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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卢颖生 郭志鹃

  摘要:大众媒介通过日积月累的话语生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在媒介话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意识形态、权力和价值的操纵。本文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媒介批评思想、福柯的话语理论、批评性话语分析为基础,指出大众媒体通过日常运作深刻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媒介话语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为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媒介话语 权力 意识形态 建构
  
  意识形态的定义
  
  要对“意识形态”简单地下个定义。实在是困难的事情,因为给它下定义的人不少,但是人言言殊,很难取得共识。本文通过指出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旨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但是却无意对“意识形态”下一个精确的定义。马克思就没有给“意识形态”下过精确的定义。但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却入木三分。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看作由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维持的一套骗人的思想,而科学则必须用来发现真理并战胜虚妄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意义上继承并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普遍特性。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传统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率先将意识形态带出了政治暴力的阴影。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与其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阿尔都塞的弟子福柯虽然反对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但他的著作实际上对意识形态问题做了精湛的分析,他采用了“话语”概念,所做的还是对意识形态展开批判。
  
  考察媒介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媒介批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媒介批评思想,无论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还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都给我们带来了思考上的助益。于葛兰西,文化霸权是指一个阶级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及文化,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体现在: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大众媒介乍一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则聚焦于国家控制人民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和隐蔽性。在阿尔都塞眼中,“我”这种独立、完整的个体,是在后天成长中被来自日常生活实践的意识形态所赋予的。
  福柯话语理论。福柯是继萨特之后,法国学术界的重要人物,综观其一生,他研究的问题可以概括为知识、权力、主体三个方面。作为重要的权力理论家,福柯的话语理论深刻地揭示出了现代社会的规训面目。福柯通过他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揭示出了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福柯提醒人们应该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话语理论的核心是权力如何生产知识而知识又如何服务权力。其实,任何知识都是人的言说,而任何言说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力意向和权力关系。换言之,知识的意志其实就是权力的意志,统治权其实就是话语权。
  批评性话语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探讨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语言并非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是社会秩序的永恒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话语绝对不是中立的,新闻话语尤为如此。在梵・迪克的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中,他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向我们指出:媒介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新闻话语看似客观公正,实则含而不露地表达各种意识形态意义,对读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媒介话语如何建构意识形态
  
  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实施的软控制。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作人与其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阿尔都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政府、军警、法庭等官方机构;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工会、通信、文化设施等民间机构。为了明确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区别,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绝大部分散布于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大众媒体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种,与人们的私人领域亲密接触,因而更容易形成强大的渗透力量。在资讯发达的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被媒体所塑造,媒体所推荐的“重要的、有特色的、值得关注的、符合潮流的、时尚的、科学的”事物,占据着我们生活的每个毛孔。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大众媒体就是通过话语的“生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大众媒体的这种作用往往薄弱而隐蔽。甚至是象征性的,日夜进行,量积质变,被其降服而不能自拔。对于国家领导层而言,大众媒体的这种作用当然是有利于他们管理国家的。阿尔都塞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需要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而且需要降服意义上的再生产――屈服于既定的统治秩序,大众媒体就是要传播此种技巧,并注意以特定的方式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保持协调。阿尔都塞用这样的比喻警醒世人:“大众媒体绝不仅仅是想带给你信息的满足与娱乐的快感,在大众媒体的头上悬着一把利剑,随时监控着人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人们或被迫或自觉迎合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笑脸,才能够保证利剑不会掉下来。也才能保证自身不被扼杀。”有批评者认为,阿尔都塞过于悲观,因为在他的理论中,我们对真正的现实一无所知,我们没有反抗、论争、反领导权、斗争的空间。意识形态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微观权力的控制力量。福柯是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全部著作都在提同一个问题:当人感到自己是疯子,当人自以为是病人,当人思忖自己是活着的、讲着话的和劳动着的人,当人判定自己有罪并自我惩罚,当人自认为是欲望之人时,人是通过哪些真理游戏来思考自身的存在的?福柯探寻的是我们如何在真理游戏之中把自身构建成为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道德主体的。福柯“人之死”的呼喊应该被视为主体之死,大写的具有能动自我的主体之死,从此主体不再是单个的,而是分裂为多个了,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有所依赖的,主体走上了屈从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得不行走的道路,其自我被强取豪夺了。主体进入了真理游戏之中,主体是被权力建构起来的。权力问题是福柯一生思考的问题,起初。福柯将权力视作是否定、压制、禁闭性的,

