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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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内背包旅游火热的实践和对背包旅游理论研究的滞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国内外在对背包旅游的认知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距。本文从背包旅游者内部文化的角度，通过回顾34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讨论背包旅游者的概念、动力学机制及其行为特征。文章最后总结了目前对背包旅游者内部系统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关键词]背包旅游；背包旅游者；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2―0089―08
　　
　　一、导言
　　
　　背包旅游作为一种时尚的自助旅游形式，为有相当独立旅行能力的旅游者所钟爱。丰富的网络资讯和精良的装备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背包客向他们未知的世界进发。国内背包旅游的火爆让学者很难回避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这一领域的认知很少，理论研究的滞后，似乎到了需要“恶补”的地步――这是国内背包旅游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
　　同样可比照的是国外对背包旅游的研究：国外学界对背包旅游者的研究始于1972年，作者在Science Direct，Wilson，John Wiley等十几个数据库检索到的以“背包旅游”和“背包旅游者”为主题的论文(含硕博论文)188篇，著作或论文集2本。以《旅游研究纪事》为例，自2001年以来关于背包旅游的论文达11篇，书评1篇。截至2006年7月，有关背包旅游的国际会议召开过3次。在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组织(ATLAS)、世界学生旅行联盟(ISTC)等组织都有背包旅游专门的研究人员。就政府部门来说，澳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深谙背包旅游者的重要性(Jefferson，1991；Ryan et al，2001；Macbeth et al，2005)，专门进行针对背包旅游者的统计并展开旅行促销政策，如航空票价优惠等(Muqbil，2004)。由于对背包旅游市场缺乏认识，我国在对国际背包旅游者的实际吸引力和知名度上远不如泰国和柬埔寨等邻国(Lonely Planet，2005)。国内对背包旅游的研究文献也屈指可数(杨建美等，2002；盛蕾，2003；李春颖等，2005；朱璇，2005a，2005b，2006)――这些都是国内和国外对背包旅游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差距。
　　笔者通过回顾背包旅游者从“漂流者”到“背包旅游者”的演进轨迹，希望为学界打开一扇窗户，使更多的国内研究者能涉足这块知之不多但趣味十足的领域，为窥得更多的研究门径并推动中国的背包旅游事业而努力。
　　
　　二、背包旅游者的概念――从非市场化到市场化观念的转换
　　
　　背包旅游者从字面上看，是以旅游者的随身行李――高过头顶的大背包为标志，区别于其他旅游者的。从装备上讲，大背包比传统的手提箱更有效率地支持着旅行者四处游走的活动，它更代表着一种有象征意义的状态，一种强调自由与流动性特征的旅行方式(Ateljevic等，2004)。
