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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传玺的“知”“行”博弈

作者: 段风华

  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经典命题,历代贤哲都曾为此发出过深深的感叹,荀子曰:“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在现实生活当中,知与行究竟孰难?孰易?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做出不同的回答。
  当年许传玺以山东省外语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从意气风发的北大学子,到学有所成的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从年薪20万美元的美国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中国政法大学年薪仅6万元人民币的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许传玺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在知与行的探索中,不断阐示着自己的人生意义。
  “法学在涉及人类的各种科学学科中最具参与性,实用性,是一门由“知”到“行”的学科……法学最讲求实践理性,关注的是权利,义务、公平,正义等核心内容,可以被负责任地用于改善社会。基于这种认识,许传玺在完成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项目后,又进而考入哈佛大学,开始由人类学这种更注重理解社会,更注重“知”的学科转入更注重“改善社会”、“知”“行”并重的法学。在前往哈佛攻读法学博士时,他在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导师在推荐信上写道“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完全相信他也会在贵校表现优异……我惟一的担心是:他可能就此离开人类学这个领域,而那将是我们专业的重大损失。”在耶鲁的6年间。许传玺不仅保持全优的成绩,一直是该校最高奖学金的获得者,而且被推举为《耶鲁人类学学刊》主编;如果继续从事人类学研究,他无疑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面对当今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许传玺并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的观望者。运用法律来负责任地进行社会参与、社会改造,是许传玺做出由“知”到“行”这一选择的现实追求。将自己的专业努力方向定位在中美比较法学研究并进而回国报效国家,对许传玺来说更是一种必然。
  
  回家,不需要理由
  
  “如果不回国的话,我现在可以很清楚地想象出作为美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生活:每天的高层会面和谈判,△许传玺。很可能在纽约中央公园旁有一套公寓,还可能同时在康州有一座乡间别墅……只是,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应该局限在那么一种安逸的状态。”这是回国5年后,许传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回答,采访地点就在他回国任职的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办公室――联合楼205。
  联合楼,一栋三层的俄式建筑,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现在外表已经陈旧,加上西侧正在兴建一栋新的高楼,使得楼前的空间更显得狭窄有限,而且路面也坑洼不平。联合楼205,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办公室,两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两个书柜,一个沙发,两台电脑,外加传真机,复印机、饮水机,这就是中美法学院和许传玺的主要办公地点。除此之外,学院后来又有了另一间更为狭小的办公室。
  1999年,刚满30岁的许传玺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随后进入美国著名的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驻纽约总部担任律师,负责公司法方面的法律事务,包括部分财富500强公司的对华业务。2000年,他受邀担任美国比较法学会理事和《美国比较法学刊》编委,成为该学会和学刊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学者。2001年,他被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聘请为该中心第一位专职研究员。
  此时的许传玺即使在美国人看来,也是年轻有为,事业有成,并且前途无量。但他的内心却始终有着一种难以释怀的中国情结;不管从事人类学还是法学研究,他的视野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我在美国留学、工作了近13年,关注的都是与中国有关的课题。”
  1998年,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助理兼法学院院长的徐显明随中国法学教育代表团访美,第一次见到了时任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的许传玺:“许传玺对国内发生的变化非常关心,和我们很认真地探讨了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就想,有机会一定要邀请他回国。”
  求贤若渴的徐显明没有食言。2002年夏季,已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他找到了短期回国探亲的许传玺,希望他能到政法大学,创办一所以中美比较法为教学科研重点、为国内法律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中美法学院:“美国法多年来在国际政治、国际组织、跨国贸易和投资等领域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因此研究和借鉴美国法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法律的重要课题。”徐显明说:“但在WTO等大型谈判场合,有时我们竟找不出一位精通中美法律的专业人才,令人心痛啊!”
  一番促膝长谈,徐校长的诚意让许传玺看到了政法大学希望发展中美比较法的决心。许传玺认为,自二战以来,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在国际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研究英美法和比较法已成为维护国家、企业及个人利益,增强我国国际影响的必要途径。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屡遭反倾销诉讼,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人才,企业往往束手无策,大多因无法应诉而被缺席“审判”,使国家和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律等重要国际舞台上,我国也经常面临法律人才短缺的严峻挑战,使国家和民族利益得不到及时、充分的保护。中美法学院,正是要为培养这样的人才提供一个重要基地。
  2002年10月19日,许传玺正式到中国政法大学报到,只不过他的报到地点不是在政法大学,而是在北京首都机场。到达机场后,他马上与徐显明校长等一同飞往美国,访问包括他的母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美国著名法律院校和研究机构。在出访途中,徐显明校长第一次对外公布了许传玺即将被任命为中美法学院院长的消息。2003年4月9日,中国政法大学正式聘任许传玺为中美法学院院长。
  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同样熟悉许传玺的吴志攀教授得知这一消息后,多次对徐显明说:“我们动手晚了,让你们把这个优秀人才抢走了。”
  有人曾好奇地问徐显明到底开出了什么条件,能让许传玺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并且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积极争取之下落户中国政法大学?“我想,事业与空间是吸引他的关键因素,”徐显明说,他与许传玺几乎没有谈到物质待遇问题,他们的交流主要是在探讨如何“创办一所独一无二,为国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的法学院”。
  面对很多人对他回国决定的不解,许传玺的回答简单而又质朴:“回国,其实是出于一种自然的‘归属感’。一个人把他领到的第一份工资交给自己的父母,和一个人把自己的所学贡献给国家和民族,都是理所当然、理应如此的事情……虽然国内(尤其是学校)的条件还很艰苦,但这也可以磨炼一个人,更可以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回来报效国家……回国 和回家一样,是不需要理由的。”
  
