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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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刘政芃
摘 要：体育与性别不平等问题存在密切联系，且受女权运动影响，或将成为未来新一研究热点。该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搜集国内外相关研究并进行综述，发现国外文献层次丰富，从家庭、社会、法律以及机构等层面对体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进行剖析，国内研究多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研究更加理论化。国内外研究都以媒介研究居多，未来研究可选择法律、文化、家庭等特定视角进一步阐述。
关键词：体育 性别不平等 女性主义 二元性别逻辑
Abstract： Spor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gender inequality and influenced by women's rights movement， it may become a new research hot spot in the future.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collected relevan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found that the foreign literature level is rich from the family， social，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field of sports analysis， domestic research mo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and it is more theoretical. Most of the researches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 on media research. In the future， we can choose specific perspectives such as law， culture and family to elaborate further.
Key Words： Sports; Gender inequality; Feminism; Dual gender logic
体育与性别不平等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体育是一个男女之间不平等仍然普遍存在的领域，并往往合法化[1]。另一方面体育作为获取身体自由、获得权力平等、消除性别歧视重要途径，对于改变性别不平等现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性别不平等问题在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有必要对该领域已有成果进行综述。
1 国外研究综述
1978年北美出版的卡洛·奥格尔索普编辑的《女性体育：从神话到现实》以及安·霍尔的《体育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观点》，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体育社会学向女性理论研究的转向。
目前，国外在性别平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新近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些研究承认体育领域普遍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状态，认为体育领域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体育管理、女性体育参与、女性媒介呈现、体育教育性别不平等、女性观众和女性新闻工作者等各个领域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由家庭、学校、社会、机构带来的，其根源在于二元性别逻辑，这使得体育成为颂扬男性气质的场域。
1.1 社会：根深蒂固的二元性别逻辑
科克利在其著作《体育社会学》中对造成体育领域女性弱势地位的性别逻辑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体育中存在两条隐性的性别逻辑链条，第一条是男女有别，除了生育之外，男性特质天生优于女性，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第二条逻辑链条认为男性必须保护女性，因为男性天生强壮且富有进攻性，女性天生虚弱且被动。在这样的性别逻辑之下，体育成为了对男子气概的颂扬，一切不符合传统的男性和女性气质的人都会被边缘化，比如他在其著作中提到的“野丫头”和“娘娘腔”[2]。
1.2 法律：“第九条”
為了改变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1972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综合教育法》第九条，以确保接受联邦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为男女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3]。第九条法令规定：“在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任何教育项目或活动中，美国境内的任何人不得因性别而被排除在参与范围之外、被剥夺受益的权利或遭受歧视。”
