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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偶像级专家”身份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陈岚 文艺晨

  摘 要:“偶像级专家”区别于以感性体验为主的影视明星偶像和以知名度为基础的“明星科学家”,有其特殊性,能在风险沟通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将钟南山、李兰娟为代表的5位专家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与他们相关的新闻报道和网民评论,发现专家们已在环境影响、多主体建构、魅力特质挖掘方面与公众建立起了情感联系,实现了从鲜为人知的医疗专家到“偶像级专家”的身份转变。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专家;偶像;“偶像级专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2)09-0145-05
  基金目:中国科协2020年度研究生科普能力提升项目:“COVID-19中‘偶像级专家’形成路径与信任机制关系研究”(kxyjs202021)。
  一、引 言
  现代意义上的专家是指接受专业培养与训练,并从事相关专业的研究与创造活动,得到社会认可的群体[1]。在传统的风险沟通中,专家主要通过传统媒体来解读风险议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部分专家开始利用社交圈、自媒体等渠道,直接与公众进行对话,实现了大量“圈粉”。德克兰・费伊是研究“明星科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当科学家把成名的过程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过程结合起来的时候,科学明星就出现了,而王大鹏在讨论中国名人科学家时认为,中国的“科普网红”还没有成为明星科学家,因为他们还未完全进入公共领域对专业知识之外的领域进行评论[2]。李从刚等人认为,“明星科学家”是“那些科研成果卓著、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知名度,并且社会资本较为丰富的顶级科学家。”他们在创新活动中可以通过“雇中学”、身份效应、桥梁效应、产学研合作和同群效应发挥重要作用[3]。霍国庆等人提出,要将学术领域的顶级科学家或社会知名科学家的身份作为一种资源加以最大化利用[4]。
  学界对名人专家或名人科学家的研究较少,对非常态化时期的专家更缺乏系统研究。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与发展,专家名人化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在发生突发事件时,部分专家快速受到人们的关注并获得声望,在公共领域中产生了有别于一般科学家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其身份可作为一种资源在不同情景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研究非常态化时期的名人专家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问题与设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钟南山、李兰娟等专家们坚守一线,及时解读疫情信息,回应大众关切,多次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并且,公众评论中所呈现出的情感倾向也与明星、偶像崇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本文以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张定宇、陈薇5位专家为研究对象,设计了两个问题: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专家们的身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专家们与偶像人物有何关系?
  首先,本研究通过慧科搜索数据库整理了5位专家在2019年11月1日-2020年10月1日期间的新闻报道,并对相应的微博评论进行了采集,以粉丝量较多的@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微博博文下的评论为主,辅以其他评论较多的账号,得到的数据如表1所示。其次,将所收集的评论文本进行关键词提取和情感分析,得到了每位专家的前20个高频评论关键词,如表2所示。其中,专家特质关键词指评论中能体现专家个人特质、显示与其他专家差异性的词;而共性关键词指5位专家中有3位及以上都出现了相同的评论词,反映了公众对专家的共同关注点。
  三、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偶像级专家”
  偶像崇拜多被认为是青少年时期的过渡性需求,强调心理认同和情感依附[5]。从原始时期对自然、动物以及图腾的崇拜,到改革开放前对精神偶像的崇拜,再到如今对“三星”(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的崇拜,偶像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符号一直以各种形式而存在,其本质是在环境影响下,人物的个人魅力和公众情感需求、价值认同达成稳定的契合,公众在不断被强化的过程中对人物产生了情感认同和崇拜心理。因此,偶像的产生与环境影响下的公众需求密切相关,其在传播中获得了声望,凭借独特的魅力被公众选择、认同并学习模仿。
  此次研究发现,5位医疗专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已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解读疫情信息,成为了社交媒体中的公共人物。公众对专家的评论表现出一种依赖和信任感,彼此之间不再是单向的信息传受关系,而是在专家自身特质和公众需求满足之间建立起了情感联系,这与偶像人物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本文称其为“偶像级专家”,即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专家的个人魅力和公众情感需求、价值认同达成了稳定的契合,在持续的风险传播中,公众与其展开互动,由此产生了情感依附和崇拜心理,进而学习其行为。
  (一)环境:从生命安全需求出发
