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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重型坦克之父

作者: 新复社

  1941年希特勒在进攻苏联前,曾得到德国情报部门的保证:“苏联绝不会有比我们更先进的坦克。”然而当纳粹侵略军一踏上苏联的国土,就遇到苏联铁骑的顽强抵抗。在立陶宛前线,一个德国师被1辆闻所未闻的苏联重型坦克整整阻击了2天,更有甚者,那些坦克有时干脆用庞大的身躯碾压德军战车,令德军闻风丧胆。不久之后,德军情报部门才知道,这些坦克叫作KV重型坦克,设计者是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的女婿科京。
  
  元帅的乘龙快婿
  
  阿・叶尔莫拉耶夫・科京,1908年生于莫斯科,他从小就对机械产生浓厚兴趣,从列宁格勒捷尔任斯基汽车军事技术学院毕业后,就留在红军摩托化和装甲车辆局工作。在基层工作期间,科京大力倡导苏联坦克发展应走“柴油机化路线”。科京的思路刚好与高层的思路合拍,因此,颇受领导赏识,后经摩托化和装甲车辆局副局长博金斯引荐,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早期五大元帅之一伏罗希洛夫也对这个眉青目秀、思路敏捷的青年才俊大加赞赏,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做了元帅的乘龙快婿,科京不仅升迁很快,而且还躲过了一场政治浩劫。1937年初,“肃反风暴”席卷整个苏联,猜疑和不信任充斥整个社会,揭发与告密成为人们自保的手段,负责生产先进T-28多炮塔中型坦克的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出了大事,厂长科马切夫因一次将发动机溢出的汽油泼到下水道里,而落得个“恶意浪费社会主义国家资源罪”被逮捕。为了保持生产,1937年5月23日,莫斯科派二级军事工程师科京来主持工作,当时他才29岁!
  科京立刻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他不仅有天才般的领导能力,而且还善于笼络民心。上任之后,他任命具有丰富坦克设计经验的哈尔基奥波夫负责T-28坦克的性能改进和生产统筹工作,从而使久拖不决的T-28坦克生产进度恢复正常。从此以后,基洛夫工厂上下对这位“元帅红人”心悦诚服,厂里甚至出现了“科京帮”。
  
  善于揣摩斯大林的心思
  
  20世纪30年代,已完成两个“五年计划”的苏联一跃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国,苏联领导人一度认为向西方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办法是大力开发举世瞩目的大型工程,这其中就包括堪称“陆地巡洋舰”的多炮塔重型坦克。1937年11月7日,由基洛夫工厂制造的重达55吨的T-3 5超级坦克出现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这辆坦克有11名乘员分工操作,5座炮塔分成双层排列,车高达到3米,看上去异常威武,斯大林在观礼台上多次向站在旁边的伏罗希洛夫表扬其女婿科京的才能及其领导的基洛夫工厂,不过令人琢磨不透的斯大林末了却扔出这样一句话:“瞧!我们的坦克多像一家‘移动百货商店’,这么多炮塔装在一辆坦克上,会不会有问题?”这番话很快传到科京的耳朵里,尽管苏联红军内部喜欢多炮塔坦克的势力占统治地位,高层还未传出更多影响多炮塔坦克发展的信息,但科京心里已经有数了。
  
  为尽快生产出更多更新的重型坦克,1938年4月,苏联摩托化和装甲车辆局发动基洛夫工厂和博洛索夫工厂展开设计竞赛,开发一种“带5座炮塔,能在1200米外抵御76.2毫米炮弹直接打击的重型坦克”。科京凭借敏锐的技术直觉,感到要在自己的SMK重型坦克方案中同时满足安装五座炮塔和保持高水准装甲防护的目的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果断地修改设计思路,改用主副两座炮塔的结构,主炮塔在车体中央,安装L-11型76.2毫米火炮和3挺机枪,副炮塔位于主炮塔与驾驶舱之间,安装1门45毫米火炮和并列机枪,整车火力并不亚于五炮塔坦克。值得一提的是,科京的SMK方案中还暗藏着设计单炮塔坦克的“子方案”,SMK坦克上的所谓“副炮塔”完全是应景之作,只要上面一有新意向,副炮塔可以轻易地取消掉,科京做到进退自如。
  反观博洛索夫工厂负责的T-100重型坦克,却完全被上级的要求所左右,不顾具体情况地蛮搞,结果在五炮塔坦克方案上花费了太多时间,最后不得不也改走双炮塔之路。可这种“泥多了掺水,水多了掺泥”的T-l 00坦克方案不仅在战斗全重上大大超标(达58吨,而SMK方案只有55吨),还使车体长度达到惊人的8.49 5米,导致坦克转向困难。
  1938年8月7日,苏联国防委员会下发第198号决议案,要求两家工厂在1939年各生产出1辆样车。1939年10月20日,SMK和T-100坦克在库宾卡接受了苏联政府官员和社会贤达的检阅,当时前去参观的不仅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苏共政治局第一秘书日丹诺夫,还有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等。事情发展正如科京所料,多炮塔坦克在跨越障碍、转移火力等测试项目方面显得笨拙迟缓,红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勃然大怒,在试验总结会上批评道:“专家同志们,你们想让我们的坦克变成敌人的靶子吗?”这席话等于将多炮塔坦克打入冷宫,颇有先见之明的科京设计组迅速使出“撒手锏”,马上拿出基于sMK坦克的单炮塔方案,为了更好地笼络上层关系,科京特意以岳丈泰山伏罗希洛夫的大名来命名新坦克,这就是后来的“一代名车”KV坦克。
  