  一个人带起了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兴起了一门学科
  
  古人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实践中,孙中山先生却深感这种传统旧说不但不能激励人们的进取精神,反而会助长一种畏难苟安的心理。“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他认为这正是中国近代之所以积弱衰败的根源。
  对于回国创业的艰辛,许传玺不可谓不知,但他决心做一个敢于做事、敢于创新的实干者:“创业,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不仅需要热情和理想,更需要坚韧的实干精神。”他把自己的回答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了行动上。
  2002年10月,“主持筹建中美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被作为一项义务写进了许传玺的人才引进协议。一个月后,中美法学院正式成立。但是,由于学校条件匮乏,在建院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学院没有一分钱的办公经费,没有一问办公室。许传玺拿出自己的几十万元积蓄作为学院的启动资金,把自己的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电话和车辆都用于学院办公,动用自己多年的学术联系邀请相关教授、专家过来讲课。有的工作人员一时没有办完调入手续,领不出工资,许传玺就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他们发了几个月的工资。到了年底,学院没有钱给大家发奖金,他又慷慨解囊……
  回首5年的创业历程,许传玺曾用“忍耐”一词简单概括。个中艰辛,并不只有他一人独自体味,国内外学界和其他相关人士实际上都有目共睹,感叹唏嘘。但他始终坚信:“学者要基于自己的学术储备和人生信念,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中美法学院一建立,就开始学科创建、教授延聘、招生等诸多事宜。事情千头万绪,许传玺常常一工作起来就忘了时间。办公楼晚上11点锁门,他常常被锁在楼里,不得不叫保安来给他开门。建院不久,既将硕士毕业将要留校的尹超主动找到许传玺,要求到中美法学院工作。4年多的摸爬滚打,他见证了学院的几乎全部发展历程,如今已是学院办公室主任。“当时我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冲着许老师去的,”他说。“这几年许老师几乎没有节假日,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是常事。有时候忙到下午三、四点了,他早饭、午饭还都没顾上吃。”
  在许传玺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中美法学院在创建的第二年就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法学专业和该学科在国内的第一个硕士点和博士点,并开始在全国统一计划内招生。2004年,学院迎来了第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要记住,你们学习、比较中美法,是要知己知彼,维护国家利益。”迎新会上,许传玺的这段话让大家记忆犹新。
  学院第一届硕士毕业生王兆同入校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听许传玺讲授侵权法。许老师的教学方式让他至今难忘。
  “Think like alawyer(像法律人一样思考问题)”、“Answerthe questions,question the an-swers(回答问题,质疑答案)”。是许传玺经常在课堂上阐述的理念。
  学院在读硕士生李凯更说,上许老师的课,同学们和许老师可以就一个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气氛很热烈。“许老师不仅仅在传授我们知识,而且在培养我们的专业素养、眼界、胸怀。虽然我以后很难达到许老师的高度,但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硕士生杨光上过许传玺的“美国民事诉讼程序”课。他说:“上许老师的课收获很大。许老师对学科的独到见解和广博学识为我们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他的严谨、认真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许传玺一开始就在中美法学院课堂上倡导“真知式”教学,强调学院必须以传授和应用“真知识”为要旨,以注重培养思考和实践能力的“苏格拉底教学法”为主要授课模式,积极建立指导与合作相结合的新型师生关系。
  许传玺在课堂上多次引用宋朝理学家张载的一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使命感也感染着每一个学生。
  在许传玺的感召下,一批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优秀法律学者聚集到了中美法学院。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中美法学院副教授兼院长助理崔威说:“在我决定回国前,传玺多次和我打电话、通邮件。他对我说,目前国内的发展势头百年不遇,如果能够参与其中,大家一起做些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事情,总比在国外多赚些钱有意义。”
  院长助理、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院的车虎副教授,最初是从他的美国导师那里得知这个新生的法学院。当时他的导师告诉他,许传玺回国创办了中美法学院,“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业”,并积极推荐他到学院任教。