它在最初开发时并没有具体提到运动机会，然而，后来的解释和法庭案例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即田径运动的机会也要遵循这一标准。所以，它最初是为了确保男性和女性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但最终被用于为女性创造平等的体育机会。
美国法律为妇女在体育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例如哈丁与怀特赛德指出，当女性体育参与者的“小故事”最终不支持女性解放的目标，即地位平等并非作为一个没有收入的女性权利，这些故事可以解释关于平等和性别平等的误解，最终挑战性别意识形态[4]。但也有研究认为它在减少妇女在体育方面的刻板印象方面收效甚微[5]。
1.3 家庭：代际传承与性别期望的局限
体育女性主义者古瑟瑞和科斯达认为有两大制约女性体育参与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制约，二是家庭角色的限制[6]。
女性在青少年时期的体育参与受代际影响很深，一项关于家庭对穆斯林年轻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发现父母对年轻妇女参与体育项目及其整个生活存在广泛影响[7]。一项针对少女体育参与的问卷调查表明，父母体育资本和学校教育计划仍然是影响女性青少年积极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重要社会文化因素，其中母亲体育资本是最重要的因素[8]。在运动方面，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获得家庭支持，城市女孩和农村女孩在体育和健身方面的参与是平等的，而农村女孩更有可能因遇到交通问题或资金不足退出体育运动[9]。 这一情况在男性主导的体育运动中也很常见。一项对大学女子冰球运动员的代际研究表明，性别期望的改变、对女性和运动的态度的改变以及女性玩冰球的具体机会因群体而异，受其他家庭成员影响，35%的女性是自己家族的至少第二代冰球运动员，她们渴望花时间与家人在一起，这种渴望对女性体育参与也产生了影响[10]。
1.4 机构：性别不平等的增强机制
1.4.1 体育组织：加强了妇女边缘化地位
一项针对1967—1995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个案研究，追溯了该组织是如何主要从包容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的隔离这一角度来界定性别平等的。这其中的关键是将女性的身体构造为具有运动能力但不如男性，这维持了一种由二元性别差异和男性至上观念支撑的逻辑[11]。
这一模式的一个罕见但重要的例外是残奥运动，与参加体育运动相比，在残奥运动中有更多的妇女担任领导职务，表明性别和残疾的交叉，值得进一步研究[12]。
1.4.2 媒体：刻板印象的强化剂
毋庸置疑，研究性别和体育媒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13]。研究的大部分依赖于内容分析，处理体育女性的刻板印象、语言和文本评论，提供了一个性感化、轻视和贬低女性的运动能力和交际能力的框架。女性运动员在媒体上的形象已经被物化，女性运动仍被认为不如男性运动，与男性运动员相比，人们仍然痴迷于女性运动员的身体，而不是她的运动技能[14]。
一项研究收集了25年的女性体育电视报道的纵向分析数据，发现随着性别秩序发生变化，对女性体育的报道也从1989年公然诋毁报道，转向2014年表面上尊重但缺乏光彩的报道，研究者将“性别乏味的性别歧视”的这一概念引入研究，并认为这将体育运动中的择优原则肤浅地延伸到了女性身上[15]。
1.5 性别不平等的具体表现
除了在以往研究中论述较多的女性竞技体育与社会体育限制外，性别不平等还表现在女性观眾的不足和女性在体育领域的就业劣势。
在所有欧盟国家中，男性出勤率高于女性，但宏观层面性别平等程度越高，体育赛事出勤率方面的性别差距就越小[16]。
在体育学习和就业过程中，与体育相关的工作中存在性别歧视让女性面临重重障碍，尽管自信被认为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外部障碍和象征性的性别平等战略限制了进步，因此，仍然需要努力减少体育相关职业和教育环境中的性别不平等[17]。
2 国内研究综述
2.1 研究发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女性地位逐渐提高，性别平等研究也随之出现。
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也有迹可循，鲍明晓于1989年发表的《体育运动与妇女性别角色——中美两国女大学生的比较研究》中，就中美两国的研究资料，在地域文化、女性角色和体育运动这三者之间做一次东西方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体育运动并不能彻底改变妇女对自己性别角色所持的传统态度，可见传统角色期待对女运动员仍有一定的束缚力，东西方文化对此无特异性影响[18]。
2.2 女性主义学者与其思想
提及有关体育的性别不平等研究，国内有3位学者不能被忽视，他们是潘丽霞、熊欢和陈静姝。
2.2.1 熊欢关于女性主义研究范式与中产阶级女性体育参与的论述
熊欢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体育研究不仅要回答“什么是体育知识”，更应该回答“为谁的体育知识”，避免从以“男性主义”为核心的视角出发，来观察和解释女性体育的现象，应从研究实践中发掘并生产出关于女性体育的新理论，从而成为女性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19]。
熊欢在研究中产阶级妇女的体育参与时，发现其体育参与具有很强的文化意识与消费性商业性的特点。虽然个人参与体育的自由度在不断提高，妇女参与体育的障碍已经减弱，但在制度上和文化意识上，妇女体育参与仍存在一定的限制因素[20]。
2.2.2 陈静姝等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对身体、权力等的分析
陈静姝认为男权社会决定女性身体认知，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以及女性权力的流失。通过体育这种身体实践，可以使女性拥有强大的主动权、自我意识与社会政治地位[21]。