  
  遏制“重型坦克无用论”
  
  1939年12月19日,KV样车被批准为苏军制式装备,定型时命名为KV-1重型坦克。1940年2月,KV1重型坦克开始批量生产。后来科京又以KV-1坦克底盘为基础开发出装152毫米榴弹炮的KV-2型坦克。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前,KV系列坦克已生产出636辆。在苏德开战的头一年里,KV系列坦克使所有德国坦克都自愧不如,德国坦克在1 942年前对KV坦克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战争爆发3天后,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就遭遇一队KV-1坦克,德军坦克根本无法阻拦KV的冲击,数十辆坦克被击毁,其中几辆38(t)坦克直接被KV-1压扁了。战争初期,德军必须靠高水平的战术配合以及“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才能略微压制住KV坦克的进攻。
  但一两件先进武器并不能扭转苏军在战争初期的颓势,到1941年9月,德军先头部队已直抵列宁格勒城下。为了安全起见,斯大林下达死命令,动员全国一半左右的铁路车皮,在短时间内把苏联仅有的两个坦克生产厂――哈尔科夫共产国际工厂和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连人带设备转送到乌拉尔山东面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下塔吉尔,新厂址还是斯大林亲自用比例尺在地图上丈量出来的,那里正好处于德国远程轰炸机的飞行半径之外。原本只有牧民和牛羊的下塔吉尔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规模宏大的“坦克城”,搬迁来的工厂每天有10条生产线同时运转,平均每5分钟就有1辆坦克下线。
  
  共产国际工厂和基洛夫工厂的原设计队伍在下塔吉尔仍保持竞争关系,前者以莫罗佐夫工程师为首, 成立了乌拉尔机械车辆厂第1特别设计局(SKB-1)。而后者组成了车里雅宾斯克第2特别设计局(SKB-2),依然由科京领导,他还兼任战时工业人民委员。在前线,尽管KV重型坦克表现神勇,但与SKB-1设计局研制的T-34中型坦克相比却逊色三分,红军战士经常抱怨KV坦克重量过大,机械性能不稳定,苏联英雄、坦克兵少将卡图科夫向斯大林汇报称:“KV重型坦克只适合防御战,它只要参与机动作战,就会因自身重量而压坏沿线的重要桥梁道路,而且它的行驶速度根本赶不上其他友邻坦克。……可以坦率的说,我宁可要T-34,也不要KV。”
  面临汹涌的舆情,科京一面用“行政手段”予以还击,他依靠职务之便,搜集到许多数据来证明“KV坦克生产线转产无助于T-34坦克的生产”;一面通过伏罗希洛夫元帅陈情,向斯大林推销一种集中型坦克和重型坦克优点于一身的“通用型坦克”方案,并获得批准。1942年,科京以百倍热情投入到KV-1 s通用型坦克的研制中,他通过安插在SKB-1的“技术奸细”,了解到莫罗佐夫团队的设计思路,并迅速借鉴到通用坦克的研发上,新坦克一改KV-1/2坦克“平头正脸”的形象,采用铸造成型的车体以获得更优异的外观,连底盘部分也充分考虑到轻量化的要求,把原来6对负重轮减为5对,并换装改进的变速箱。KV-1S通用型坦克于1942年9月投入批量生产,共生产了1370辆,虽然还无法与T-34坦克相媲美,但至少遏制住了“重型坦克无用论”,使SKB-2设计局摆脱了困境。
  
  化解“虎式危机”
  