　　背包旅游的传统可追溯到盛行于17―18世纪的欧洲青年贵族的欧陆旅行(Grand Tour)，近代的“工作着的假期”(working holidays)和始自1896年的德国青年候鸟运动(Wandervogel)(Cohen，1972；Adler，1985)。现代的背包旅游者的概念是从20世纪70年代人文科学的学科视角提出的。早期研究中柯寒(Cohen，1972，1973)提出了国际旅游者的两大类型：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旅行者。制度化的角色是借助某些媒介办理旅游的全部或部分服务的大众旅游者，制订行程时选择低风险、相对熟悉的环境。非制度化的旅行者最早被称为“探索者”(explorer)和“漂流者”(drifter)，最基本的价值观是追求冒险新奇和特立独行，其行程绝大多数远离常规路线。这两类人最基本的区别不仅在于漂流者缺乏固定的行程和受限于有限的经济预算，更反映出一种边缘文化的社会政治性。他们是“个人主义者”、“享乐主义者”，而且常是“无政府主义者”――出生富裕，却抛弃西方社会惯常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拒绝现代技术社会的种种舒适，要生活在“异样的和更原始的环境中”，其漂流活动常伴随着毒品文化。佛特(Vogt，1976)更偏向用“漫游”(wandering)一词来形容这个群体，他的人类学视野为解析这项活动的行为动力学和内部文化提供了充实的基础。艾德勒(Adler，1985)曾把现代低预算、长时期的旅行现象与前工业时代的“跋涉”(tramping)相提并论。后者是一种18―19世纪与宗教或劳动相关的旅行实践，是较低社会阶层的欧陆旅行。现代跋涉不为劳动只为休闲，青年跋涉者寻找毒品和还价的乐趣，并且这种跋涉不再只限于男性。他们的流动被当作社会问题，动机则被解释为极具个人心理色彩的“流浪癖”(wanderlust)(Gray，1981)。同一时期不同的研究者对这些群体的称呼虽然各异，如“游牧者”(nomads)(Cohen，1973)、青年旅行者(youthful travelers)(Teas，1974)、“搭便车旅行者”(hitchhikers)(Mukerji，1978)等，但都反映了他们无目的流动的共同旅行特征。
　　柯寒的讨论从社会和变化的角度提供了背包旅行的背景，而佛特则打开了探寻背包客文化和消费心理的内部动力之门。之后的研究继续定义和重新定义漂流者和漫游者，并逐渐将这些全无市场和商业价值内涵的概念过渡到“预算节约型旅行者”(budget traveler)和“背包旅行者”(backpaeker)(Ross，1993a，1993b)。相比于早期对流浪等词略带贬意的用法，用“费用节约型长期旅行者”(long-term budgettraveler)来标志这一群体显得更加客观(Reily，1988)。从这些旅游者的人口特征上讲，他们不该再被称作“嬉皮”、“流浪汉”、“变异者”或是“边缘文化的追随者”。他们出身中产阶层，年轻(25岁到35岁居多)、单身，受过良好教育(大学以上)，希望通过历经艰险的长期旅行(3个月到1年甚至更长)，确立自己的“行路文化”(road culture)和地位，并重返文明社会。行路身份是理解背包旅游文化的关键现象。这些人不愿被称为“旅游者(tourist)”而自认是“旅行者(traveler)”，强调了他们活动的自发性和拒绝商业化的态度(Sorensen，2003)。描述该群体特征的词汇日益增多，青年旅行者(youth／young traveler／tourist)、预算节约型旅行者(budget traveler)、自助旅游者(independent traveler)和长期旅行者(long term／haul traveler／tourist)等(silver，1993；Johnston等，1994； Loker-Murphy，1995；Carr，1998)，都指出了他们年轻、独立、花费节省、旅行时间长的特点，这些术语较之早期“漂流者”等称谓更有利于旅游供应方辨别这一目标群。
　　当皮尔斯(Pearee，1990)以他们背着大背包的旅行方式定义这一现象后，“背包旅游者”的称呼逐渐固定下来。这一词汇的出现不仅是语义上的变换，它暗示着最基本的变化：在市场的经济重要性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它从非市场化的标签发展为市场化的工具。
　　
　　三、背包旅游者的动机和行为――辗转于传统和后现代之间
　　
　　对背包旅游者的个性、行为和动机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皮尔斯(1990)论及旅行是一种延长的教育，背包旅游者把旅行当作摆脱压抑生命的选择方式，在长期旅行过程中，他们偶尔工作以延长旅行时间――边打工边维持旅行的方式则是典型的非制度化旅行的行为。他们寻求更本真的旅行体验(Loker-Murphy等，1995)，其特点包括：与接待地的高接触性和参与性、低事先组织性(很少预订)，低费用消耗、更少舒适设施要求、总体年龄偏低、无结构式旅行(高弹性旅行日程)、高度自主性。对原真性和更深“文化浸入”的孜孜追求让背包客做出许多异于常规旅游者的举动，如深入目的地的边缘地区和边远乡村(Zurick，1992)，潜入原始地区观察野生动植物(Richards等，2004a)，把自己打扮成当地人的模样(Muzaini，2006)等。