休闲体育可以带来身体审美的转变， 身体审美认知是女性抵抗以男权为主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键，通过培育更强的身体审美意识和能力，可以帮助女性获得与男性同样平等的权利和自由[22]。
由此可见，陈静姝非常注重“身体”这一概念，认为女性通过变革对身体的认识来反抗男权社会的压迫，而体育是变革对身体认识的重要途径。
2.2.3 潘丽霞关于性别平等与性别差异的辨析
潘丽霞在其博士论文里提出，社会体育参与中的性别平等应是对性别差异充分认识与尊重基础上的平等，核心是参与权利和机会的平等。社会体育参与的选择出于自由的目的，没有选择自由，“平等”便毫无意义[23]。
在对当代中国社会体育参与的研究中，她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对于性别平等与性别差异的认识。在她看来，当代社会体育参与中的性别差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个性和生理差异为基础的性别差异， 而是一种实质上的性别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多以一种不易觉察的， 甚至是科学的、友好的形式存在， 因此是一种隐性的性别不平等[24]。
女性群体在拥有经济、教育资源的弱势和传统性别文化都对女性社会体育参与形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促使着女性社会体育参与弱势的产生和存在。对此，潘丽霞认为，应该以中层阶级妇女作为突破口，促进女性体育参与[25]。
此外，丁庆秋探讨西方女性体育实践与激进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运动可以解构和重建社会建构的性别气质，女性参与男性传统体育项目可以挑战传统的性别理解，男性参与女性传统项目有益于其人格的完整发展[26]。 2.3 其他学者及其主要研究成果
2.3.1 体育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在体育教育领域，陈利花认为存在性别不平等和忽视性别差异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教学内容和方法以男生为中心进行设计、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机会不平等、女生运动资源的占有率不平等和男女体育教师的比例不平衡，最终导致了体育教育结果的不平等[27]。杨斌从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角度出发，认为现有的学校体育教学过程是维护传统性别角色的强有力工具，但由于学校体育教学自身的独特性，也可以成为改变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有力武器[28]。
杨向明对高校体育教育的研究结论也基本符合以上两人的观点，认为在高校体育教学场域中，师资结构、体育项目选择、课堂教学和课外参与中均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最终导致了教育结果上的性别不平等[29]。
高鹏飞等人的研究更加具体，从大学女生的篮球运动入手，认为社会建构的以“男性霸权”为中心的性别角色期许是导致篮球运动性别失衡的主要要素，通过软式改造规则、增强女性主体意识、鼓励积极性的社会越轨和强化同喻文化的开放性，可以重构大学女生的篮球参与[30]。
2.3.2 体育媒体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在体育媒体领域，也存在着性别不平等。
一方面，女性作为被报道对象，媒介呈现具有刻板化、边缘化、视觉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特点，报道失之客观，且存在物化女性的倾向，片面关注女性的外貌美，忽视女性观众的感受[31]。
另一方面，女性作为报道者，也现存话语权仍有缺失，其原因有四：一是在于抹杀性别意识和突出女性优势之间的矛盾;二是在于长期压制下的社会性别心理劣势;三是在于缺少相关理论的支持;四是在于社会和行业内部的性别意识还有待提升，所以重构话语权意义重大，需要加强理论研究、社会提高性别意识和女性新闻从业者提高自身修养这3个方面的共同努力[32]。
2.3.3 关于体育政策改革的研究
此类研究多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如战文腾等人以35个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为研究对象，认为国际体育组织与严格意义上明确、客观、严格的善治标准还有一定距离，但有迈向善治改革的趋势，比如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和理事会治理模式，其经验值得中国体育社会组织借鉴[33]。张守伟梳理了美国大学竞技体育改革萌芽期、初创期、形成期、震荡与调整期、理性回归期的历史演进历程，探讨了性别平等问题，认为我国应确立大学竞技体育改革改革的顶层权威主体[34]。
范莉莉等人从政策演进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女性体育权利保障问题，认为我国的妇女体育权利保障同样需要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引导与各部门的协调配合，营造良好的体育参与氛围，培育服务女性体育的社会组织[35]。
3 结语
目前性别平等研究主题下的文章虽多，采用的方法也比较丰富，定量定性研究都有体现，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大多从宏观视角分析性别不平等现象，从微观视角入手的文章较少，且以媒介研究为主，法律視角、文化视角、学校视角和家庭视角的研究较少，研究国外经验成果较多，本土化研究亟待提升，近年来以此为主题的国内文献更新不多，较为深入出彩的研究多集中在零几年。
同时，过往研究对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提出的对策同质化严重，多泛泛而谈，缺乏实践性，今后的研究中对策应该更具实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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