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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援外培训实施的背景、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吴文莉 高秀云 汪志军 车江萍

摘 要: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援助以来,中国的援外培训工作已经走过了近70个年头。然而在进入到新时代以后,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援外培训工作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然而我国的援外培训工作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列举了一些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援外培训;新时代;不足;建议

中图分类号:G5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20)06-0239-02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有无息贷款、成套项目、优惠贷款、援外医疗队、援外志愿者、援外培训等方式。其中,援外培训也被称为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指援助国通过多边或双边渠道为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各种形式的政府官员研修、专业技术培训、学历学位教育和其他人员交流项目。中国的对外援助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从帮助周边友好国家开始起步,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从此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自此之后,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逐渐扩大,援助领域也扩大到工业、农业、文教、卫生、通讯、电力、能源、交通等多个领域。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各受援国与中国互惠共赢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的对外援助逐渐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本文试从新时代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新格局下论述我国援外培训实施的背景、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1]。

1 新时代我国援外培训实施的背景

1.1 经济背景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日新月异,发展潜力迅速释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78.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5元;而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0865亿元,环比增长268.3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0892元,环比增长183.13%。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国就以当年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如今中国早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与第二名拉开距离[2]。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地参加到国际事务中,加大对外投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外投资始于1979年,当年对外投资额只有50万美元,设立境外企业仅四家,而截至2018年该数据增加至1430.3731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连年扩大,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面。

与此同时,以英美等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呈疲软态势。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席卷资本主义世界,2007年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仅为0.6%,较上一个季度下降4.3个百分点,并且2008年前三个月失业率分别为4.9%、4.8%以及5.1%。在此之后,爱尔兰出现财政困难,希腊和西班牙政府纷纷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上调至12%和8%,远高于欧盟规定的3%上限,随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全球股市、汇市剧烈震荡,英镑暴跌12%,欧元暴跌15%,标普股指期货暴跌5.7%,直接触发熔断。受此一系列事件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趋于停滞,自顾不暇,并且自美国特朗普总统就职后,美国逐步退出各国际组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大。

此外,自20世纪中叶非洲国家独立后,随着非洲各国政治局势逐渐稳定,其经济潜力显现,参与国际事务的比重逐渐加大。21世纪头十年,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有6个在非洲,非洲已经成为世界增长的新一极,美国外交杂志刊文称“非洲正在由世界施舍对象转变为最佳投资地”[3]。

1.2 政策背景

自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七大提出“走出去”战略,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预示着我国“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开放向纵深发展。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15年,中国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上种种政策表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决心和努力,自此中国对外开放逐步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4]。

1.3 文化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自2010年以来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呈大幅上升趋势,2018年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平稳增长,入境旅游市场稳步进入缓慢回升通道,出境旅游市场快速发展。出境旅游人数14972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4.7%;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其中,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渐成为热门旅游地点,我国与各受援国民间交流增多。

在经济、政策和文化背景都利好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稳步进行。但是,根据马克思唯物辩證法的观点,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我国对外援助工作在新时代仍然面临一些挑战[5]。

2 新时代我国援外培训面临的挑战

2.1 招生方面

中国援外培训对象是中国驻外使馆代为招生,由受援国推荐。往往受宣传不够和招生时间紧迫等因素影响,学员的专业背景有着巨大差异,一些培训班甚至出现出现同一个培训班学员有来自一线的农业技术人员、政府单位行政人员、公司财务人员等,使授课教师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将课程效果做大最大化。

此外,招生部门对学员的身体状况审查不够,导致学员中出现有孕妇、心脏病、小儿麻痹症等慢性病患者,阻碍培训班顺利进行。甚至有学员在出发前感染了疟疾而不自知,在培训班进行途中发病,根据当地疾控中心要求被送往医院隔离,极大地影响培训班的顺利进行,也给当地工作人员和培训班其他学员的情绪带来了影响[6]。

2.2 授课方面

受招生因素影响,培训班学员专业和文化背景参差不齐,导致在设计课程时无法做到将学员需求和授课内容精准匹配,无法实现资源和时间利用最大化。此外,在翻译方面,许多非洲及印度学员英语口音浓厚,在课堂交流时出现困难,甚至出现一些学员根本不懂英文,只能依靠同行的学员二次翻译等情况,课堂效果难以保证。

2.3 评估体系构建方面

理论研究不足,每个培训班作为一个单独营运的项目,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以及数据分析系统,仅仅依靠问卷调查对学员满意度进行评测,主观性太大,无法公正有效地对每一个培训班实施效果进行复盘,总结经验和教训,为培训班的进一步完善添砖加瓦。

2.4 宣传方面

援外培训作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对外树立我国友好大国形象的有效途径。然而,培训班许多学员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有限,还有一些受西方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影响,对中国抱着恐惧的心态,培训班以教授专业技术为主,对于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中国发展现状等宣传比重较小,对于树立大国形象贡献十分有限[7]。

2.5 后续跟踪方面

受地域因素影响,培训班后续跟踪服务工作往往难以开展,学员在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时无法和授课教师及时取得联系,阻碍了中国现代农业技术惠及当地民众。

