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仕隐关系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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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凯
摘 要：王维经历安史之乱以后，对于仕与隐的关系做了重新的解读。对于入仕，在追求“致君尧舜”的同时，肯定对于物质的需求。对于退隐，则经历了由肯定避世的“身隐”到为入仕服务的“心隐”的转变。这些变化后的仕隐观集中体现在《与魏居士书》一文中。
关键词：与魏居士书;仕隐观;变化
中图分类号： I207.2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4-0093-04
一、 引论
王维是一个思想复杂矛盾的人，在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下，仕与隐的思想斗争贯穿他的一生，虽然目前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颇多，但大家只是从宏观上去探析王维的思想如何在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摇摆，而对于王维思想中仕隐的具体实践方式的认知变化却很少有学者去关注。以后世的观点来看，历史上仕与隐的具体实践无外乎有两种模式，一种不能兼容，要么仕要么隐;另一种可以并存，即所谓的“亦官亦隐”。然而这两种模式在王维的仕隐观中均有体现，且存在前后承继的过程，尽管有学者，如陈铁民先生等已经关注到王维“亦官亦隐”[1]的特有模式，但只是去分析何为“亦官亦隐”，并没有论及上面两种模式在王维思想中的变化。这种前后承继的关节点发生在安史之乱之后。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也是王维仕隐观转变的交叉点。安史之乱前，因为仕途上的不顺利，王维对于仕与隐有过多次的思考，总的来说王维一直在官场中周旋，虽然其入仕目的有前后相异的地方，但安史之乱前后的求仕之心没有本质的改变。值得关注的是其退隐观念的转变，安史之乱以前，王维在诗文中自叙道：“誓陪清梵末，端坐学无生”（《游感化寺》）[2]481。可以看出佛教道教对其的影响，在此影响下王维对于避世身隐的实践方式是持赞赏态度的，尤其是王维自身舍弃不了仕途，心中有做不到归隐的缺憾，在其诗文中对于那些真正的隐士是非常赞赏与钦佩的，同时也渴望过上与这些隐士一样的生活;但是在后期却很大程度上反对避世身隐的方式，主张入仕心隐，前后观念大相径庭。
在安史之乱中王维接受伪职，但是之后被赦免并且被重用，为朝廷招揽魏居士时，王维大约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或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写下了《与魏居士书》，魏居士为何人已经不可确考，只知是魏征后人。文中描述其人“崇德茂绪，清节冠世。风高于黔娄善卷，行独于石门荷蓧”[2]1201，可知此人是颇有才华的隐士，且甘于贫贱，亲自躬耕照顾弟妹。据首段王維对其家世品行的褒赞中，我们可以感知到魏居士本身是有仕进机会的，只是他“裂裳毁冕”选择避世隐居。王维在写这篇文章时受主观方面——王维的愧疚感与客观方面——亲身经历动乱的影响，其仕隐观发生了转变。
二、 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
王维曾经多次隐逸，不管是早期把隐逸当作入仕的途径还是仕途受挫后避世的港湾，王维对于隐逸的向往是不可否认的，这种向往之情在其作品中有直接的表现：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2]87
孟浩然落第以后，王维并没有鼓励他继续去走仕途道路，因为孟浩然与王维一样都有热爱山水和自由的心，而且并没有一定要入仕的决心。王维劝孟浩然以归隐为“良策”，既是成全孟浩然，也是间接成全自己未完成的心愿。
由于“世网婴”[2]75，王维尽管心羡归隐生活，但仍然不得已在官场中沉浮，因此诗中常常表现出对于历史中隐者的赞美，例如尚平、陶渊明等，既赞美他们的隐逸德行，又表达自己对于隐逸生活的钦羡之情。如“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2]509。诗中羡慕尚平早早处理了世俗琐事而逍遥游五岳，也赞赏陶渊明弃官归隐田园，对于这些隐者们的追慕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隐者们过的生活和他们不受世俗羁绊的洒脱情怀，正是王维想要但是又不能得到的。王维也曾感叹焦炼师“不能师孔墨，何事问长沮”（《赠东岳焦炼师》）[2]58，羡慕焦练师不效仿孔墨，无需四处奔走的生活。可以说这些隐者意象所传达的退隐观念，正是王维的理想。
然而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却亲自否认了这些隐者们的隐逸行为：
行歌采薇，是怀宝迷邦，爱身贱物也。
许由，挂瓢于树，风吹瓢，恶而去之;闻尧让，临水而洗其耳。耳非驻声之地，
声无染耳之迹，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入道者之门欤？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缺）其后之累也。[2]1208
文中接连对之前赞赏的隐者们提出尖锐的批判，认为伯夷的隐逸是一种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自私行为;认为许由弃绝人世，并不是真正心胸开阔的隐者，王维此时认为厌恶外物反而会使自己的内心受到污染;至于历代文人所称赞的陶渊明更是大加批判，认为他应为五斗米折腰，这样就不会造成需要去乞食的穷困潦倒的状况。对于隐士们的重新解读，不仅是对自己之前观点的否定，也是对整个世俗关于隐士的普遍见解的否定。从对于隐逸态度的根本改变中，可以看到此时的王维已经不赞同早前的隐逸方式。虽然王维晚年完全遁入佛门，但是与之前隐逸的本质已经不一样。王维自述“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2]570，他是在佛学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和解脱，这明显是一种心隐，并且不妨碍他在现实中效仿“尧舜”;有学者认为此时的王维仍然是“亦官亦隐”（此处取“并非全身心投入到仕途”之意，并非陈铁民先生的“带薪休假”的意思），这种说法不够确切。王维在张九龄被贬和安史之乱爆发前这一时间段里，往返于辋川别业被称为“亦官亦隐”，但是显然这两个时期的退隐本质是不一样的，前者的“隐”更侧重于心隐，而后者的“隐”则更加倾向于身隐。王维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诗作中写道： 人外遗世虑，空端结遐心。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2]552
