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武器的图书:美国图书出版的国际化之路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在21世纪初复杂而紧张的世界中,为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图书的出口而采取的公共/私人模式可能仍然是有效的。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及其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公开表明要在国家的外交中增加软实力的途径。图书难道不应该成为国家工具的一部分,并再次成为思想战争的武器吗?
  从军队卡车和吉普车运载着数百万册美国图书驶向刚刚得到解放的热切民众的时代,到美国图书确实能够在世界各地的书架上找到的时代,这个进步过程并不像战时新闻局和战时图书委员会的计划设计师们渴望和期待的那么直接和明显。虽然太多的障碍――许多目标顾客国家持久的贫穷(尤其是对冷战宣传非常重要的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业务衰退、货币限制、贸易壁垒、地缘政治――横亘在国际图书业务不可阻挡、趋向上升的发展道路中,但由战后繁荣的国际版权贸易激发的极度喜悦之情使得它看起来如此有希望。即使海外条件改善了,处理出口和国外版权销售的复杂性仍然保持了许多年,虽然计算机技术和全球即时通信的兴起无疑已经使这种工作变得更容易并且不那么易于失礼。
  尽管如此,但1948年之后美国图书在海外市场的增长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这要归因于一系列因素。海外版本和跨大西洋版本的推出当然是因素之一,还有其他的平装书革命表现形式,如军队版本(其中许多被留给当地人阅读),以及美国平装本系列的总体成功和提高的声誉,譬如口袋书系列、巴兰坦系列和新美国文库。国外对于新型美国大学教科书的旺盛需求也对海外市场的增长做出了贡献。这些美国高等学校教师与出版人的共同产物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爆炸式的增长在国内得到了巨大提升,这大部分要归功于《退伍军人安置法案》。当国外高等教育开始模仿美国模式,包括学生群体的增长和民主化以及新课程的引入,对美国教科书以及科学、医药和技术作品的需求随之增长。在海外,很多情况下得益于美国政府援助的美国研究项目的兴起,也为美国历史、文学和相关学科领域的图书创造了需求。英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的扩张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国外的大学和其他图书馆的增多也增加了对美国图书的需求。
  1978年《英国传统市场协议》的废除为美国的市场营销清除了一个巨大障碍,涉及的地区包括历史上讲英语的国家如澳大利亚,以及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那里英国殖民者曾比竖立英国国旗还要坚定地进行英语语言教育。这种转变使美国出版人更容易向全世界发行那些通常很昂贵的合作出版的英语图书,对这些图书没有一个单独的市场可以证明其成本。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出版人出席莱比锡书展的替代者法兰克福书展,复杂的问题可以面对面地解决。法兰克福书展也是买卖国外翻译版权和其他版权的场所,这对大众图书出版尤其重要,即便是非大众图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占了国际销量的大多数。
  战时图书计划为美国图书在海外的长期扩张做出了贡献,虽然它们不是全部原因。战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地位的提升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文化霸权,无疑使美国图书在全世界得以推广,同时在全世界得以推广的还有美国音乐、电影和电视,更不用说牛仔裤、麦当劳和米勒淡啤了。
  除此之外,美国出版业的总体风貌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种变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轮现代合并,随后是大型国际传播集团的建立,这些传播集团虽然在海外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却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20世纪40年代出版商和政府鼓吹者们预测的美国图书在海外的重要性和收益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一批外国媒体巨头控制了许多美国大众图书的出版,例如德国的贝塔斯曼拥有兰登书屋,它在更早时候合并了克诺夫以及其他领先的美国出版社。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全球经济增长已经将图书出版的风貌改变至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关于什么构成了一本美国图书这一概念变得毫无意义。类似的还有出口和进口的概念。现在美国图书出版业的地理分布包括美国自己拥有的进行国际化操作的公司以及在美国出版图书的外国公司。这些变化也影响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一本美国人撰写的由跨国的出版公司比如贝塔斯曼出版的小说,其不同版本的价值应该如何归属并且归属到哪个国家名下?由于1978年《版权法》降低了对美国批量生产的标准,由美国出版社出版但在比如中国印刷的图书的价值已经被算作一种进口。
  战时图书委员会和战时新闻局的人们也许在如今的出版世界里感觉并不那么自在,因为如今的出版世界强调收益和企业协同增效多于卓越品质和文化价值,并且它所强调的大众图书市场营销是以更有鉴赏力和影响力的顾客为代价的。最早的公司集团化的案例之一迫使威廉。斯隆在1946年离开亨利・霍尔特公司去设立自己的公司。当得克萨斯石油大亨克林特・默奇森买下霍尔特公司时,斯隆意识到自己无法为一个“有着肮脏历史和对出版没有一丁点儿兴趣”的人工作。当他后来领导罗格斯大学出版社时,他绝望地发现就连大学出版社都开始在出版的最高的价值上让步。切斯特・克尔也离开了大众图书出版界并在耶鲁大学出版社找到了他一生钟爱的工作。在我们的时代,多次集团化合并和收购浪潮之后,一些出版人仍在惋惜已经几乎消失的曾经的世界。20世纪下半叶,由贾森・爱泼斯坦和安德烈・希夫林撰写的关于出版业主题的论著,弘扬了20世纪40年代的出版人、图书经销商和图书管理员所珍视的价值。
