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忠国二三事
作者 :  王敦贤

  刘忠国不是我在南江县城认识的第一个人,但却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12岁时,我从下两河口小学毕业后到了全县唯一的专业文艺团——南江县川剧团。刘忠国是当时县委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他到川剧团来的时间很多,我自然也就认识了他。
  刘忠国个子不高,精瘦,短短的三七开的分头。他身上永远是一套工农蓝布的中山服(夏天上身换成白衬衣,冬天则加件工农蓝布的制服棉袄)。脚下常年穿着一双布鞋,走路说话都快。
  我到剧团后,一直觉得不适应,渐渐地萌生了重返校园的念头。这念头由朦胧到清晰,一天比一天强烈。我便去找我唯一认识的领导刘部长。刘部长耐心地听了我的要求后,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想法。我说,考初中的时候我本来就没有报考川剧团,为什么把我录取到川剧团呢?我在学校时成绩一直很好,我应该到中学读书。刘部长盯着我看了很久,那神情既不像赞许,也不像责备,然后徐徐地说,你们这批十个新生,是组织上派人到考初中的十个考区精心选来的,不但希望你们把戏学好,成为演员,还希望你们担负起建设革命化的川剧团的重担。也许他看出了我对川剧演员这种职业的鄙薄,于是又加了一句:“不要受旧观念的影响轻视这一行,它同电影、歌舞、话剧一样,都是表演艺术。”结果是我没说动他,他也没有说服我。
  那时候我想读书想得快发疯了。川剧团的街对面是一条水巷子,水巷子临河有一道石堡坎,我天天坐在那道石堡坎上,望着河对岸绿树掩映的南江中学出神,心想那里应该有一张属于我的课桌呵!
  我坚信刘部长可以把我从川剧团安排到中学读书,于是便三天两头地去找他,或是到宣传部,或是他到川剧团来的时候。但刘部长从未松过口,也从未对我发过火,有时见了面还主动问“还没想通?”或是“还没安心?”
  1964年初夏的一天早晨,刘部长以他惯常的步态匆匆来到了川剧团找到我们的指导员:“老向,王敦贤今天跟我到大坝去一趟,叫他带点粮票就行了,马上到县委门口上车。”说完便又一阵风似的走了。
  我赶到县委门口时,见有两辆大货车,一辆车装着重庆市歌舞团到南江来演出的小分队,一辆车装着演出用的道具。我心中很是纳闷:叫我来做什么呢?
  汽车在桥亭公社停了下来,晚上为当地群众演出。下午演员们装台时,刘部长叫我到河边转转。到了河边,我们在两块石头上相对坐。刘部长对我说:“平时工作很忙,顾不得同你多谈。这次我陪歌舞团到大坝林场沿途演出,把你也叫上了,一路上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一股暖流从我胸中涌起,在全身漾起波浪,县委宣传部的部长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竞这样在意!我像一个闯了祸的孩子一般惶恐了。
  “你想读书是想学文科吧?”
  这下轮到我惊讶了。
  “你写的那些文章我都看过,我已经给报社的同志打了招呼,以后不要再发表你的文章,这样小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这容易使你产生骄傲的情绪,对你今后不好。”
  我那时哪能写文章,只不过是把在下乡演出时遇见的一些觉得有意义的事写成几百字的简讯寄给县报,县报发过那么几次,想不到刘部长那么注意,并为我今后计划,专门给报社打了招呼。我那时不善表达,心存感激口难开。
  这以后,演出队又到了上两、关坝。每到一处都是下午装台,晚上演出,连着两天下午,刘部长都叫上我同他转路、摆谈。他并不反对我写东西:“你想当作家,这是好事,但不一定非要进正规学校嘛,高尔基、杰克·伦敦就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可他们都成为了全世界著名的作家。自学也可以成才嘛!”
  演出队从关坝到了大坝林场,在那里慰问重庆知青,并住下来同他们一起参加劳动。一天,我同演出队一道从大坝到映水坝植树,刚走到映水坝,刘部长找我来了,说刚知道林场的岳场长今天从大坝到县城开会,你赶回大坝与他同路回县城吧,我还要陪客人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不能和你一道回去了。
  临别时,刘部长又殷殷嘱咐我:“这一路上我已同你谈了许多,你回去好好想想,希望你立足本职工作,业余时间多读书,勤练笔。”我使劲地点了点头,转身快步离开。我怕动作稍一迟缓,满眶泪水会在他面前掉下来。
  这以后我再没有找刘部长说读书的事了。
  1966年夏季,“文革”开始了。那时南江县川剧团在旺苍、阆中一带演出,当我们回到南江县城时,才发现小县城已是硝烟弥漫、杀声四起了。南门口贴满了大字报,“摧毁”“打倒”“砸烂”“勒令”等字样铺天盖地。宣传部长自然是先被冲击的对象,我一眼就看见了批判刘忠国的大字报。我越过“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套话,看见了揭发批判刘忠国的两条原创罪状,其一是鼓吹资产阶级的“三一主义”。细细研读,才知道这是刘忠国以前与同事闲谈时说过的一句话:“大雪纷飞的冬天,有一盆火,一杯茶,一本书就是人生最佳境界了。”其二是写过《飞雪天》等小说,想成名成家。这以后,刘忠国便被“挂”起来了。“文革”期间,很多干部都陆续复出了,但刘忠国仍然“挂”着,在离县城不远的林家坝试验田劳动。听说是因为有历史问题,解放前他组织了一个叫做“民风读书室”的反动组织。
  一天晚饭后,我同剧团的几个人到林家坝去看他,远远地便看见了河滩上刘忠国消瘦的身影。我们向他走去,他笑着招呼我们,我们围着他在河滩上坐下来。刘忠国神情坦荡,神态安然,绝口不提自己的事,倒是关心地询问我们的近况。“哗哗”的流水,洁净的河滩,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桥亭,在上两、在关坝与刘部长对坐漫谈的情景。我不相信这样一个坦荡的人,这样一个对工作热情似火、行动如风的人会组织什么阴暗的反动组织。我很想安慰他几句,但我能安慰他什么呢?
  刘忠国的问题终于查清了,所谓反动组织,是他解放前夕从奇章中学毕业后,回到大河口街上的家里时,把分散在各地的几个同学的书刊集中在一起,交换阅读。当天几个同学聚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切磋学问。
  刘忠国出来后,安排在党校工作。随着“革命委员会”的解散,县委、县政府恢复职能,他被安排到了农工部任副部长,后来又到了科协,再后来又生了一场大病。“文革”后的刘忠国英气尽失,患病之后愈发沉默了,不久便办了退休手续。退休后,他或是蜗居在南江的单元房中,或是到西安的儿女处住一段时间,在南江县城很难看到他的身影了。
  在我写着以上这些文字的时候,窗外正是沉沉的冬夜,我想起了刘忠国向往的冬天里“一盆火,一杯茶,一本书”的境界,一个精瘦、干练的身影在我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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