权力让人丧尽自由,后来,福柯采用了尼采的权力观,他不再将权力视作否定性的,而是将权力确定为积极、主动、生产性的。在福柯看来,话语、知识、权力是相互建构的关系,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在确认大众媒体的权力运作机制时说道:“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那么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体系借助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而只有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才能行使权力。”大众媒体作为权力话语的化身,无疑是话语生产、积累和流通的强大机体。大众媒体集多重权力关系于一体,政府机构、商业投资者、媒介管理者、媒介从业者,都在媒介中支配着某个领域,但福柯提醒我们,应该将权力看作是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是一种策略游戏。大众媒体就在多重权力的影响下生产着真理话语,从而确立了人们的地位和行为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统领了人们对自身、生活的理解,而这恰恰是一种最深刻的权力。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指出:权力应该是可视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以,即使我们知晓权力通过媒体在运作,也无法确知自己怎样受影响。虽然福柯没有在他的著作中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是通过他的话语(权力理论),人们还是能清晰地看到他的意识形态批判意味,只是在福柯那里,意识形态并不是与科学、真理对立的虚假意识,福柯关心的是:真理效应是如何在话语中制造出来的,而话语本身无所谓真假。另外,与阿尔都塞的悲观不同,福柯在一定程度上是乐观的,因为他的权力理论预示了抵抗的可能,他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分析权力和权力关系的,凡是有权力的地方都会有抵抗,权力的实施需要有自由存在,因为如果自由完全避开了施加在其上的权力,权力就会消失,纯粹简单的暴力强制就会取而代之。
  作为话语的新闻的意识形态建构。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第一次试图把话语研究和媒体研究结合起来。把新闻生产外部条件的研究和新闻文本的内部研究结合起来,集中论述了媒体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报纸上的新闻。从而揭示出新闻话语也是意识形态的话语。
  在梵・迪克看来,理解新闻话语通常要有两个视角:文本和语境。就文本来说,主要是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描述:语法结构、语义结构、语用策略;语境分析主要关注新闻话语的风格和修辞。语法结构也即梵・迪克所说的新闻格局,可以隐含地表达意识形态观点。语义结构是文本的内容结构,新闻格局通过自己的基本范畴和组织系统,给语义宏观结构提供限制性。从认知的角度说,新闻格局对语义宏观结构的控制拥有一系列语用策略,“相关性”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所谓相关性,是指在新闻叙事中总是将重要的或相关的信息放在前面。这样,在新闻中最先得到呈现的是媒体和记者所认为的最重要和最相关的信息,然后才是次重要和次相关的信息。媒体和新闻记者通过这样的“相关性”策略,把他们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包含在了新闻的报道中。语境视角中的新闻话语风格表现的是记者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话语形式中最后选择的结果,它不仅受到记者个人或媒体的制约,还受到社会团体和文化环境的制约。新闻话语的修辞则主要体现在劝服作用上,媒体为了表现得有“诚意”或是消息来源的可靠,往往借助于各种暗示手段――直接引语、数字说明、权威以及平衡表述等,但即便这样,也不能说新闻媒体能做到完全的客观。
  梵・迪克通过对新闻话语制作过程的分析。发现新闻的制作过程涉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和相互关系,包括和其他新闻从业人员以及许多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他看来。新闻制作过程中存在两种文本形式:一种是新闻事件的“源文本”,即新闻事件的客观性来源;另一种是“新闻文本”,即新闻记者根据“源文本”对新闻事件的描述和整理。显然,在由“源文本”向“新闻文本”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生产机制和明确的社会影响因素。这些生产机制和影响因素影响了新闻的生产,形成了我们对新闻的认知,进而影响到我们对事实和事实真相的认识。例如在对朝鲜卫星发射问题上,由于中国媒体和西方媒体所受的影响因素不同,所作报道的倾向性也有很大不同。
  通过对读者的新闻理解分析,梵・迪克告诉我们:“新闻报道不一定决定读者的具体观点,但新闻报道多层级的结构特征决定了读者只能得到如此的新闻解释框架。而不是其他。”这也就是说,读者虽然可以自由地选择阅读哪篇新闻报道,但是由于新闻制作者对新闻报道所作的认知模式上的限制,决定了读者只能这样理解新闻而不能自由地选择解读模式。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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