  政府与出版产业合作的最佳状态,即战时合作以及冷战时期的类似合作,为自由市场的缺陷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政府愿意资助具有文化外交价值的美国图书时,它为出版业提供最佳的服务,否则这些图书将无法到达外国海岸;而当政府尝试代为在海外开展业务的出版人做一个“安排者”时,或者如一名贸易官员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通过“克服各种图书出口的阻碍”帮助出版人的时候,它也为出版业提供了最佳服务。如同在德国的美国图书计划官员劳伦斯・P.多尔彻在1948年所强调的,政府“在认识到它是在对思想进行投资而不仅仅是给图书业发放补贴的情况下”,还得偶尔帮助美国图书的对外出口,以免生疏于此事。
  美国图书在海外的传播成功赢得了人心和思想并使其他人的宣传减弱了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如果美国文化的模式化形象没有太过频繁地在海外宣传并且至少有一些真实性的话,或许结果会更好。有人回忆起1943年访问美国的三位英国出版人强烈表达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人对其他人的观点充耳不闻,同时美国出版人在扩张其国际市场过程中的进攻性掩盖了可以使美国人被全世界憎恨的一种更广泛的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里,由于美国参与了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都不想参与的战争,其在海外的声誉似乎遭受了严重损害。但也许美国图书在海外的缺失会使事情更糟,尤其如果许多最糟糕的其他形式的美国文化在国际上自由传播的话。   当下的中东冲突引起了有关美国的海外形象的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也许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那些问题一样重要――令三位英国出版人感到不安的许多这类形象问题。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受到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是短暂的,并且在入侵伊拉克之后遭受严重打击。自那时起许多在海外的人对美国的动机表示怀疑,并对美国的习俗和文化不屑一顾。
  乔治・W.布什政府在其三心二意的振兴公共外交的尝试中挣扎。就连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在2006年对陆军战争学院如此说道:“如果让我打分,我会说作为一个正在参与世界上进行的思想战役的国家,我们在其中的表现可能只能得到‘D’或者rD+’。”前美国新闻署的职业顾问及美国富布赖特协会主席理查德・T.阿恩特在他2006年所著的《国王的第一诉求:20世纪的美国文化外交》一书中全面回顾了这种外交风格的起起落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也曾呼吁通过外交恢复美国的“软实力”,他认为对军事工具的过度投资和对外交投资不足的后果是“一种引起世界其他地区反感并在处理许多现代问题上无效的畸形外交政策”。
  这是一种耻辱,如果不是一件丑闻的话。当然,图书只是文化外交计划的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一直是一个重要部分。美国在这个领域的撤退导致的最令人惋惜的结果之一是全球的美国新闻处图书馆的关闭,在那里当地出版人和读者可以体验一部分美国最好的图书,或许也会留意购买版权或进口书册。将资助出版的美国图书投入国外市场的计划则更早就终止了,但有迹象显示这两种图书计划可能复苏。
  富兰克林图书计划(该计划为针对中东、亚洲和非洲的不结盟国家人民的图书提供翻译资助和出版资助)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终止切断了中东地区阿拉伯语图书的重要源头。然而,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些个人的新方案已经开始尝试纠正这种情况。例如,萨伯瑞基金会已经收集了出版人捐赠的图书――大部分是但不完全是科学和技术图书――并将他们运送到伊拉克的大学里。萨伯瑞基金会已经获得了一些联邦支持,但这个计划没有回应对于普通民众想要阅读的代表美国思想和文化精髓的图书的翻译版本的需求。然而,由密歇根大学中东研究专家胡安・科尔教授建立的全球美国文献研究所正在尝试通过它的美国文献翻译计划来做这件事。科尔建立这个组织,是由于美国新闻署实际上的资金撤回及其并入国务院,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国新闻署图书馆的关闭。
  科尔的计划是翻译并出版一些有关美国政治及社会思想的重要作品,包括建国之父的作品以及后来的诸如亚伯拉罕・林肯、苏珊・B.安东尼、约翰・杜威、W.E.B.杜波依斯和马丁・路德・金等人物的作品用以在中东销售。富兰克林图书计划,除去使本地出版产业现代化的工作之外,它就是科尔计划的模板。该项目进展十分缓慢。截至2009年10月,他手中持有托马斯・杰斐逊作品选集的完整译文,但仍然需要在中东为此译文找到一位出版人。有人也许会质疑这样一个计划有何种效果,特别是在一个图书被视为落后于作为国际舆论塑造者的电子媒体的时代。然而,至少对于处在发展阶段的危机重重的国家中的舆论制造者而言,这或许有助于使他们可以获得一些有关美国民主传统的具有代表性的图书的译本,特别是由于这些地区互联网接入更不完备。在中东大多数地区,市场几乎不可能繁荣到足以使图书出版成为一个纯粹的商业冒险。因此,正如政府资助美国出版人为遭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和亚洲的那些当时负担不起的人们提供图书一样,针对商业潜力较小的地区的资助图书计划也可能是一个好主意。
  在21世纪初复杂而紧张的世界中,为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图书的出口而采取的公共/私人模式可能仍然证明是有效的。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及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公开表明要在国家的外交中增加软实力的途径。图书难道不应该成为国家工具的一部分,并再次成为思想战争的武器吗?
  (摘自商务印书馆《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作者:[美]约翰・B.亨奇译者:蓝胤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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