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理想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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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期播出的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无论是在主题意义、戏剧冲突，还是在人物塑造等方面都表现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尽管该剧处于后现代语境下的影视剧创作潮流中，但是在表现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和教育理想等方面富有创新性，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意义和巨大的文化魅力。
　　关键词：电视剧　后现代特征《恰同学少年》文化魅力
　　
　　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形下悄然登场的，不被看好的原因在于它的主题是围绕教育、理想、修身、革新治国而展开。如此主题在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盛行的时代氛围中，理所当然地被认为不合潮流、过时落伍。然而该剧播出后，以平均收视率5 26％、最高收视率8 2％创下了今年央视收视率的最高峰，《新闻联播》对它的宣传不啻于表明了主流文化对它的首肯。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它的成功?笔者以为该剧基本上是走着回归革命历史传统，宣扬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文以载道”的传统艺术创作之路。这是上千年来民族艺术发展的优良传统，只是当代中国在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众文化日渐勃兴、娱乐消费铺天盖地，出现了民众沉醉在低层次的视听享乐之中。陶陶然、惺惺然、昏昏然的现象。该剧的播出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又如醍醐灌顶，令民众猛然惊醒。因为我们的社会仍是需要脊梁和精英的。因为我们的人生仍是需要理想和价值的．因为我们的精神仍是需要阳刚和执著的。那么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对它的惊叹和赞誉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从当今中国电视剧的整体创作情形来看，后现代主义倾向统领风骚，其思想来源于西方。20世纪中期二战后．西方社会从现代主义转向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主张反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形而上学。鼓吹世界万事万物的不确定性，消解事物的深刻意蕴．走向平面化。倡导大众文化以消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必然反映在最大众化、最市场化的影视剧之中，全球信息化的潮流推动下，中国影视创作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和融合这种思潮。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繁荣，商品大潮的冲击，使民众的意志逐渐弱化、软化，享乐的风气逐渐兴盛。结果出现了一种受利益驱动的大众文化，造成了大众对庸俗、粗浅、短视甚至野蛮行为的渴求心理，伤风败俗和享乐主义在文化中占了这么大的优势，就必然对社会价值观念起涣散作用，损坏和破坏曾经被人们笃信的信念。但《恰同学少年》这样一部叙述伟人少年时期读书、立志、走向革命道路且极具宣传教化功能的电视剧，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观众，获得观众的喜爱，这倒使人不得不探究一下《恰同学少年》的特殊魅力。
　　
　　一、为历史题材奏响青春的赞歌
　　
　　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通常以对高雅趣味的艺术价值追求开辟电视领域中一道宏大、瑰丽而深沉的风景。《恰同学少年》以下简称《恰》剧反映的是中国20世纪初的历史，它的主角是一群天真稚气、风华正茂、壮志昂扬的青年学生。没有人们看惯了的老谋深算、尔虞我诈；也没有人们看够了的缠绵悱恻、卿卿我我。更没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刀光剑影、血腥暴力。洋溢在《恰》剧中的是一股逼人的青春气息和壮志情怀。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想少年之所想，行少年之所为，以少年之言行反思并力图改造陈旧落后的中国现实，他们相信“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他们对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反叛就是对信念的有力实践，从而青春的亮丽色彩在慷慨激昂的吟诗论道、积极智慧的社会实践中挥洒地淋漓尽致。
　　在近几年众多的电视剧中，以青少年为主角的电视剧寥若星辰。即使有儿童、青少年的角色出现在剧中，他们也多是成人世界的被支配者、点缀者和衬托者。如此忽视青少年的影视创作情况恐怕由来已久，市场化日渐深入，影像媒体自身的商业逻辑日益渗入我国影视艺术创作．收视率的高低和经济效益的多少规定着电视创作者的选择方向。相对于成年人，青少年的消费能力较弱，于是影视创作者大多把目标定在成年人身上。但青少年是国家队未来的希望，在青少年题材上进行开拓和耕耘是影视创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恰同学少年》在青少年学生中普遍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即可反映青年学生对这一题材的呼求和渴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的成长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由蒙昧走向明智，由弱小走向强大，由迷茫走向坚定。毛泽东这一主角的成长历程是很清晰的。在未进入第一师范以前，他试探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因学校的教学不合他心中的理想．导致一次次果断的退学．