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 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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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快速发展和结构转型期，农村组织结构与农民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传统旧有组织结构开始瓦解，新型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变迁过程呈现出分散化、理性化、调控性特征。针对社会转型期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组织的变迁展开分析与研究，以把握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组织转型与变迁的特征与逻辑。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转型;西北农村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9）16-0171-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9.16.03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societ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rur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farmers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ol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has begun to collapse， and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emerged. The transition process is characterized by decentralization， rationalization and regulation. The changes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have analyzed and studied， in order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ogic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northwest.
Key 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northwestern countryside
中國西北地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五省区，地域面积310.69万km2，人口1.01亿[1]。西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牧业区、工业区，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想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西北地区由于接壤中西亚诸多国家，从而肩负打造产业基地、商业交通枢纽、文化交流平台的历史重任。
农村社会组织是农村的重要次级社会群体，主要是指由农村居民有计划组织起来的，执行一定的社会功能，追求特定社会目标的次级社会群体[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快速发展和结构转型期，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发生改变，农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农村组织结构与农民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传统旧有组织结构开始瓦解，农村组织资源流失。社会转型期农村组织资源流失、社会失范、农村组织调整与建设问题，已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与稳定。本文针对社会转型期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展开分析与研究，以把握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组织结构转型与变迁的特征与逻辑。
1 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组织转型与变迁状况
1.1 经济组织：新型组织应运而生
社会转型之前农村社会的经济组织主要是人民公社，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高度统一的“政社合一”组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农村社会组织出现并发展壮大的经济源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可以自主支配劳动力、生产要素，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扩大了活动空间，农村社会发生巨变，各业兴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经营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产业化发展方针后，伴随西北地区农村社会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西北地区农村社会各种新型经济组织开始发展壮大。
首先，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起来。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就是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市场经营主体为维护和增进共同利益，在自愿基础上组建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迫切需要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于是西北地区农村社会出现了最早的经济与科技服务组织。1986年1月，科委、科协联合提出，把支持推动协会的发展和提高作为农村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协会得到有关部门的扶持，有了较大发展[4]。其次，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乡镇企业的前身是公社和生产队的所有制企业，也被称为社队企业。1984年，中央发布文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规模化生产、增加收入、缓解城市劳动力过剩、带动城镇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的知识和专业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北地区农村各种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产业协会、种养殖大户、公司+农户等经济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同时，农村经济以集市为依托，逐步形成规模发展态势。西北五省区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通过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方式，在经济组织方面进行了较大投入，取得了较大进展。 1.2 文化组织：文化“供需错位”
