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1978―2008,30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变化,而是一种性质上的变化。这种质变的核心就是,我们开始真正塑造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为此,我刊特设“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栏,为读者选载一些言论的精彩片断
  
  支撑改革开放30年的关键
  谢鲁江
  
  改革开放30年,支撑我们取得成就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理论建设,二是制度建设。
  第一,理论建设。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有了一个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实际、更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认识,所以有了这样一套理论。从一开始讲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到后来探讨中国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一直到后来中国要不要搞股份制等,这一系列理论建设的核心就是解决一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过程主要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思想路线上、认识方法上的理论建设。现在有三句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就是一切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就是要不断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路线已经得到全党的认同,也得到了老百姓、全社会的认同。
  第二个层次,是具体改革开放路线方针上的理论建设。比如说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的理论、民主法制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都有很多崭新的成果。
  第三个层次,是具体操作层面上的理论和知识建设。比如说管理知识、对外开放的一些理论知识、WTO的理论知识、发展产业的理论知识等。我们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比如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里面很多的理论知识从以往的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那里也找不到。这样的一套理论知识就要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形成。
  第二,制度建设。一是经济体制,二是政治体制。这里主要强调经济体制建设。
  我国最大的经济制度建设,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在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下面,有一系列小的制度建设,股份制就是其中的一个。股份制是今后经济发展中一种主要的企业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是自由流动的,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对经济发展来讲,它要求的不是人治而是一种制度的治理,需要给企业发展提供一个长久的制度保障。在政治建设上有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问题,在经济建设上也有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问题。这种转变,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是一个比较好的法律框架。
  改革开放30年来从经济制度建设来说,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股份制。市场经济解决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问题,股份制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机制问题。邓小平同志就特别强调,要把改革开放的成果用制度的方式巩固下来,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官员每套低价房都是一封举报信
  孙瑞灼
  
  签订购房协议时,以不足市场价一半的价钱购得住房一套,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局原副局长杨军被控受贿30余万元,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
  一套价值53万余元的住房,仅以20万元的低价购买,杨军为这30余万元的“便宜”付出了应有代价,受到法律追究,罪有应得。杨军一案印证了一句话,官员的每套低价房的背后几乎都隐藏着腐败。
  以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的房地产商,给这些政府官员高达几十万元的购房折扣,个中原因不言而喻他们看上了这些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以小惠换取更大的利益。
  近年来,~些政府部门的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向开发商低价购买商品房的现象并不少见。曾有报道说,在某地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段所建楼盘售罄数年后,由股东纠纷引发的举报显示,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折扣,其中22名买家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买家多出自房管、规划、工商、公安等政府部门,显示了楼市里官商互惠的生态。所以,官员的每一套低价房都无异于一封举报信。
  当前,房地产领域是事实上的腐败重灾区。“楼市已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这绝非危言耸听。大量腐败案件显示:在房地产开发各个环节的腐败中,我们都不难看到官员的身影。据全国政协委员郭松海统计,近年来落马的贪官大部分都与房地产领域腐败有关,众多高官的落马,无不与房地产业的黑幕有关。2007年,曾有媒体报道,一位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开发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
   公众更关心封存公车如何处置
  王 毅
  