此时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兴趣和前途是茫然的。进入第一师范后．志趣相投的同学，学养深厚的大师，开放、民主、灵活的教育管理方式深深吸引了他。五年的一师生涯里，毛泽东博览群书，励练体魄。眼界逐渐开阔，志向逐渐高远，他所组织参与的实践活动由校内走向校外，又由校外走向社会。当毛泽东带领全校同学凭大智大勇击退威胁长沙城的溃败之军时，他已向未来的革命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对导师杨昌济提出的理想问题作了一个完满的回答，那就是“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为广大受苦受难的百姓谋求幸福和解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赋予了这样的青春以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气韵和昂扬的气度。这是一曲少年英雄的凯歌，也是一曲少年中国的赞歌。
　　“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古往今来的少年英雄人物，有谁能把小我和大我和社会融合到如此强烈鲜明的程度?《恰》剧的作者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浓墨重彩地突出这样的青春特色，是区别于其他历史题材的剧作的要义和关键。从演员的选择到情节的安排．以及大量台词围绕志向、修身、治国的展开。都令观众精神振奋，犹如经受了一次神圣、庄严、崇高的圣殿洗礼。它唤醒人们对于膨胀利欲的反思和审视，激励人们从平庸走向崇高。尤其对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时期的青年观众，《恰》的精神价值是弥足珍贵的。黑格尔说过“历史题材有属于未来的东西”。虽然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生活的革命战争年代与今天的和平建设年代差距甚远，但理想和志向、胆识和毅力、责任感与使命感等人生素养是可以超越任何时代而具永恒的魅力的。
　　
　　二、于戏剧冲突中阐释理想的主题
　　
　　《恰》剧的结构基本采用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以戏剧矛盾来结构整个剧情。同时采用多线并进的方式，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青年学子，花开几朵．各表一枝，表现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最后各条线索集中、汇合，戏剧冲突达到全局的高潮。
　　以青年学子为中心展开的冲突是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就读于一师的学子来自不同的家庭，家庭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学生与家庭这～小社会的不同冲突。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对他的期望是经商务农．继承家业。当父亲阻止他出门求学时。他毅然宣 布离家出走，永不回头。同样对干家庭的叛离，也出现在剧中其他几个人物身上，只是程度和命运有所不同．如蔡和森的母亲，为了女性的尊严和自由，毅然告别衣食无忧的封建家庭，带着两个孩子自立门户，白手起家。另一位女性陶斯咏也在抗婚和违反父意刊印反袁书籍等事件中流露出对家庭的不满和对抗。
　　人物对于家庭的矛盾冲突是剧情的发展．它发展演化为人物对于学校、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思想基础来看，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毛泽东与袁仲谦老师的冲突，既是一种教学方式不为学生所理解的冲突，又是一种师生性格、文风差异带来的冲突。毛泽东的偏科问题虽然在孔校长开明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评分手段之下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但也仍然隐含着学与教之间的冲突，进而引发人们对于素质教育的深思。毛泽东等一师学子与张干校长的；中突达到了师生冲突的高潮，这是一种传统、保守、僵化、封闭的教育方式与民主、开放、激进、灵活的学习要求的对峙。张干校长以保护学生为初衷的无奈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矛盾．但矛盾本身的普遍性就是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批判意义。围绕教育问题而展开的冲突，也出现在教师之间。比如纪督学与孔召绶、杨昌济等教师之间就多次关于教育目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展开了对立．提出了诸多问题：一是学生应为个人的富贵前程而读书，还是应为社会、国家而读书：二是学生应该循规蹈矩、安守本分，还是应该勇于开拓、挑战权威；三是学生应维护知识分子的斯文而铺张浪费，还是应勤俭节约。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恰》剧的创作者所表明的态度和立场是很鲜明的。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安排，观众不难得到答案。剧中唯一的反面角色刘俊卿似乎天生就是为了说明这些答案而设立的人物。刘俊卿与各位正面人物的冲突首先是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冲突。他也与家庭存在着矛盾，他厌恶自己贫寒的家庭出身。他看不起卖臭豆腐干粗活的父亲，因而他当着校长的面指认父亲为“挑夫”，他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企图洗去“贫寒”的标签：销毁同学考卷、考试舞弊、巴结纪督学、浪费粮食、侮辱蔡和森、协助军阀抓捕孔校长、缉查反袁书籍等情节中，他皆站在传统人伦道德的对立面，可谓人品低下、用心险恶，手段卑鄙。尽管改变人生状况的愿望无可厚非，但他走的是一条阴暗、邪恶的歧途。最终众叛亲离、亡命于流氓之手的结局，印证了“恶人恶报”的俗语，也彰显了惩恶扬善的创作意图。
　　叙事艺术总是蕴含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即叙事的主题。这种意义使叙事超越历史的真实或虚构，而获得某种人类文化意义上的普遍真实性和哲学意味。《恰》剧建立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之上的结构，有力地展示了创作者关于人生理想、社会理想、教育理想的宏伟蓝图。