这两句诗可以很好地反映出王维关于隐士态度的变化：曾经钦羡于巢父和许由不问世事的归隐，但如今只觉得浅显，相反选择入仕、为国效力，才是真正应该做的事情;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王维退隐观念的转变。此时的王维，虽然没有摈弃“隐”的行为，但是其内涵本质已经不同，整体上完全以入仕为主导，主张不能因为“欲洁身”而“乱大伦”[2]1208。
三、 长林丰草，与官署门阑无异
古时的隐者们为了保持自己高雅的品行和内心的纯洁，往往选择脱离世俗，如许由，相传尧帝要把君位让给他，他推辞不受，逃于箕山下;再如巢父，尧以天下让之，不受，隐居聊城。他们都认为世俗与政治会污染内心，不约而同地选择远离政治中心来保持内心的纯洁，王维否定了他们这种观念和行为，在《与魏居士书》进一步提出“无可无不可”的入仕观念，对仕与隐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读：
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2]1209
王维引用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观点来劝魏居士放弃身隐，他认为真正的隐是心隐，并用“适意”“不适意”来解释“无可无不可”，这就完全把“隐”主观化了，此时的王维认为仕和隐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这与之前的劝孟浩然“无劳献子虚”，完全地去归隐田园、享受山水的观念大相径庭。在《济上四贤咏》中，王维曾引用了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典故。认为仕途不顺，可以选择弃世归隐，然而王维在此处却认为即使道不行，也不能使自己不适意，而想要适意，就要“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也就是要入仕。王维在此时否认了之前认可的避世退隐的观念和行为，坚决主张有条件要入仕，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去入仕。
需要注意的是王维否认的是避世，而不是完全舍弃“隐”，他给出了调和仕与隐的方法，就是上面提到的“心隐”，文中又进一步给出了心隐的解释：
虽方丈盈前，而蔬食菜羹;虽高门甲第，而毕竟空寂。[2]1202
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异见起而正性隐，色事碍而慧用微，岂等同虚空、无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见独存之旨邪？[2]1208
王维认为“长林丰草”与“官署门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退隐山林与入仕做官并没有差距，其原因在于主体做到了“空寂”，也就是“身心相離，理事俱如”[2]1209。简而言之就是主观和客观分开了，因此只要心中是隐士，那么在哪里都是隐士，并不一定要到深林湖海中远离尘世才是隐逸，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王维之前推崇的避世身隐，此时已经转变为入仕心隐。
这一种身心相离的心隐方式，并不是没有基础突然提出来的，王维的一生是儒释道交相影响的一生，在他中期的“亦官亦隐”，就已经是身心相离的前奏了。王维一直在李林甫政权下周旋而不归隐，因为他觉得尽管身体在朝廷，自己的心并没有归于李林甫一派，所以心灵仍然是自由的，只不过此期的王维并没有把“身心相离”完全化。从他的诗文以及他的行动不难看出，王维此时认为“隐”与“仕”是对立的，二者是不可兼得的，所以他仍然需要时常去辋川别业“身隐”。直到“长林丰草，与官署门阑无异”这一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种全新解决仕与隐矛盾的方法和理论支撑。宋朝文人解决入朝为官与保持自身修养的矛盾方法，或多或少受到了王维的影响。
四、 从“布褐将白头”到“束帛加璧”的入仕动机
王维虽然有一些为后人所诟病的方面，比如写过奉承李林甫的诗作，或是后期接受伪职等，但是纵观其一生，总的来说还是一位比较轻视物质的清廉官员，并没有把物质财富列入自己的入仕目标中。在早期请求张九龄举荐的诗作中，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入仕的动机：
致君尧舜典，荐士满公车。[2]108
入仕是为了使帝王之法则光大和做到野无遗贤，这两点不仅仅是王维也是历来文人入仕的普遍性心理动机，当然这绝不是他请求举荐时的虚伪自矜之词，他的这种政治理想在其人生不同阶段的诗作中均有体现。例如在第一次被贬淇州时，仕途的受挫使他写下了不少感慨之作，在《不遇咏》中高呼：“济人然后拂衣去，肯做徒尔一男儿”[2]83，表明了自己功成身退，不贪慕荣华的政治理想。
王维做官多年，视荣华为浮云，同时视富贵如粪土，他在求张九龄引荐的《献始兴公》诗中自述道：“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2]117。即使入仕的丰厚报酬是王维做官的原因之一，但是在王维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他并不是主动地去追求财富，而是因为父亲过早离世，身为兄长要抚育弟妹也要赡养母亲的需要：
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2]77
家道艰难需要朝廷的俸禄来养家糊口，但最主要的入仕动机还是前面说的“功成身退”的文人的普遍追求。从王维诗文自述中可知入仕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位是“致君尧舜典”，第二位的才是俸禄。但是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劝导魏居士出仕为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而在开篇却把满足物质需求提到了第一位。