  国管局、中直管理局10月11日下发通知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一是要减少车辆使用,自觉做到封存公务用车30%,按车牌号尾数每周停驶一天,职工私车每周少开一天。
  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开始,但人们或许更关心的是,中直各机关部委的公车究竟能封存多久?众所周知的是,封存一天两天,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若是能持之以恒地坚持封存下来,那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事实上,公众对中直各机关部委的公务用车如此关注,除了对公务用车改革一直不断地呼声;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倘若公务用车能长期封存,那么何不对封存公车进行进一步的处置呢?
  道理并不复杂,倘若中直各部委机关只是应景于上层的通知要求,不得不暂时封存公车的话,那么对封存公车进行处置,自然是不妥的,倘若再考虑到私家车也为净化北京的天空做出了相当大的牺牲,那么应景式的公车封存难免会令人怨声载道。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这30%的公车会被永久封存,这自然是件好事。这一是印证了公务用车的确应该进行改革与精简:二则说明,公务用车倘若永久封存,则必须对封存公车进行及时处理,不然的话,长期封存岂不是造成新的浪费?
  由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信息:10月底前将所有“黄标车”分别移交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统处置。不知道这“黄标车”算不算是被封存的那部分公车,倘若是的话,那么中直该如何处置这部分公车就显得犹为重要。
  其实,中直方面不妨如同正式公布封存公车的制度 样,在处置封存公车时也采取公开透明的处置方式,中直机关部委的运作,其实也应该更透明更直观一些。要知道,采取更为透明的处理方式并不意味着中直丢人,相反,却是中直机关部委阳光政务的个良好开端。
  
  莫把贪婪当金融危机替罪羊
  徐 锋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一片愕然。在这种愕然的氛围中,一种论调横空出世――“人性的贪婪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这一论断起于最近一期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题为《贪婪的代价》。此言一出,和者云集,没过几天,已然流行,学者竞相借用。
  最近听着电视上一些专家长篇大论地对人性的贪婪展开批判,以事 后诸葛亮的恍然大悟,条分缕析地分析、指责华尔街“为了满足自身的贪婪而贩卖金融衍生工具并声称它们绝对安全”,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就在几年前,当这些专家中的很多人大声疾呼中国应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品时,华尔街模式还是他们口中念念不忘的完美范例。很显然,当年在华尔街繁荣昌盛莺歌燕舞之时,心悦诚服的专家们是没想过要去批判所谓“人性贪婪”的。
  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复杂的成因,警醒我们重新审视诸如经济全球化、金融衍生品、会计制度等各个方面;用历史的眼光看,它还是经济周期的某种规律性反复。用“人性之恶”来简单总结,实在难有说服力。甚至,人们大可以怀疑,一些国外的政治、经济界权贵之所以附和这种论调,似有转移指责目标、推托监管责任之嫌疑,我们也不可过于天真信以为真。
  一个无需证明的结论就是:人性中的自私(更中性地说是“利己”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至少已存在数十万年,谁都无法更改。试问,如果将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归罪于人性的贪婪,那么算起来,人类历史上哪一次人为灾难的发生,不与这种“贪婪”息息相关呢?道德批判是取巧的,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同样,用批判人性的方式来试图解读、解答一次复杂的金融危机,恐怕也只能于事无补。
  事实上,人性的这种所谓“贪婪”(更准确地说,是利己和逐利心理),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客观上恰恰起到了“助推剂”的神奇功效。正是绝大多数个体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和奋斗,才以百川归海的合力,客观上推进着人类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成长成熟,也增加着人类社会的总福利。
  当然,这一切利己行为之所以能推动社会正向发展,一个必要前提是:它们必须在一个约定俗成、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框架内活动。这个框架就是制度,在华尔街则是金融监管的法规。人性如水,当华尔街的“框架”有所扭曲时,水当然会随其形状变化而充盈其间。但这错误的根源首先在“框架”,而非“水”。
  因此,在今天金融海啸扑面而至之际,尊重人性的两面性、贴近现实的补救之举更显价值。与其将危机简单归咎于人性弱点而奢谈空论,莫若对我们素来顶礼膜拜的某些市场游戏规则稍作反思,进而切实有所补漏,方为亡羊之后的理智之举。
  