　　许多研究者从特定目的地的个案去研究背包旅游者的决策和行为动力，案例尤集中在澳洲(Ross，1992，1993b；Locker-Murphy，1996；Murphy，1999；Ryan等，2001)。以行业或者是市场为导向的定性和定量研究(Slaughter，2004；Kain等，2004；Newlands．2004：Vance，2004)试图区分并理解这一显著增长的细分市场，特别致力于背包者对特定目的地的感知和背包客自身的特点，用以指导目的地市场的营销(Ross，1993a；Richardson，1996；Pearce等，2004)。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调研，是世界学生旅行联盟对2300名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自助旅行者所做的调研(Richards et al，2003)和全球最畅销的背包旅行者指南“孤独星球”联合数个国际组织所做的覆盖167个国家2万名反馈者的网上调查(2005)。
　　背包者在旅行中的打工行为由最初单纯经济上的考虑，逐渐添加了体验当地真实生活和人文色彩的动机因素，甚至由访客转变为定居者。悠瑞利(Uriely等，2000)观察以色列基布兹合作农场工作着的旅游者：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旅游经历的一部分，并且能延长旅行者的“浸入”生活时间，找到更真实的社会关系。艾特吉维克(Ateljevic，2000)等关注早年定居新西兰的背包旅游者，认为他们的商业活动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延长沉浸在当地风景和文化的体验，而绝不是为了物质和金钱上的企业价值。这些个体排斥市场机制，秉承互惠和环境生态的价值观。背包旅游者为了寻找真实的当地社会文化结构，会走出消费者的角色：在新西兰有机农场里的志愿工，把他们的背包旅游作为非商业化生态旅游的一种形式(Nimmo，2001)。澳大利亚工作着的假期项目使协议国家的年轻人可以在澳度假生活最长达12个月之久，出现了一大批跨国的“工作着的度假者”，更混淆了旅行和定居的界限(Clarke，2005)。停留在澳的背包旅行者去某一地点旅行的决策时间甚至有可能受限于农忙时节的种种事宜(Cooper，2004)。贝尔(Bell，2006)等利用澳大利亚人口统计局2001年的数据，按短期流动者的旅行距离和流动目的进行分类，通过量化研究得出工作着的旅行者的人口学特征。
　　身份确立一直被认为是背包旅游者的重要动机。洛克墨菲(Loker-Murphy，1995)通过对澳大利亚690名背包者的研究，把他们按动机划分为4大群体：社会交往／刺激追求者；逃逸者／游憩者；多重目标实现者和自我发展者。罗斯(Ross，1997)从组织行为学和消费者行为学的领域，把背包客旅行动机归结为自我实现、情感关系(建立社会联系)和权利欲望(控制环境)。背包旅行方式的制定战略和决策环节可标榜青年人具有创造力，对自身及环境具有控制力(Vogt，1976)。早年对东南亚的研究认为，除了追逐原始异域风情，背包者的动机还包括自我中心主义、自我肯定和对声望的需求，并持有精英主义和反旅游者的态度(Spreitzhofer，1998)。通过与英国长途旅行者的深度访谈，自我身份的确立被用于解释他们的消费模式(Desforges，2000)。探险和冒险是背包旅游者标榜等级地位的手段。他们的区别感常建立在“原始他人”(primitive Other)的基础上，异域和异域的人群是他们描述自身探险故事的背景(Elsrud，2001)。诺尔(Noy，2004)通过对40名以色列背包者的深度访谈，也得出他们在叙述旅行改变自我时往往强调自己经历的真实性，这是他们建立身份感的途径。背包旅行往往发生在人生的重大转折期，并可用“过程中的仪式”(rite-of-passage)来认识这一行为(Cohen，2003)。通过背包旅行，青年人以成长后胜利者的新身份重返原社会。
　　社会交往，尤其是结交其他背包旅行者的需求和行为，一直是背包者的主要动机和特征之一(Loker-Murphy等，1995，1996；Murphy，2001；Obenour，2004)。开创一种崭新的人际关系是驱动漫游活动时空动力的关键因素。他们知道彼此接触短暂，这使他们之间产生即时亲近。放松和社交的需要使得沿旅行线路出现了背包者的集结地，这是他们漫长行程中暂停漫游、恢复精力的地方。集结地形成完全不同于旅行目的地的内部文化，他们有机会在此交流共同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分享旅行故事、交换信息和寻找旅伴，是一种“旅游者泡沫”现象。这些后来被称为“聚居区”(ghettos)或“旅行者飞地”(traveller enclaves)的地方都有廉价的住宿、西方的食物和娱乐设施、人来人往的各国旅行者。“飞地”随背包旅游者的主要旅行线路而变化(Cohen，1972；Vogt，1976；Riley，1988)。