文化活动是农村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社会居民对生活需求、理想、愿望的精神活动。社会转型期以来，西北五省区农村社会文化建设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各级政府积极加强农村精神文化体系建设，强化精神文化、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数量、质量，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加强现代文化传播体系与交流平台建设，宣传、推广区域优秀文化，提升省、州、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覆盖率;加强文化资源与遗产保护开发体系建设，提升省域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加强文化人力资源队伍建设，提高文化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文化政策与制度保障体系建设，构建良好的制度与制度环境，农村文化建设取得较大发展成就，文化活动逐步丰富、农村文化组织建设取得初步成绩。
尽管政府在文化建设中承担了更多义务，但由于西北地区地处中国西部边陲，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社会发展落后，劳动力大量流失，致使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文化主体缺位，农村文化建设出现“供需错位”[5]，农村文化建设还是比较落后，文化组织发展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第一，大多数西北地区人均文化水平低于全国水平，生活水平较低，限制了文化建设与发展，群众只能参与为数不多的公共性文化活动，而自身主动参与的文化活动较少，农村文化组织建设内生性力量不强。第二，西北村落分布稀疏、分散、闭塞等特征直接影响文化资源的利用和组织方式[6]，同时大量劳动力流入东部地区，农村文化能人流失和专业人才缺乏，带来“文化空心化”，直接影响文化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第三，受制于传统文化观念，西北地区农村传统文化依旧存在封闭和保守特征，虽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改善，但实质上并沒有发生太多的变化，因此较难接受近现代文化活动。
1.3 教育组织：特色教育缺失
自西部发大开发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逐年增加。社会转型期以来，就基础教育而言，当前西北五省区农村已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与转型期之前相比取得较大发展。第一，西北农村地区学生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比例较全国其他农村地区多，但是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层次上，西北地区五省区比例低于全国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此外，青海、甘肃、宁夏三省，未上过学的人口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青海省小学教育超过西北地区平均水平之外，其他所有层次受教育情况都低于西北农村地区平均水平。但由于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把跳出“农门”作为培养农村学生的目标，导致农村基础教育导向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脱离，沿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发展之路，因而相对忽视了农村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缺乏自身特色，距离农村生活实际相去甚远，不能满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7]。由此，绝大多数学生回乡劳动，既无农业科技知识，又无其他专长，难以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第二，随着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深入，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成为农村人才再教育的主要渠道;随着文化、教育、科技三下乡活动的不断开展，农村科技教育不断取得较好的发展成绩。
然而，尽管国家和社会都在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农村教育组织的发展，但是由于西北地区自身教育组织力量薄弱，教育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政府办学过多、中等职业教育滑坡、教育资源不足、教育结构僵化、成人教育不足等，要建立起西部地区集适应性、灵活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于一身的教育体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比城市学前教育组织与机构、职业教育组织与机构、继续教育组织与机构、专业教育组织与机构及各种培训机构迅猛发展态势与局面，农村教育组织仍不能满足人才发展所需，活力不足。
1.4 宗教组织：世俗化与去世俗化并存
西北地区农村诸多民族全民信教，通过历史沉淀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组织文化，在村民的生活中拥有一定的心理支持和安慰[8]。社会转型期以来，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化，社会发展与宗教出现了世俗化与去世俗化的二重趋势，第一，西北地区农村民居的参与群体性、集体性宗教活动的机会、频率有所降低，合体的宗教活动出现了私人化趋势，因为人们更加关注个体与家庭的经济收入以及孩子的成长与教育问题。宗教与人们的经济活动逐渐分离，宗教逐步退出物质化的世俗社会，人们的精力与心理注意力转向现实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理性化和功利主义对于人们的社会活动发生重要的影响作用，成为人们活动的基础逻辑。第二，在西北地区农村少数民众的内心深处依然信奉宗教，对宗教信仰依然持有认同，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的心理与精神归宿，以其为精神家园。这应对了当前宗教社会学界所认为的“去世俗化”理论重要的三个核心命题，即：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人们内心中宗教信仰的强化，宗教的去身份化，宗教活动合体心灵世界与私人生活领域的增长。
1.5 宗族组织：“熟人社会”解构
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国家原有的、深入到社会组织深层领域的强大控制力逐步退出，原来的“直接控制型”体制逐渐瓦解，“强国家、弱社会”关系局面逐步发生改变，原有职能从国家流向社会，农村内部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组织结构与农民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革，集体组织结构开始瓦解，失去强有力控制作用，出现精神与价值真空，使得社会基层获得重新发展的空间与机会，于是宗族组织逐步复兴，一时处于复兴状态。尤其是原有生产队的瓦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家族生产方式重新出现，宗族互助功能、聚族而居、宗族观念重新复燃，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组织，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重新扮演重要的角色，作为传统制度和文化代表、一个制度性存在，宗族组织在乡村生活中开始发挥组织化作用、规范家族行为的作用，因此改革开放前期，宗族组织在西北广大地区复兴。
随着现代化进一步推进，商业化、市场化发展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尤其是人们外出机会的进一步增加，理性文化与理念进一步传播，以及人们业缘性社会关系的逐步扩大与丰富，人们对宗族组织的经济依赖性逐步下降。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宗族文化在国家和现实生活中也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不断消解，村落社会流动加快，价值观逐渐多元化，村落逐渐成为“半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9]。在这个过程中，宗族组织的变化呈现出新特点：第一，血缘性人际关系依然存在，但人际交往没有那么频繁;第二，人员外流严重，地缘关系网被打破，宗族的范围逐渐扩大，范围甚至扩大到外省;第三，传统礼仪和权威逐步瓦解，只有在十分亲近的关系下，才会不拘于礼节，另外年轻人对于老年人的尊敬更多的是道德的约束;第四，宗族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降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对宗族成员力量的需求，现在虽然也有相互帮助，但是远没有以前的帮助力度大;第五，宗族活动形式越来越简化，由于宗族活动仪式感的缩减，家族里面人与人之间来往频率降低。 2 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组织变迁特征