　　中国近期影视作品的后现代性倾向，使影视剧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影视当作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神赐的法宝，不再用影视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来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它们仅仅是些无深度无景深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眩晕的视听时空。它是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的．是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而《恰》中鲜明的二元对立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迫使人们做出判断，区别出合理与不合理，区别出正义和非正义，区别出崇高和平庸来。
　　
　　三、以人物形象的塑造沟通历史和现实意义
　　
　　从影视类型的角度看待《恰同学少年》，无疑它应属于电视传记片的范畴。为纪念某位人物而作的传记片，单纯出于对杰出人物的敬仰，而去缅怀性地展示他们的生平事迹它往往通过对人物的描叙，或引发对一种有贡献的人生的肯定，或延伸对一种有意义的精神的褒扬。或至少是还原了一段历史。但是这种价值由于过于单一和熟练．而相应减弱了他对于现代观众的精神震撼力。而真正具有较高价值的，无疑是那种具有穿透力的传记片。这种传记片不再满足于把人物历程故事化。而是步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充分展示人物在现实世界的冲撞中，所发出的心灵的感觉、冲突、痛苦、和磨难的回响，从而然观众感悟到一种杰出精神真正的历史面貌，并转化为自身精神的养料，而不至于因为过于景仰而敬而远之。《恰同学少年》就具有一定的穿透力。一位缔造新中国的伟人，他的少年时代定有不同于凡人之处，剧作者较成功地突出了人物的非凡之处，同时又详细地再现了产生这种非凡的原因。这样既铺叙了他胸怀大志改造社会的信念和行动，又展现了他冲破重重阻力、百折不饶不断思索前进的心灵路程，人物所袒露的赤诚心灵和磊落人格，敲击着观众的灵魂，勾起人们对历史的人和人的历史的深沉思考。
　　贯穿《恰》剧始终的一个情节是如痴如醉的读书情景，剧中的人物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见遇见一本好书，便想得到痛快一读，以毛泽东最具代表性，在乡邻的打斗中、在繁杂的闹市中、在没钱买书的书店里、在同学的埋怨责备声中、在老师的书房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书本知识，知识即力量，毛泽东人生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读书的积累。《恰》剧反复渲染的这一情景既刻画了刻苦勤奋、励精图治的精神品格，又有力地阐释了人物成就的坚实基础。同时由于读书环境和形式的变化以及戏剧冲突的融合，观众并不觉得单调重复。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又促成内因发挥作用，一师有一群学识渊博、民主开明的教师，他们的言传身教令学子们如沐春风，豁然开朗。特别是杨昌济老师对毛泽东的一次次教导和帮助，犹如人物思想探索中的一盏明灯，异常亲切和明亮。可谓树立了古往今来教育者形象的一座丰碑。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电视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开始褪去崇高的光环，显露出他们作为平凡人、普通人的一面，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忧愁烦恼，人物的性格也日益丰富、丰满起来。但是与这一情形相伴的是人物形象的日益琐屑、平庸。人物性格虽趋于复杂化。但其区别于他人的标志性特色却日益消融。在黑格尔看来，人物是丰富性、明确性、坚定性的有机统一，不仅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还“许有某种特殊的情致’作为基本的突出的性格特征，来引起某种确定的目的、决定和动作”，“人物性格必须把它的特殊性和他的主体性融会在一起，它必须是一个得到定性的形象，而在这种具有定型的状况里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他自己的情致所显示的力量和坚定性。”如果失去了这三种因素的有机统一，那么人物性格就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
　　《恰》剧中毛泽东的基本性格是胸怀磊落、志向高远、胆识过人。在表现这个基本性格之外，剧中还有许多感人的细节，如他与家庭的书信往来，对生病母亲的关照、对同学的帮助、对老师、校长的理解，特别一提的是剧中对男女感情的处理，这是表现青年生活不可缺少的方面．从毛泽东公开表明读书期间不谈男女私情到委婉拒绝陶斯咏的真情，以及对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的感情处理，皆含蓄而内敛。个人的私情与远大的志向既相融合又相冲突，又丝毫无损于大我的形象。从这些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并非天生的圣贤之人，他也有粗心、激进、不擅理解他人、做事莽撞的毛病。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立体”的毛泽东。他的思想明确而有坚实的基础且是逐渐发展演变的，他的个性是鲜明而又具有丰富的层次感。作为剧中最主要的人物，他是一个被成功塑造的典型人物。
　　后现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需要正确的引导，使其沿着健康的审美方向发展。伦理道德在向审美转化过程中的作用源远流长．从孔子观乐时提出的“尽善尽美”到孟子所说的“养吾浩然之气”，形成了美善结合的传统，它既是理想人格的追求，也是评判文学艺术的标准。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就明确指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看法，因而电视剧的人物形象塑造应重视教化作用，把美善结合作为塑造人物的追求．创造出丰富性、明确性、坚定性有机统一的人物形象来。因为传统的审美心理毕竟在观众心里有着深厚的积累。也只有这样的人物才会在观众心里引起永久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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