　　与传统的大众旅游相比，背包旅游者从事的活动也更具后工业时代的特征。追求复杂性、新奇性和多样性是他们选择活动和旅游目的地最重要的动机因素(Vogt，1976)，其参与的积极活动居多，对体力要求较高，如潜水、徒步、冲浪(Cohen，1982，1989；Loker-Murphy等，1995)；也有参加商品化探险活动的需求，如蹦极(Cloke等，2002)。他们有时会寻求极 其刺激的活动，如极限运动；有时只是和旅伴们凑在一起无所事事，自称寻找生命的意义(Richards et al，2004a)。除了冒险(Elsrud，2001)，吸毒、酒精、音乐和性也时常伴随背包旅游的活动(Sellars，1998；Josiam等，1998；Egan，2001；Uriely等；2006)。他们反季节的旅行特征突出，往往是突发事件(如SARS)发生后最迟离开和最早到来的旅游者(Hampton，2003；朱璇，2005a)，也是探索新旅游目的地的“开路先锋”(Pryer，1997)。由于从事活动的高风险性，许多医学研究者以背包者为研究对象，提出背包旅游的生理防范措施(Boulware，2003，2004；Toovey，2004；Goodyer，2004)。
　　与传统跋涉一直作为男性专属活动相比，现代背包旅游更多的女性参与也一定程度上转变着研究者的视角。瑞典的女性背包客为了寻找真实感而“重回过去”――旅行是暂时从繁琐的日常生活中撤退的“中场休息”(Elsrud，1998)。希尔曼(Hillman，1999)研讨真实性问题时特别结合旅澳女性背包旅游者――她们把旅行作为定位自己的一种方式，背包旅行扮演着在某些个人危机(尤其是感情破裂)后重建独立性的角色。一张全面类型表涵盖了前往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女性背包者，它包括学生(包括有兴趣周游世界的旅行拥趸)，职业人员(包括休假的学者、新闻记者、摄影家、作家)，专业人士(特别是寻求原始、自然环境的“生态背包者”)，被抛弃者(找寻启动“第二次”生活的人)，怪人和新嬉皮士(基本集中在沙滩和边缘文化社区)，寻根人和老嬉皮(重游故地、重温故事)，军队退役兵(主要是处于军队退役和重返文明社会空隙的以色列人)(Hottola，1999)。后现代时期的另一变化是，一贯以西方背包者为中心的研究视野在拓宽，亚洲本地的背包旅游者最近也开始被关注(Muzaini，2006；Teo等，2006；Alvarez等，2006)。
　　尽管背包者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旅游人群被大多数学者肯定和证实，但看似矛盾的事实是：他们也越来越像常规旅游者。早期漂流者的经典旅行路线是找寻大麻或东方神秘气息的旅行者的理想路线，但现代仅极少数人奉行。他们旅行时间缩短，一些人的行程和普通成人游客并无太大区别。漂流者们企图逃脱西方正常秩序，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旅游政治经济的制造和再造：他们想甩掉的东西又被他们带着，渗入到全球更深的角落，而当漂流者的足迹日益固定下来，会出现服务于漂流旅游的独立基础设施(Cohen，1973)。体验型、试验型和存在型的旅行者会为看不到真实异域的情景而感到失望，多样型和休闲型的旅行者则容易安于舞台化的旅游环境(Cohen，1979)。艾特吉维克等(2001)认为主流背包旅游者转了一圈，在定位、动机和价值观上又变回了传统的包价旅游者，并以其消费行为来说明这一问题：传统的背包者逃离西方的消费模式，而当代的背包旅游者移植这一模式。更多短期背包旅行者的出现(Sorensen，2003)也反映了背包旅游与常规旅游有趋同的势头。很多人揭示了背包旅游从非大众的旅游逐渐演变为西方主流旅游的事实或发展趋势(Friday，2002；Spreitzhofer，2002；Uriely等，2002；Hottola，2005；O’Reilly，2006)。
　　
　　四、背包旅游者的支持体系――渐进的多样化
　　
　　这部分支持体系侧重探讨背包旅游者从自身需求出发所选择的信息渠道和服务类别，仍属于背包旅游者的内部动力机制和行为学的延伸范畴。
　　
　　(一)背包旅游者的信息渠道选择
　　随着科技和市场的发展，背包旅游者的信息传播渠道更加拓宽，从传统的口耳相传、书面出版物到互联网，不断推动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开拓更多的研究方向。