2.1 分散性特征
中国社会改革的市场化趋向，加速了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强烈地冲击了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其中以农业为主要的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政治-行政一体化的社会运作结构和单一的社会组织结构等开始全方位分化[10]。社会组织的分化状况与社会分化的程度有关。在政治上，改革前中国社会组织的结构是“党政合一”。传统社会农村基层以乡绅氏族为依托的治理模式集聚了农村社会结构各种基本因素，统领了农村组织分散化的其他社会组织功能。农村传统村落中一直以来都是相对孤立的系统，难以从低级到高级蜕变，难以走出僵化的平衡状态，而在转型期的社会组织，由于受到各种活跃因子的影响，从僵化状态逐渐向分散性的状态转变，表现在权力的分化、资源的分散和利益的多元化方面。
2.2 理性化特征
西北地区农村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过程中，遵照市场规律指导自己的行为，另外，在改造旧结构和发展新结构的过程中，尽量以最少的损失取得较大的组织转型成功。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组织的变革是更符合实际和逻辑规律的经济过程。务实的西北地区农民，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及凝结在其中的科学技术等因素出发，首先将本地区化为若干地段，在以传统工具、传统技术为主的地段，实行以农户经营为基础的“双包”责任制，而在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社队工业又比较发达的地段，则实行专业承包责任制[11]。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组织的转型呈现出更科学、更符合实际的理性化特征。
2.3 调控性特征
在社会组织结构变革的过程中，一方面西北地区农村一些农户将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像青海黑枸杞有“黑金子”之称，经过规模化生产和发展，成为一个青海向外输出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当地经济的调控力度，这样才能更好地将经济生产纳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西北地区农村管理组织对当地经济的调控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使用政策干预，即使用市场经济、行政手段等明确产业发展，促进规模经济。第二，组织各方面力量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法规的介入将这种经济外部性得到较好地控制。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组织通过这些调控手段对当地经济实行了更科学的管理，对当地经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调控作用。
3 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组织变迁原因
3.1 国家对于社会控制的减弱
从社会组织的变迁方面来说，组织是规范其成员行为特征的方式。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下，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各个层面进行全面的把控，将农村的生活和生产全都纳入到国家大发展的环境中，形成了国家和社会完全统一的社会控制系统。传统农村社会组织被改造和进行取缔，没有了存在环境，原始农村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逐渐缩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逐步推进和人民公社解体，行政力量在农村逐渐抽离，国家和社会逐步分离，高度管控的农村社会开始松绑。国家权力退出基层，社会职能又重新回到农村，松绑的农村重新承担其社会职能，村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由于农村长期处于国家的管控之下，呈现强国家弱社会的现象，虽然国家还权与农村社会，由于长期的缺乏自主性，其自身也难以承担长久缺损的社会职能。
3.2 经济生产模式发生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拉开序幕，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市场经济生产模式逐渐渗入到农村生产生活中，原始单一的经济模式被打破。经济的多元化开始凸显出来，并且农村社会市场化经济发展更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农村在市场经济中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市场经济带动下，人们的独立意识、权力意识、民主意识都开始觉醒。原来的社会组织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新的社会组织也随之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对政治、文化、组织和社会结构等的变化，因而引发一系列社会组织的变化。
3.3 社会自身力量逐步提升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家行政势力逐渐从农村抽离，国家将农村社会应该承担的职能逐渐让出，但由于农村社会常年以来职能的缺少，自身缺乏承担社会职能的能力，自身对国家行政力量依附性强，很难承担起农村社会应该承担的职能。农村社会组织结构正在逐步恢复和发展，自身的能力和结构都在更好地建构，社会力量也在逐步提升，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社会自身将会更好地巩固和发展。
3.4 政策扶持力度不足
目前西北农村的广大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社会的扶持。但在实际运行中，农村社会组织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多個方面的影响，社会组织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很难得到较大的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政策体系，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相关政策有彼此交叉和重叠的情况，所以职责分布不清楚，“踢皮球”情况时有发生。双管齐下的管理体制，对于社会组织的要求和标准较高，这样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二是制定和执行情况，目前的相关政策制定都比较笼统，操作性也比较差，对于农村社会组织的扶持也仅限于政策层面，例如对于信贷只是做出了指示，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却没有给出明确的步骤，使得下面的行动难以落实。
4 小结
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管理体制逐步优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设成形，经济组织形式、生产模式方式、产业结构层次等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地处西北内陆的西北农村，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宗族组织等社会组织也伴随国家整体经济、社会、政治管理体制与机制改革而发生了巨大变迁，呈现出分散性、理性化、调控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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