3对策及建议

3.1 加强招生工作

加大在受援国的政策宣传;对学员按照专业和文化背景进行划分,保证培训班内学员文化以及专业素质的统一;加大对学员身体状况的审查,确保培训班顺利进行。

3.2 加强课程设计体系建设

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最早提出精细化管理的概念,此后现代管理学将这一想法逐步发展,目前精细化管理的概念被广泛运用到班级管理当中。精细化管理是现代管理的目标之一,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重细节、重过程、重基础、重具体、重落实、重质量、重效果,讲究专注地最好每一件事,在每一个细节上精益求精。精细的境界就是将管理的规范性和创新性最好的结合起来。

根据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可以从每一个环节入手,加强培训班课程设计体系建设。首先,在确立培训班主题和确定参与学员名单之后,可以和招生部门联系收集学员个人需求,并仔细研究学员的职业背景以及已有的专业知识,整理学员信息,再聘请专业领域技术人员按照学员的需求精准化设计培训班课程,做到因材施教,实现培训效果最大化。此外,可以根据培训班当地特色,设计出一套备用方案,在授课过程中,如果学员对某些当地农业企业或者科研机构十分感兴趣,那么可以灵活机动地对原有的课程进行调整,新增一些实地考察的行程,力求做到培训效果最大化[8]。

3.3 打造专业翻译团队

受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影响,各受援国学员,尤其是非洲学员的英语带有浓厚的当地特色,给交流带来了巨大障碍。因此,培训班授课教师及组织人员应加强自身语言能力建设,并打造专业的翻译团队,研究了解各受援国语言特色,减少沟通障碍,并在保证高水平中英翻译的同时,加强对第二外语,尤其是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学习,对于一些英语水平十分有限的学员,翻译人员若能用其第二官方语言于其交流,不仅能提升培训效果,还能消除学员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的恐慌心理,安抚其情绪,使其更好地融入到培训班中来。

3.4 加强理论研究

中国援外培训发展历史悠久,但是其理论研究缺十分缺乏。培训班作为一个独立运营的项目,工作人员可以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受训学员评价反馈信息进行分析,促进“以人为本”的培训教学设计供给侧评估。

主成分分析也称主分量分析,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即主成分),其中每个主成分都能够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且所含信息互不重复。这种方法在引进多方面变量的同时将复杂因素归结为几个主成分,使问题简单化,同时得到的结果更加科学有效的数据信息。该方法在数据分析中被广泛运用。为了更科学有效地对培训班效果进行评估。工作人员可收集学员调查问卷,对“研修主题”、“课程时长”、“课程难易程度”、“授课教师资质”、“课堂培训内容”等变量维度进行分析,根据李克特五级评分标准,每一项设计1至5级供学员量化评估,其中1级为最差,5级为最优。问卷数据收集完整后,根据主成分表达式,反映各原始变量对主成分的贡献程度。并根据分析结果中主成分量对各指标的载荷程度,从学员供给侧培训效果进行总结和分析,以便于下一个培训班吸取经验。

依据数据分析,可以更加科学地建立一套培训班评估机制,借助前沿理论成果,发展行之有效的科学评估体系,贯彻为学员服务的宗旨,做到培训效果的最大化。

3.5 树立大国形象

学者布丁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而李安山将国家形象一词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主要包括三个层面:政府观点、学者评论和民间形象。民间交流作为国家外交的一环,对于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援外培训在实施的同时,不仅承担着技术援助的职责,也肩负着帮助树立国家形象的政治任务。在课程设计中应适当融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增加学员好感度,工作人员适时组推动学员和当地人交流,使得学员设身处地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富足。营造学员和中国老百姓“两家亲”的氛围。

此外,对于一些有着特定学员的官员研修班,这一政治任务尤为重要,首先培训班工作人员在一些外交基本问题上要理清思路,坚定信念,同时退出学员和当地有关部门领导的交流,增强政治互信,推动深化合作。

3.6 研发专项基金作为滚动支持,形成可持续培训

援外培训班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环,承担着技术援助的使命。技术援助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往往不是课堂上就能完成。学员回到各自国家,在进行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同时,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故培训班应设计专项基金作为滚动支持,组织原培训班工作人员、授课教师及一些技术专家前往受援国,深入一线进行指导,同时也设身处地了解受援国实际情况,强化培训效果,形成可持续培训。

参考文献

[1] 刘强,吴惠芳.新时代援外培训提质增效的思考[J].继续教育,2018,32(08):23-25.

[2] 卢进勇.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趋势与展望[J].财经界,2010(12):5-8.

[3] 许安拓.英国脱欧对全球经济的可能影响[J].人民论坛,2016(20):28-30.

[4] 张忠祥.当前非洲经济转型的特点[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5(2):118-126.

[5] 劉红,曹建华,张兴银,等.中国援外培训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热带农业工程,2013,37(1):63-66.

[6] 朱丽辉,王莉,谢燕,等.精细化管理提升援外培训品质[J].临床小儿外科杂志,2013(12):509-511.

[7] 刘倩倩,王小林.亚洲与非洲官员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基于对205个援外培训官员的问卷调查与访谈[J].学习与探索,2017(6):114-120.

[8] 王勇,王丽娜,沈广湫.基于学员评估的援外培训教学设计供给侧改革分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9(40):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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