　　背包旅游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沟通一向是背包旅游者重要的信息来源(Riley，1988)，甚至一度是唯一的信息传播途径(Cohen，1973)。墨菲(Murphy，2001)研究这种信息传播的非正式网络，指出收集旅行信息是背包旅游者互相接触的动机之一，相关商业应鼓励背包者的正面口碑宣传，并设法为其消费者提供社会交流的场所和设施。背包旅游者的冒险故事是推动听众去旅行的极具说服力的“指令”，他们的经历为以色列背包圈共享(Noy，2002)。
　　旅行手册被早期漂流者视为中产阶级旅游标志而拒绝，因为它们破坏了漂流的自发性体验过程(Cohen，1973)。现代旅行手册和旅游指南不仅影响着背包者的旅行决策，而且越来越成为背包客区别于其他类型旅游者的标志。旅游指南能在旅游者的体验中强化当地形象，调和旅游者与土著居民关系(Bhattacharyya，1997)。但也有人指出，旅游读物不仅标志解释当地文化，而且提供了旅游者怎样去体验一地的框架和方式，使得“旅游者注视”(touristgaze)标准化，从西方视野构筑着异域的人物风情，有违真正的真实性(McGregor，2000)。摄影集和宣传手册与背包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它们既影响背包客，也受背包客的影响(Jenkins，2003)。理查斯(Richards，2004b)等剖析了历来的旅行作家(海明威等)把他们作为偶像，他们本人及其作品是怎样影响背包者的亚文化的。
　　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的快速干道和年轻人偏爱的信息源，引起的研究者讨论却不多，而利用互联网作为研究介质对旅游消费者进行的调查也尚处在“婴儿期”(Schonland，1996)。少数分析互联网对背包旅游文化影响的研究者观察到，尽管背包旅行者行前较少利用互联网，但在行路中互联网对他们的作用深刻，成为他们收集信息，维持与家人、途中结识的旅伴和当地人联系的主要渠道(Sorensen，2003)。苗学玲(2005)从扎根理论视角讨论了自助旅游者如何通过旅游网络论坛选择和安排结伴旅行的问题。
　　
　　(二)背包旅游者的住宿设施选择
　　寻找便宜的住宿是背包旅游者的典型特征，也是界定背包旅游者的依据之一。他们旅行住宿的方式有：亲朋好友处、背包者旅店、野营和青年旅馆(Loker-Murphy等，1995)。早期的漂流者或涉足尚未开发旅游的边远地区的旅行者会住在寺庙或当地人家中。随着当地人商品意识的增强，简易的家庭旅馆应运而生，成为背包者的接待站(Cohen，1973，1982，1989；Wilson，1997；Hampton，1998，2003；朱璇，2006)。
　　皮尔斯(2004)指出，20世纪90年代背包旅游市场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青年旅馆这种廉价住宿形式的出现。早在1974年，加拿大政府旅游处就对加拿大青年旅馆住宿者的消费量和消费方式做过 初步调查(James，1975)。加拿大多伦多地区也有针对背包者如何选择青年旅馆的行为调查(Hecht等，2006)。调查结果是背包者差异较大，根据性别、年龄和客源地，对青年旅馆的服务偏好有很大不同：年龄越大，越愿意多花钱购买更多的私密空间；亚洲和美洲的背包者比澳欧的背包客需要更多的饭店式服务。纳什(Nash，2006)等在苏格兰青年旅馆协会的支持下，调查了苏格兰的青年旅馆使用者的特征及其满意度，认为青年旅馆的位置、价格和背包者是否是协会会员是其选择旅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满意度的重要性排序中，清洁、经济性、自助服务设施等因素名列前茅。奥比纳(Obenour等，2004)从意义建构(meaning-based)的途径讨论如何提高背包者对服务的满意度。菲斯(Firth，1999)等通过调查澳大利亚第三大背包者热门旅游地拜伦湾的全部青年旅舍，去了解青年旅舍及其客人在可持续旅游方面的态度和行为。他们揭示了尽管价格是背包客住宿决策时最重要的因素，但生态环保也是背包者关心的，应宣传设施利用中的环境亲善行为去吸引绿色背包客。
　　
　　(三)背包旅游者的其他配套设施选择