  一拿到博士学位就回国落户中美法学院的车虎说,他们这个团队十分融洽,每个人虽各有主攻方向,但又能互相激发,互相理解,互相认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创业,一起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目前,中美法学院已经拥有15位全职教师,齐东祥,胡霁光,郝倩,王昶,彭亚楠……每一位都是在美国知名法律院校取得法学博士的优秀海归人才。中美法学院也成为一所广受国内外法学界瞩目、影响力日益扩大和加强的法学院。徐显明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成立一所以中美比较法为教学和科研重点的法学院,都是一个创举。许传玺和他的团队经过努力,实质性地发展了国内的比较法学科,具有重要的、开创性的意义。许教授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凝聚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团队。”
  5年努力,学院已经成绩斐然、前景广阔,但许传玺依然忙碌。他的博士生和育东说“我到许老师的办公室,经常见他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在电脑前工作,好像从来不知疲倦。晚上他也休息得很晚;我们讨论问题,经常是晚上10点多在电话里进行。”
  《君主论》等世界名著的中译者、《英美法词典》总编,已年过八旬的潘汉典先生说,许传玺是他非常赞赏的年轻人,是“一个人撑起了一座大厦”。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美法学院不仅是传承知识的地方,更是播种理想、鼓励实现理想的地方。学院硕士生孙峰说“我最敬佩许老师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真正有自己梦想的人,是一个真正能够坚持自己梦想的人,并且是一个一直真正追随自己梦想的人。刚开始,对许老师回国创业,我也不理解,匿为反差实在太大了。但现在,我想我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于我来说,中美法学院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她寄托了我太多的情感和付出……我给了她我生命的一部分。”许传玺说。
  回国5年,犹如再次赶考。历经北京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成绩一贯优秀的许传玺却不肯为自己打分,只是说:“基本可以交卷吧。”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国家利益至上,这是许传玺在课堂上多次对学生们强调的一个理念。回国5年,许传玺不仅是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树立这种信念; 在实践中,他也是这一信念的坚定的身体力行者。
  2003年10月,受国家有关部门选派,许传玺以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专家的身份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公约第14届缔约国大会。在代表团20多位成员中,他是公认最忙的一位:起草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需向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处理各类法律文书与文件,制定各种应急预案和策略,“经常是凌晨两点散会,早上七点就要做好另外一份文件。”大会结束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两鬓竟平添了许多白发。
  2004年7月,世界遗产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并由中方担任大会主席。许传玺再次出任中方首席法律专家,日夜操劳,协助处理了大量有关法律事务和国际政治事务,为提高我国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1月,许传玺又一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法律专家,出席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执委会,会议将决定我国哈尔滨能否赢得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举办权。代表团本以为胜券在握,但到了奥地利却发现:某竞争国的申办条件,公关力度等远远超过我国。距离投票只有不到十几个小时了,形势严峻。“有些执委会成员国没有到会?”许传玺眼睛一亮:“我曾对世界大体联章程做过细致研究,中国是否可以争取代理投票?”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史无前例。许传玺迅速沟通世界大体联秘书长,得到许可。中国代表团立刻通过我国驻外使领馆联系相关执委会成员国,传去许传玺亲自起草的授权书。
  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投票揭晓:中国胜出!我国从未举办过世界冬季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历史将被改写!这一场迅捷,有效的漂亮仗也让大家对许传玺的才学和实战智慧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国际舞台,犹如没有硝烟的战场,一次次的出战更让许传玺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国家利益至上。鉴于许传玺多次在国际法律与国际政治领域成功捍卫国家与民族利益,他被誉为“时代先锋”与“新时期爱国主义典范”,并于2007年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许传玺说:“身处国际舞台,更能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利益的份量……爱国主义不是喊口号,不是煽情,而是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哪怕这意味着牺牲个人收入、时间和其他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爱国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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