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时代的身体
作者 : 未知

  人类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注自己身体的时代。
  我们和自己身体的关系,尤其是与这个身体形象的关系几乎形成了一种荒诞的小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真的是进化得太彻底了,从最初的崇拜身体,到中世纪的探索身体,直到如今的改造身体。关于削脸、隆胸、抽脂等整容技术的讨论已经被视为过时;各种让人崩溃的饮食和情绪控制药物也从网站的“健康/美容”板块一跃到新闻头条;男女明星的长相、装扮也伴随着各种爆炸性的形容词和奢华的外衣占据了人们的娱乐消遣。然而,这个故事与审美品位并无关系,借助着“新亚洲四小龙”――变性、整容、化妆、PS的强大力量,无论是演艺明星还是莫名奇妙的网络红人,凡是被人们认为“长得”好看的姑娘们都加入了李小璐假脸姐妹淘俱乐部。
  以上这番言论多少会被人批评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然而,我并没有歧视各种改造自我身体和形象者的意思。虽然改造的途径不一样,但在网上分享一张自己在健身房秀马甲线的自拍,和一张通过美图秀秀把身后的栏杆都P弯的照片相比,这两者的行为心理都是一样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面对如今的社会文化,我们对于自己物理身体的管理和展示理当超越做一个基本的继承者之范畴。社会审美的突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迟早是要融合的。塑造一个新的自我,此概念正好迎合了这个时代的各种趋势和需求。
  今天,如何去接受一个人的“自然”外观和一个人的“自然”人格似乎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珍贵和难以做到。这个社会在追求进步和变化,鼓励一个更好的自我。成功地改造自己的身体似乎是一个个体最为直接的宣言:我的能力和毅力可以让我的身体做到这样,还有什么不可以?
  如果说,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曾在历史上告诉人类,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一个私人的痛苦童年,从而治疗如今这个荒诞年代里的人格缺陷,那么,今天的世界则在告诉我们,这里有千万条快速通道以供人类简单有效地进行自我身体的重建。
  人类,早就从遗传基因编码的神秘力量中被解放了出来。我们的进化可能进入到了查尔斯・达尔文永远都不曾设想到的一个新阶段。基因重组的潜在可能迅速推动着我们超越物种自然进化的时期,进入到一个大胆的人工进化的境界。就像电影《千钧一发》中展现的一般,当今社会将很快拥有自我选择的生物技术,使得我们能够在自我繁衍时就了解并选择,甚至是亲手“设计”我们的下一代。到时候,我们的孩子将有可能成为地球上的最后一代的“纯人类”。
  这样的故事也许听起来遥远而可怕,但想想,这种人工进化繁殖的自我选择权力,也就像堕胎和安乐死一样,只不过是人们掌握自己身体的一种方式。这个权力牵扯到的道德问题让我们暂且不负责任地抛开不谈,新的生物科技在广义上说,也就是在增强一个“人”在自己生命过程里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与此种控制身体的技术能力相伴的,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将要发生深刻、彻底的变化。随着3D打印器官在医学里的运用,电脑芯片在人类体内的植入,我们的身体将彻底地,从里到外,从物质到精神,迈向一个“后人类”(Post Human)的时代。
  用新的媒介和新的语言去描述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体验,这是艺术家常做的事。回看人类浩瀚的艺术史,不同时期的艺术家都在描绘那些基于自我身体而产生的想法和感知。往大的说,它们浓缩了一个大时代在无数个私人身体上的烙印;往小了说,这些关于身体的记录和延伸给我们今天如何定义自己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以文艺复兴初期为例,许多艺术家,如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在他著名的“伊拉斯谟的画像”里通过对“人”的身体,而非“神”迹的描绘捕捉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子。这种新肖像画的艺术概念描绘了新的人类姿态,证明一种人本自我意识的增强。荷尔拜因的肖像画还帮助定义和传达了这个新的人格结构,并为普罗大众所接受。
  一个关于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身体”,什么是“自我”的新概念,随着十八世纪后期的启蒙运动开始广为讨论。好比让-安托尼・乌东(Jean-Antoine Houdon)在他为狄德罗创作的大理石肖像中所传达的一样。这种关于个人身体、个人形象和人格意识的思考在接下来的艺术表现里被不断翻新。所谓人的“个性”的重要意义,和尊重这份“个性”的现代态度几乎征服了19世纪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从安格尔到马奈。