　　背包旅游者在目的地的行走主要依赖于当地人所使用的交通系统(cohen，1973)，这使得专门针对背包旅游的交通研究较为困难，导致论述背包者和交通配套体系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匮乏。只有凡斯(Vance，2004)尝试建立背包旅游者交通选择的概念性框架。他区分了影响背包者交通方式选择的两组基本因素：背包旅行者的个性特点(如旅行经验、人口学背景和个人偏好等)和影响特定交通方式选择的因素(如背包旅行的旅途长短、背包旅行者旅行时间长短和背包旅行目的地的特点等)。他指出即使是在新西兰这样一个交通网络配套齐全的小型背包旅游目的地，背包者的交通选择也很复杂。
　　
　　五、结论
　　
　　上述归纳的议题可能存在相互关联性和交叉性，但基本上概括了学者们关注的背包旅游者内部性问题，阐明了这一文化形式内部错综复杂的性质。
　　
　　(一)背包旅游者携带着时代文化，背包旅游反映着历史变迁
　　对自由和流动的强调是早期背包旅行者――“漂流者”的概念核心。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代表，其旅行形式被形容为半政治化宣言。他们借旅行抗议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统治与霸权。边缘文化人群的形象让他们与遭贬损的毒品文化和无政府主义相联系。柯寒等关于漂流者的讨论是对这一群体研究重要的转折。之前有关流浪形式的讨论都与欧洲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结构有关，漂流者的诞生则反映了西方社会大量中产阶级出现的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漂流者”的嬉皮形象，现在的背包旅游者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未必排斥。伴随着他们遍布世界各边远角落的脚步，他们的市场价值被发掘。
　　
　　(二)背包旅游者特征、动机和行为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理查斯等(Richards，2004a)运用Q方法论通过对背包旅游者的档案、行为和态度的研究，认为该群体的异质性多于同质性，由“背包旅行者―旅行者―旅游者”组成的三合一概念领域远比预想的要复杂。不仅背包旅游者有更多不同的细分群体，即使是同一背包旅游者，在不同的旅行时期、年龄阶段和旅游地点也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当泰国南部海滩度假的青年旅游者把休憩作为其旅行体验的核心时，便把真实性抛至脑后，不再苦心追求与当地人的交流。而同样一批人到达北部后，则会不辞辛苦地徒步山区，寻找与土著交往的机会。
　　
　　(三)对背包旅游者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科广度有待拓展
　　1．背包旅游者，尤其是在长时间旅行中时常从事当地工作的旅行者的出现，标志着在后工业的旅游时代，工作和闲暇之间的严格两分法已被打破。这一群体的涌现，质疑着旅游是工作和闲暇之间严格分界的假设，对进入后现代时期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是个重大挑战。
　　2．世界多样化的经济格局导致背包旅游的客源地越来越广泛，而对非发达国家本土的背包旅游者的研究非常匮乏。目前的案例和研究者特别集中在大洋洲，而研究者则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研究视角可能存在偏颇。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本土的研究者来诠释本土的背包旅游者和背包旅游现象。此外，这一领域女性角度的研究也应得到更多关注。
　　3．目前背包旅游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社会学和人类学，也有许多来自心理学、地理学、文化学、人口学、消费者行为学、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也以社会研究方法为主。这固然与这一现象本身的性质有关，但对于这一现象之下的具体问题，如背包旅游者的活动空间和路径，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会更有利于认识和指导实践。对背包旅游者经济贡献等的统计和分析也需要更多部门和学科人员的参与。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王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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