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扬中的悲凉
作者 : 未知

  【摘 要】严歌苓的《少女小渔》是其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本文从叙事与性别的视角探寻作品的叙述策略,从而揭示出严歌苓叙述背后对于“人性”美好的彰显,以及对社会底层女性深切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严歌苓;《少女小渔》;女性叙事
  《少女小渔》讲述了一个在海外新移民背景下,一个叫小渔的女孩在男友的安排下为获得合法的居民身份,同一个贫穷的外国老头假结婚的故事。或许,物质的贫乏与边缘的身份使这些“异乡人”只能匍匐的存活在都市的底层角落,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倾轧之下,无力的维护着自己最微弱的尊严。但是,“小渔”却告诉我们,尽管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人与人的良知与人情却是相同的,“爱与善”会完成心与心真正的沟通,为我们展示出可以跨越文化和种族的人性共通之美。
  1 《少女小渔》叙事策略――叙述位置与叙述者的感知程度
  严歌苓为笔下的叙述者选取了“异故事”+ “故事内”的叙述位置,即“叙述者不参与故事,但在故事内叙述。这类叙述者根据故事的逻辑发展进行叙述,知道的只是局部的情况,与人物之间保持平视的位置,不以超然的姿态出现。[2]”
  《少女小渔》中叙述者以“第三人称”展开叙述,叙述声音始终追随着“小渔”身边的人和事,与“小渔”保持平视位置。“异故事”的叙事策略,给予叙述者自由而全局的叙事视野,使其了解小渔处境的全貌,也包括她的外貌和心理活动,叙述中又加入隐匿的主观视角如“她人不高不大,却长了高大女人的胸和臀,有点丰硕的沉甸甸了”[2]。这样叙述的好处是,在读者面前呈现出客观的事实,还原叙述的真实性,使读者在自己的认知中勾画属于自己的“小渔”,避开了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的垄断性的认知建构。“故事内”的叙述策略,所有的事件和人物的心理活动, 都是由叙述者讲述的,而不是由事实客观显示的。叙述者的身份是叙述代言人而不是旁观者,叙述者虽然不是文本中的人物,与事件发展无关,但他不自觉地把自己人物化了,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感情、思想和愿望。
  另外,叙述者的声音源自“缺席的在场者”,“声音虽然没有直接向你打招呼,但都能让读者感觉到一个不现身的叙述者在说话,即在叙述中加着不少非常主观的评论。”[1]叙述者缓缓的将故事推动着,似乎也静静地等待着故事的发展,却总会不失时机的站出来,对发生的这些变化做出些许的总结或者解释。“她开始清扫房子”是为了她搬出去后给老头留下一个干净的居处,小渔接过老头递过的火车月票,“他脸上出现一种认错后的轻松”这显然是叙述者赋予这个表情的解说,对于江伟最后的爆发,叙述者用“好像他是这一年唯一的牺牲”做了总结。叙述者是无处不在的,她了解所有的一切,她隐藏在文本中指引我们的阅读,从而和读者的内心产生共鸣。
  2 轻松幽默的语言下隐藏的痛
  严歌苓的叙事表面上极为冷静, 但她的激情和冲动却往往在轻松幽默的语言之中强烈地宣泄出来。严歌苓的语言活泼而生动,幽默而不俗,她能用简洁的话语,形象的比喻,勾勒出一幅幅现实的图景。即便是描写逆境中挣扎的人,即便是讲述一个社会底层少女的悲剧,语言也轻松而淡然,哀而不伤,给人留下无限的回味。
  “小渔花钱,老头卖人格,他俩合伙糊弄反正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大家都这么干,移民局雇不起那么多劳力去跟踪每对男女。[2]”作者用轻松的语言调侃了生活撕去面纱后的真实,为我们呈现出小渔的生存现状。在形象的塑造上,同样运用了轻松幽默的语言技巧,她赋予江伟这个形象以“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在他的幽默的语言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外表强大的前蛙泳冠军,自私、羸弱的内心。叙述者没有直接越权进入江伟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对他的言行给予正面的评价,而是仅仅赋予他生动的语言表达,用赤裸的语言凸显他的性格,展示他的内心世界的空乏、自私、狭隘。描写小渔处境时的语言更是灵动的、精辟的,描写小渔内心所想时则是陌生化的,“少女化”的语言,正是在各式交融的言语中,“小渔”的形象才立体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无需多言,她善良与隐忍,宽厚与纯洁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让我们心疼,让我们怜爱。
  3 严歌苓人文视角下的女性话语权威
  叙述者受选取叙述的位置和感知程度的限制,导致文本的话语权威性不高,叙述者始终未脱离对“小渔”的追随,未建立起全知视角,在故事内的叙述,又制约了叙述者脱离故事本身到达另一个更高的叙述空间。但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严歌苓又以她独特的女性视角,以及她独有的女性生命体验建立了女性话语模式下独有的权威性,为读者展开女性在现实世界中真实的生存景况和生命状态。由于作者本人的异国真实经历,给予其饱满的生命体验,在写笔下人物时,才有真切之感,才有那份感同身受的体恤与�z悯,而这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所不能杜撰与描摹的,是男性作者不具备的女性独有的生命及情感体验,因此严歌苓作为女性的真实经历也赋予了她某种言说的权威性。隐含作者所创造的主人公也是女性。这样逐层递进的女性性别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作品中挥之不去的女性话语权威在逐层建构,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作者有意识的对长期压迫女性的“男权主义”和“国籍”的解构与嘲讽。作者选取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一个单薄少女勇敢的面对生存困境,勇于承担,和一个外表强大的男性形象在压力下的失态、自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无疑是作者对“男权”千百年来对女性压抑的回应,也是对男性作家笔下伟岸的、强大的男性形象的彻底颠覆。
  叙述者的叙述声音是平和的,就像夏天吹过的清风般和缓,娓娓道来,为我们讲述关于人性,关于人情的故事。外国老头从开始的自私,邋遢,龌龊,到后来,在小渔的感染下慢慢的找回了遗失的自我,老头在小渔善良的感染下,逐渐走向人性的美好。“正是小渔性格中那种善良纯真的品性涤净了弱势文化处境下的龌龊和屈辱,只有出自于小渔那清洁明亮的心灵深处的真情才能确实地打破文化的隔阂,从而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够得到相互间真正的沟通。[3]”分别时,老头最后的那一句“要是”,隐含作者的叙述权威为它安排了多种可能,“要是……”,叙述者也巧妙的在每一个读者心中打下了一个“要是”的疑问,邀请读者参与叙事的完成,但洋老头那句未讲完的“要是”究竟是什么,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从他的眼神中,我们又都读出,那一句“要是”必将是发自一颗善良的心灵最美好的声音。
  严歌苓作为移民生活的亲历者,她能够触碰到底层移民在现实重压下的悲剧人生,将所感受到的生存困厄、命运艰难记录下来,而她笔下所写不是为了展示命运的不公, 也不是为了居高临下的俯视弱者,而是为了正视生命的真实,为了还原生活的真相,为了表达对所有在命运脚下挣扎的女性的真切关怀。严歌苓宣扬的正是这样一种包容一切丑陋和肮脏的宽宏的人性力量。这种向善向美的朴素的人性力量, 超越了一切世俗的道德评判, 使人类能保持原始的真, 保持精神的自由和平等。她笔下的“小渔们”无不体现着东方女性的善与美,这其中也隐藏着作者对她们深深的喜爱和同情,体现严歌苓独有的人文情怀。
  【参考文献】
  [1]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D].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严歌苓.也是亚当,也是夏娃[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D].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薛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