  “多数行为都是动机引起的,任何行为都往往是集中几种需要或一切基本需要共同决定的”[5]。与一般危机事件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突发性、高度专业性、未知性、群体性等特征[7],期间,人们大多处于恐惧、迷茫、焦虑等情感状态[8],安全需要成为了控制有机体的主要需求,专家成为了公众的重点关注和依赖对象。从表2可以看出,“疫情”“希望”“病毒”“感谢”“人民”等词是公众对5位专家评论的共性关键词。公众对专家们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行为表示感谢,外显出心理需求得到安慰和满足的情感,他们将此前在常态化生活中满足其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或自我实现需求的明星偶像崇拜,转移到了能满足其安全需求的医疗专家群体,可以说,风险情境为专家与公众间建立情感依附关系提供了外部条件。
  (二)声望:“媒体报道+公众讨论+政府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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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媒体不仅以“把关人”的身份选择哪些专家能够被报道,也通过议题设置构建专家形象。报道主题多集中于专家解读疫情信息、专家故事的挖掘、专家接受表彰等方面。2019年11月1日-2020年10月1日期间,5位专家的媒体报道量如表3所示,报道总量均高于7万次,钟南山的报道量甚至超过35万次。
  其次,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中的网民也在公共领域讨论与专家有关的话题,如表3所示。网民对专家的评论总量均超百万次,日均超2千次,其中,钟南山登上微博热搜126次、李兰娟50次、张定宇23次、张伯礼17次、陈薇13次。居于首位的热搜名称和热度如表4所示,5位专家的热度均超^10万,其中,钟南山、李兰娟甚至超过了百万。部分网民还围绕专家话题进行了二次创作,比如制作专家画像等。在专家身份建构中,公众以“过滤器”的角色对专家个体背景等话题进行了讨论,协商筛选出认可的专家,扩大了专家的知名度,放大了专家的魅力,使得专家形象趋于立体。
  最后,在专家名人化的过程中,政府的参与也不可忽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那些被临时任命奔赴一线或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的专家成为了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疫情缓和后,钟南山获得了“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获得“人民英雄”称号,李兰娟被评为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专家们受到国家的表彰与高度认可,也引起了新一波报道和搜索讨论高峰,“您值得”等评论多次出现,再次强化了公众对专家的关注和好感度。此时,专家形象与国家意志和价值观念紧密相连,高度一致。
  (三)魅力:“专业水平+独有特质”
  5位专家在专业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中,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陈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定宇是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口罩”“疫苗”“隔离”“防护”是评论中出现的高频词,可见,专业是公众关注的重点。专业水平是判断一个专家是否有能力准确感知风险的基本标准,公众对其的信任和情感也建立在专业实力之上。高水平的专业能力可以解决公众的安全需求,可靠的信源也能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折射出公众对专家的情感倾向。此外,公众将专家与娱乐明星进行对比时,专业水平就突出了专家的特殊价值,即必须在专业水平上经过业内的严格把关并能为外界普遍认同,方能进入公众视野。
  “辛苦”“致敬”“国家”“人民”是专家的共性关键词,网民将专家与国家、人民联系在一起,强调其人格品质。从专家的特质关键词来看,钟南山是“院士”“钟老”“身体”,李兰娟是“奶奶”“身体”“保重”,张伯礼是“中医”“中药”,张定宇是“平安”“患者”,陈薇是“临床”“试验”“科学家”。每位专家都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特魅力,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公众所感知,彼此间形成互补以共同应对风险中的冲突和矛盾。魅力与人物所生活的秩序关联,具有文化和历史的特点[9],反映了非常态化社会秩序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专家成为了某一种抽象概念的“拟人化”代表。
  (四)认同:情感认同与学习模仿
  通过分析网民的评论情感,可以发现微博上对专家的评论以正向和中性为主(如表5所示)。“加油”“致敬”“辛苦”“中国”“感谢”等共性关键词表现出网民对专家行为的感激和认同,并且,微博上还存在“钟南山超话”等,表现了公众对专家的价值认同。“超话”作为一个网络社群,被认为是一个拥有某种共同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具有强大的聚合力,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作其自己的目标[10]。在公众眼中,专家不仅是普通的医疗专家,而是与自身建立起情感联系、产生价值认同的知名专家。此外,据《晶报》报道,2020年高考填报志愿期间,医学相关专业的咨询率较2019年同期上升了50%,除“分数”“填报”“志愿”等词外,“奉献”“疫情”“崇高”“担当”“伟大”等也是话题讨论的高频词[11]。2020年,医学相关专业报考人数的增多及其背后的原因逻辑与医疗专家们的影响不无关系,部分公众甚至通过学习模仿来表达对专家的认同。
  四、“偶像级专家”的特殊性
  德克兰・费伊提出的“明星科学家”是在传统媒体时代与明星具有相似性的科学家,他们主要产生于常态化时期,立足点是知名度。而“偶像级专家”产生于风险时期,媒介生态已然发生变化,加之文化背景不同,其独具中国特色,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语义。虽然“偶像级专家”与影视明星偶像都强调公众对人物的情感依附关系,但是,“偶像级专家”的生成逻辑、需求满足、特质体现等都与影视明星存在不同。因此,“偶像级专家”既不同于西方的“明星科学家”,也不同于一般偶像人物,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一)与“明星科学家”的区别
