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作者 :  贾辉辉

  摘 要:苏联不均衡发展的超工业化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产生了严重的弊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及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最终导致改革失败。苏联经济建设失败的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缺陷。
  关键词:苏联 经济体制改革 失败原因
  一、赫鲁晓夫的改革
  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弊端,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十分明显地显露出来。赫鲁晓夫上台后,从农业开始入手,尝试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在农业方面,赫鲁晓夫主张放松对集体农庄庄员宅旁园地、自留地数量及个人副业的限制,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大规模开垦荒地,扩大玉米播种面积;把农业机械卖给农庄,取消农业拖拉机站。农业的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苏联经济出现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赫鲁晓夫仍无法摆脱集体农庄这一“变相的国有制”农业模式,当情况有所好转后,苏共的改革措施再次摇摆。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赫鲁晓夫提出要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加强经济核算。在这方面主要是对“利别尔曼建议”的试验。利别尔曼是苏联哈尔科夫经济工程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1962年9月9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利别尔曼建议”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经济手段,包括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特别是要加强利润的刺激作用鼓励企业接受高指标任务,以解决长期以来苏联企业缺乏生产动力的问题,把评价和奖励企业的标准,由长期以来的对上级计划的完成情况转变为依据企业的技术经济条件规定计划赢利定额,以此作为评价企业工作效果的唯一可靠基础;国家对企业下达的指标简化为只有产品的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两个,扩大企业制定计划的权限和从利润中提取奖金基金的权限。“利别尔曼建议”的实质是要建立起指令性计划与物质刺激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抛弃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体制。根据“利别尔曼建议”,1962年10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进行试验,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支持。随后,在莫斯科、第聂伯、顿涅茨等许多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上百个企业,按新的奖励办法和计划体制进行了试验。但是苏共高层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企业缺乏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不具备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的根源在于依靠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通过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的体制。苏共不是要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改善部门管理体制,这种“头痛医脚”式的改革基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触及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其结果是使苏联的党政领导系统更加混乱和低下。
  二、“新经济体制”改革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在赫鲁晓夫改革的基础上尝试“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新经济体制”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加强国家在编制计划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减少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支配利润的权限,企业可以确定工资形式和奖励办法。第二、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以利润为中心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提高企业的利润留成比例,力求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第三、全面改革工业品批发价格,改变某些产品价格偏低的现象,让价格最大限度地接近产品社会必要劳动量,是正常生产企业能获得必要的利润。第四,加强银行信贷的管理,以促进企业节约投资,合理使用资金,提高效率。新经济体制实行的最初几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曾对苏联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新经济体制实施后也伴随着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企业过分追求利润,往往忽视产品质量和技术进步;由于约束机制不健全,单纯强调物质刺激,导致企业滥发奖金,使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从总体上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仍从如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来完善传统的计划体制,而不是彻底改革原有的计划体制。把市场因素纳入计划体制的框架内,经济手段只是作为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一种补充。当然,从“新经济体制”的内容和实施的范围来看,勃列日涅夫前期的改革,相对于赫鲁晓夫时期都有所进步。改革不可能在根本问题上实现实质性的突破的根源在于,苏共领导人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不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属性,而市场经济更是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
  三、苏共经济建设失败的根本原因
  苏共推行的是高速工业化战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这种战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新建和改建了11000个大型工业企业,创立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工业部门,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这种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从根本上说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要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要求经济结构的全面发展、良性互动,要求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要求调动中央、地方、企业、职工各方面的积极性,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做到这一切,这是其致命缺陷所在。苏共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前述苏共党内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苏共党内高层领导人在对告诉工业化、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的认识上是基本一致的。托洛茨基所属的反对派虽然在政治上是反对斯大林一派的,但在关于工业化、计划经济、争取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反对富农经济、主张农业集体化等等在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所实施的各个方面,都产生在托洛茨基的理论中。在1928年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以及后来斯大林亲自主持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都强调: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商品、货币关系只能是来自“外部”,即非社会主义的东西,计划的有效范围,与商品、货币关系发生作用的范围成“反比”,因为两者是对立的。至此,苏共全党都持这一观点,即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形成“计划=社会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公式,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生产资料部门,是不起调节作用的。这样,为了实现高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就必须建立高度集权的严格的计划管理体制。所以,苏联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是苏联共产党人激进革命经济思想的集体产物。理论上的迷雾和现实中的困难,使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就显著,但又十分脆弱。而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及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始终未作认真的反思,更没有在实践中通过改革冲破这一僵化体制,使改革最终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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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姓名:贾辉辉,出生年月:1992.11,性别:男,民族:汉,籍贯(精确到市):山西省临汾市,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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