又禄及其室养，昆弟免于负薪，樵苏晚爨。柴门闭于积雪，藜床穿而未起。[2]1209
王维首先把入仕的好处挑明——可以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然后才是“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这跟王维之前的入仕目的排序显然是不一致的。魏居士与王维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二人都是为了照料兄弟家人而奔波，不同的是王维选择了入仕，魏居士选择了躬耕，过着“杖策入关，降志屈体，托于所知。身不衣帛，而于六亲孝慈。终日一饭，而以百口为累。攻苦食淡，流汗霡霖，为之驱驰”[2]1201的隐居生活。这种甘于贫苦的避世隐居行为，在早些时候的王维看来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例如先前就曾赞美萧居士：
深洞长松何所有，俨然天竺古先生。[2]122 以庄严佛来比喻萧居士，可见评价之高。而魏居士“裂裳毁冕，二十余年，山栖谷饮，高居深视。造次不违于仁，举止必由于道。高世之德，欲盖而彰”[2]1201，并非是入仕无门，而是才高归隐，不愿意与世俗合污。同样的居士、同样的避世归隐，王维却有着前后不同的态度，此态度的转变也可以佐证王维退隐观念的转变。再回顾第二部分中王维认为陶渊明应该屈节降志，为五斗米折腰，如此才能避免穷困潦倒的乞食生活，这些都可以说明王维的物质观发生了变化。
入仕目的的侧重点变化或者是物质观的变化，并不是说王维变成了一个利欲熏心之人，纵观王维一生，这些变化只是“量变”，之所以单独提出来，是为了说明王维退隐观念的变化，导致儒家用世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使王维更加注重实用性。而这种变化是经历安史之乱以后才有的，王维亲身经历过身不由己的折磨，亲眼看到敌军屠戮百姓的惨状，这也许让王维认识到归隐生活理想的脆弱性，因为没有国家的安稳那么个人的隐居也将是一纸空谈，因此这或许促使王维认识到用世的必要性。具体转变原因已经不能确切地去考证了，但是结果却是明白地写在文章里的——“隐居告退，用世方兹”。如果说王维之前的思想中，仕与隐的矛盾还是此消彼长、势均力敌，那么安史之乱以后的后期思想中，儒家的入仕则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王维对于物质方面的强调，反映出其开始由理想主义、逃避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实用主义。
五、小结
王维的人格是在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共同影响下建构起来的，因此他的思想上经常会有一些矛盾和斗争，仕与隐的矛盾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并且贯穿了他的一生。王维在安史之乱前主要是向往“身隐”的隐居生活，认为只有脱离世俗才能洁身自好，虽然由于种种的原因，王维总是“欲缓携手期”[2]387，一生都没有真地做到身隐山林、泛游湖海，但不可否认的是，王维在大量的诗文中表现出对于逃离世俗、归于田园山水的真切渴望。然而安史之乱以后，王维则摈弃了他的“身隐”观念，转向了“心隐”。其中的原因或者是因为愧疚感，或者是因为亲身经历战乱后的感触，王维的用世思想在后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王维后期“心隐”于佛教，但是此时的“隐”已经不再与“仕”有矛盾冲突，二者可以兼容并存。最后要说明的是，王维思想即使在同一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小冲突，比如王维对于陶渊明的态度，在安史之乱前也有过些许的批判，但是从其大量的化用陶渊明的诗句、典故、意象来说，总体是持欣赏的态度，本文只是选取主干线的思想，力求能明了王维思想的大的分期。
参考文献：
[1]陈铁民.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78-81.
[2]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孙明材. 王维“身心相离”刍议[J].学术交流，2005，（9）：143-145.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mit and Official Pursuits：
Reading Wei Jushi Book by Wang Wei
SONG Ka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China）
Abstract：When Wang Wei experienced the great changes of “An-shi Rebellion” in Tang Dynasty.， he re-interpre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mit and official pursuits. To be an official means the pursuit of the dream of “Zhi Jun Yao Shun”——to be the man who can help the king ， as well as the material pursuit. In the concept of hermit， it is experience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dy hermit” to “the heart hermit”. Behind these chan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mit and official pursuits is embodied in Wei Jushi Book.
Key words：Wei Jushi Boo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mit and official pursuits; changes
編辑：邹蕊
收稿日期：2019-12-01
作者简介：宋凯（1994-），男，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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