  1943年7月,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德军毫无先兆地向东线战场投放了大量“虎”式重型坦克,该坦克搭载高初速的88毫米Kwk36加农炮,能在2 000米外轻易击穿苏联任何坦克的装甲板,它的出现宣告苏军一度保持的坦克质量优势发生逆转,苏军前线强烈要求“尽快提供搭载大威力坦克炮的坦克”。为此,苏联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化解“虎式危机”。
  会上,莫罗佐夫提出以T-34为基础开发T-43通用型坦克,战斗全重保持在35吨以下,搭载1门85毫米火炮,试图“以快制慢”,抵消“虎”式坦克在火力方面的优势。但科京摸透了斯大林对重型坦克的迷恋,坚持以KV系列坦克为基础,开发46吨级重型坦克,搭载口径在85毫米以上的高初速火炮,他还祭出屡试不爽的“命名献礼”套路,将这种坦克以斯大林名字的起始字母来命名――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IS系列重型坦克。
  果然,斯大林还是同意了SKB-2设计局的方案。科京团队再接再厉,只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赶制出第1辆IS-85坦克样车,并接受斯大林的检阅。当看到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坦克的威力后,斯大林喜出望外地宣布:“我们要用这种坦克结束战争。”9月4日,斯大林签署第4043号最高统帅令,嘉奖科京领导的SKB-2设计局。
  科京毫不放松Is系列坦克的后续改进工作,当他得知在库尔斯克战场上,苏联团级炮兵使用的A-19型122毫米加农炮对付“虎”式坦克更有效后,他立即委托第9炮兵ZU以A-19加农炮为基础,改造出供IS坦克使用的D-25坦克炮。不久,安装122毫米加农炮的IS-2重型坦克在库宾卡试验场进行了实弹射击试验,试验结果显示重25千克的122毫米穿甲弹在700米处可以击穿“虎”式坦克的正面装甲,在2 000外能击穿“虎”式坦克的侧装甲。
  1944年开始,越来越多的苏联近卫坦克连开始装备IS-2坦克,他们渴望以IS-2坦克好好教训一下不可一世的德国鬼子。当年8月,苏军进入罗马尼亚境内作战,一个IS-2重型坦克连向德军“色德兰”装甲掷弹兵师的“虎”式坦克连发起攻击,它的122毫米主炮在3 000米距离上击中“虎”式坦克,着实让德军大吃一惊。“虎”式坦克匆忙还击,但是它的炮弹并不能打破IS-2坦克的坚固装甲。之后,IS-2重型坦克屡屡担当苏军冲锋陷阵的“攻城锤”的重任,它们一直打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下。
  
  既生瑜,何生亮
  
  在战争最后阶段,科京团队又相继实施了IS-3、4、5、6、7型坦克研制项目,但除了Is一3坦克少量投产外,其他项目均以制造出样车而告终。1948年,科京随SKB-2设计局科研人员回迁到列宁格勒,而基洛夫工厂则东迁到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安家,竞争对手莫罗佐夫的SKB―l设计局也回到哈尔科夫,而原来的共产国际工厂则留在了下塔吉尔。西方经常称苏联有列宁格勒、哈尔科夫、下塔吉尔和鄂木斯克“四大坦克研制基地”,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由科京和莫罗佐夫分别领导的两个超级复合体,即SKB一2集团与SKB-1集团。
  也许是应了“盛极必衰”的规律,战后的科京团队一直被莫罗佐夫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1947年,苏联国防委员会抛弃了科京团队的方案,决定采纳莫罗佐夫团队的T-54坦克作为苏军战后第一代坦克,几年后,苏联陆军决定停止装备重型坦克,转而集中发展主战坦克。科京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他开始酗酒,并经常为一些琐碎的小事而大发雷霆,设计局内部出现人人自危的情况,这在设计局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因为当国家发生“肃反”、“非斯大林化”运动时,科京总能使设计局的小环境保持安宁。
  但科京毕竟是一个具有极强自控能力的人,他没有一味沉溺于“既生瑜,何生亮”的自怨自艾中。回到列宁格勒后,科京开始有意识地将研制工作逐步转交给同事,像后来的苏联坦克设计大师沙什穆林、巴雷科夫和沃罗比耶夫等人就是在这一阶段成长起来的。在冷战期间,SKB-2设计局走出与SKB-1设计局不同的设计道路,它着重于开发具有重大技术优势的超时代坦克,如著名的T-80坦克,它只装备苏联陆军。而SKB-1设计局则沿袭T-34坦克遗传下来的特色,积极发展可靠性高、易于生产的通用型坦克,他们开发的T-54、T-55、T-62、T-72坦克几乎卖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尽管两大集团的坦克产量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并不能否定SKB-2集团的业绩,从开拓性方面看,科京团队对苏联坦克工业发展的贡献显然更大些。
  1968年,已届花甲的科京在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争取到“219工程”的研制项目后,心满意足地将设计局一把手担子交给了年富力强的I・s・波波夫,临别前,科京深情地亲吻了自己的办公桌,并向波波夫赠言:“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胜利,好好干,同志!”波波夫不负众望,经过艰苦努力,1976年“219工程”被定型为T-80主战坦克,并于1976年7月6日装备苏军,到苏联解体前,这种坦克仅装备最精锐的驻民主德国的苏联近卫坦克第l、8军及喀尔巴阡、白俄罗斯和基辅军区的近卫坦克师,其神秘性一直保持到苏联解体。1979年10月21日,伟大的“苏联重型坦克之父”科京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毕生钟爱的“红色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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