  用国家现代金融体系,为农民发展输血
  童大焕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以农村改革为重点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土地改革上,相比之下讨论和研究农村、农民融入现代金融体系的少。
  今天,中国农民收入中的大部分已经是来自城市打工收入,人均一年只有400元左右收入来自农业本身。即使公司加农户等现代农业使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10倍、20倍,单纯的农业收入也远远赶不上城市居民收入。因此,新一轮三农改革意在农村农业农民,功夫却在城市。除了要保证农民手中有地,还应该保证他们手中有钱。有钱才有创业资本,不论是经营现代农业还是进城创业,都是如此。如果说,土地改革为未来中国发展奠定产权基础,那么,金融改革使农民、农业融入现代输血机制,则是尽快使农民、农业摆脱国民经济弱势地位的外部保障。
  如果光有土地制度的改革而没有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持,将很难产生农民自发自主的现代农业,农民的命运就是等待外来大资本“兼并”。这是因为,单靠农民内部的金融合作,无法为现代农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为农民总体上太穷;单靠农民内部的土地流转与合作,也不足以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因为人均土地太少而组织化成本太高。
  钱从哪里来7就从现代金融体系中来。现代金融业的本质就是“信用”――要获得金融支持,就必须有相对应的“信用”,抵押、担保、盈利能力等等。因此,要在中国的农村推广现代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就是增强农民获得“信用”的能力。首先,就是要让农民的资产转变为金融资产,让农民的土地、住宅可以抵押贷款,对于这种抵押贷款,只要是用于务农的,国家给予政策扶持。但单纯这种办法还是无法解决农民的发展资金问题。那就应该考虑第二种办法:让农民在农村盖房拥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按揭抵押权利,取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首付”二三成、贷款8.5折优惠的待遇。这样的贷款优惠利率,是目前最优惠的一种,平均年息才百分之六点几,比农村信用社扶持下岗工人的月息1.06%还优惠许多。
  值此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面前、信贷紧缩的当口,正是启动农村金融改革的好时机。一来可以适当扩大放贷规模,缓解银行存款压力;二则此时银行对资产的价值评估更加谨慎,有利于规避风险:三来通过信贷支持农民创业,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内需。通过土地、农房及宅基地抵押等形式,将农民纳入现代金融体系,不仅是农民实现其平等国民待遇之需,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抵御和缓解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一个重要杠杆和支点。
  
  政府考察经验竟是“重设驻京办”
  毕诗成
  
  2008年10月7日,东莞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总结了9月底对四川、重庆、云南等西南省市考察之行的经验和心得。东莞市委书记表示“东莞对上的争取力度和在中央、省的人脉资源远远不够。所以要有人去跑,争取更多的资源。”
  根据这个“觉悟”,据透露,东莞准备重新设立驻京办,进一步加大向上争取政策、资金、项目支持的力度,为东莞今后发展拓展广阔空间。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感慨万千:政府的考察经验竟然就是“重设驻京办”?
  对于跑“部”“钱”进这个说法,公众并不陌生。曾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金华,在谈到对预算资金审计监督时曾有过精辟的分析“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有些驻京办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跑‘部’,打探消息,看哪里有钱和项目,然后写报告、找关系,谁跑得多,部委情况了解多,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付款。这存在很大的随机性,问题也就因此产生。”
  由此可见,驻京办是跑“部”“钱”进链条上相当关键的一个关系网,专门负责跟相关部门“勾兑”达到要项目要资金的目的。正因为如此,驻京办慢慢开始形成一套潜规则,甚至成为腐败的链条,更被有人形容为“蛀京办”。
  但冷静地想一想,东莞市得出“重设驻京办”的考察意见,似乎还是可以理解的――当跑“部”“钱”进仍然是获取跨越式发展“有力保障”的时候,让地方官员耐住寂寞,眼睁睁看着人家跑,从当地利益角度而言,这种甘当“君子”的行为,会不会被理解为无能的表现呢?
  所以,只要是跑的“灵光人”占便宜、不跑的老实人吃亏的逻辑继续存在,就难保地方政府考察兄弟省市,得出个“跑得好”是先进经验、一定要“办好驻京办”这类荒唐的结论来。这个问题是有根源的,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指望地方政府的自我觉悟,是靠不住的,比起东莞的“高调总结”,更多地方驻京办的贡献是“只做不说”的。因此,重要的是,要从中央有关部委层面,制定明晰的利益分配方法,尽最大努力,让“跑”和“不跑”没有区别,都能被完全平等地对待,避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会哭的孩子干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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