提供必要的借鉴。
  湖田窑遗址作为一个烧造年代从五代、宋、元、明延续至今,保护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大窑场,其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是挖掘不尽的。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国家级平台上,在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的带领下,作为景德镇御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湖田窑遗址在做好遗址环境监测,有效对遗址进行保护的前提下,继续深入推进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进一步揭示各历史时期窑业遗址的分布关系,格局内涵,提升窑址整体展陈体系,形成阐释的常态更新机制,系统展现历史上湖田窑制瓷工艺的发展、传承和创新。
  参考文献:
  [1] 《景德镇湖田窑址:1988-1999年考古发掘报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 编著,文物出版社 2007年6月出版;
  [2] 《湖田古窑》,景德镇民窑博物馆 编著,何俊 主编,科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3]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8月;
  [4] 《景德镇御窑遗址保护管理规划(讨论稿)》,景德镇市人民政府,2021年5月;
  [5] 《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李德金、蒋忠义、关甲遥《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6] 《景德镇瓷窑遗址的调查与中国陶瓷史上的几个相关问题》,刘新园,《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7月出版;
  [7] 《湖田刘家坞“枢府窑”清理报告》,肖发标、徐长青、李放,《南方文物》2001年第2期;
  [8] 《从“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看古代海外贸易瓷器的生产变迁》,周湘东,《丝绸之路》2012年第14期;
  [9] 《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址考古新发现》,李育远、何俊,《陶瓷考古通讯》2016年2期。
  [10]《景德镇御窑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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