  第一,在与公众的关系方面,“明星科学家”突出的是科学家的知名度,而“偶像级专家”强调的是风险时期二者间的情感依附关系。第二,在生成环境方面,“明星科学家”产生于常态化时期,科学家以其轰动的学术成果、观点或饶有趣味的科普方式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传播主体是媒体和专家自身;而“偶像级专家”产生于风险时期,是公众的安全需求推动其走进公共视野,传播主体是媒体和公众,对专家的报道不仅要重视科学家的专业作为,更要强调个人形象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性。第三,在形象符号方面,“明星科学家”强调形象的商业性,为商品代言,是一种消费符号;而“偶像级专家”强调精神“代言”,他们是中国精神的一个缩影。
  (二)与影视明星偶像的区别
  第一,需求满足层次不同。影视明星偶像多是在公众物质基础和安全需要已经获得满足的背景下,公众追求自我实现的精神生活;而“偶像级专家”是在非常态化的风险时期对公众生命安全需求的满足。第二,形象塑造主体不同。影视明星偶像主要是工业部门、娱乐推手等针对公众喜好来进行包装的,媒体基于轰动效应进行传播,突出公众的选择行为;而“偶像级专家”的建构中存在制度因素,强调官方和公众共同建构民族精神偶像,是偶像与榜样的耦合。第三,魅力特质不同。影视明星偶像的特质以才艺、外表为主,而“偶像级专家”的特质强调应对风险冲突的张力,对专业水平和人格特质要求更高。第四,代言本质不同。影视明星偶像背后体现的是消费意识,其形象可以用来交易,产生经济效应;而“偶像级专家”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反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优秀民族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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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 语
  人的身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在历史、文化、权力“重述”中被“生产”[12],不同情境中“生产”出的身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偶像级专家”可以凭借其身份在风险沟通中发挥有别于一般医疗专家的功能和影响力。首先,在信息传播方面,“偶像级专家”相比一般专家或网络意见领袖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能够在风险来临时及时面向公众,以公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解读风险信息,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减少谣言传播,降低政府的风险治理成本。其次,在舆论引导方面,“偶像级专家”可通过专业的、科学的、理性的判断和通俗易懂的话语及时阐述风险的真实危害,减少公众的风险感知偏差以及社交媒体愤怒、恐慌情绪的蔓延,增强公众认知理性,有效引导风险时期的舆论。最后,在民族凝聚力方面,“偶像级专家”作为凸显时代价值观的精神载体,不仅能在关键时期让公众感受到民族凝聚力,激发民族认同感,还有利于凝聚民心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应对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偶像级专家”也可能存在潜在的负面效应,比如,因公众非理性崇拜而压抑科学活力、产生假新闻和谣言传播等,甚至存在随情境变化而出现身份“崩塌”的可能,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应以动态和辩证的眼光看待专家身份。
  参考文献:
  [1] 赵万里,李艳红.专家体制与公共决策的技术-政治过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25(11):79-83.
  [2] 德克兰・费伊.聚光灯下的明星科学家[M].王大鹏,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3] 李从刚,许荣,路璐,李跃然.明星科学家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一个文献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21):155-160.
  [4] 霍国庆,张浩,聂云阳.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科研团队创新模式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40(6):83-93.
  [5] 岳晓东.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异同分析[J].青年研究,1999(7):2-10.
  [6] A.H.马斯洛,陈炳权,高文浩,邵瑞珍.人的动机理论(下)[J].经济管理,1981(12):62-64+72.
  [7] 王z,梁晓峰.专业学会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对为例[J].行政管理改革,2020(3):17-22.
  [8] 徐永顺,周宇,刘渊,章力.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居民情感需求挖掘[EB/OL].图书馆论坛,2020-11-25.
  [9] 理查德・戴尔.明星[M].严敏,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9-50.
  [10] 俞可平.社群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70.
  [11] 振奋!今年报考医学专业人数大幅增加,钟南山院士这段话冲上热搜……[EB/OL].https://appimg.allcitysz.com/template/displayTemplatev1/dist/index.html#/newsDetail/604156/0?isShare=true&userName=null&deviceId=a647314913 a71d10,2020-09-29.
  [12] 石义彬,吴世文.大众传媒在文化身份再现和建构中的角色探究[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64(1):118-122.
  [责任编辑: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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