  自我意识的现代模式在经历了无数阶段之后,在艺术里表现为更加集中地宣扬“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和“个人表达”(Individual Expression)。更为深刻的自我意识被反映在了19世纪后期的艺术创作里。人们循序渐进地探索着自己的身体和自我的内心,而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用一副《呐喊》将这种内心与自我的紧密联系用一种出乎意料的幽默方式呈现了出来,读者几乎可以从人物尖叫而变形的嘴里一直望进去,望到那一个深不见底的、更加令人焦虑的内心世界。而在二十世纪的早期,在一个个新型城市和重工业发展的社会里,那种为了适应外部变化而不断整理的内心自我意识的新人类焦虑,则被一种更为“畸形”的艺术形象让毕加索、马蒂斯等“野兽派”和“立体派”大师记录了下来。
  所以说,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既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深刻贡献分不开,也和科科施卡(Kokoschka)的表现主义肖像画中所描绘的人类身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而到了达达主义、存在主义、波普艺术,“名人即为艺术”则成了一种公认的社会文化心理。现代意识里,人类身体的物理存在和自我意识的自由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阶段。尤其是在六十年代“一切皆为艺术”的宗旨下,例如Vito Acconci这样的先锋艺术家,反复地利用着自己的身体表达着一种现代的、毫无节制的自我个人主义和自恋情结,那种无怨无悔的自我展示和自我毁灭描绘了一种现代乌托邦梦想的幻灭。这既显示着“自我”的现代化模式的最终发展,也标志着一个寻求“新个性”的后现代建筑的开始。   1968年是一个文化史和艺术史的“自我意识”的分水岭。现代主义的文化在这一刻既达到了高潮,也面临了崩溃。
  美国的1968年,性别、种族和政治解放运动的不断涌现展示了个人自由主义的现代梦,但也代表了乌托邦式的、寻求绝对真理的梦想破灭。 1968年,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都展现出了全新的社会意义。有许多人们一直以来用以看待自身、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巨大的挑战。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主导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政治、经济和智力结构都从不同角度开始被逐渐一一刺破。例如,美国70年代的女权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创造了也许是人类继文艺复兴之后最为显著的文化革命。各种反传统的激进思想已经慢慢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部分,一个关于“身体”、“行为”和“个体”的新型人格组织都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所谓的“后现代”,可以被暂时运用于定义我们在这个转型时期里的“中间”状态,它构成了我们正在组织的和未来新模型之间的灰色过渡。
  美国的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自我的十年”。人们对于自我意识和自我改造的迷恋,在80年代的自我形象中被延伸为了“自我痴迷”和“自我放纵”。它们也许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定义了“我”在社会中的意义。而如今,我们看到的从未有过的、全民性的“自我改造”、“自我崇拜”、和“身体迷恋”等行为,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中国社会滞后而生的“自我发现”的过程。
  现实的多样性刺激了人们打破旧有观念和理解的冲动,让它成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里试图改变自己的外表,约束自己的行为的潜意识。或许,抛开时间、地点的不统一,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后人类”时期里的共同特点将是“自我重建”。自我重建的表现也许是更为概念性的,而不是自然物理性的。最根本的变化也许并不是隆起的鼻子或是乳房,而是发生在我们的思想观念深处的一些小揪揪。
  新兴的“自我”意识是一个人类改变的关键因素。一个人,不必再依赖于他或她的“纯天然”材料,或是从自然获得的行为能力,或者必须去继承他们家庭历史里的精神幽灵。
  曾经,人们一度生活在不只是自己的生命里,每天在父母积极或者消极的生理、心理阴影里生活,同时为了下一代的优秀表现而不断规范自身,自己的肉体似乎只是两代生命间的承载物。
  然而,到了今天这个“后人类”的时代,我们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完全地拥有,尽情地修改;而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所将获得的自由和科技将大大超逾我们的预料,那时候,我们对他们的义务将是不再履行任何义务。
  其实,现实、幻想和虚构的综合洗牌已经进入到了如今人格结构重组的新型模式里。电视和网络对文化和观念的冲击从未有削减的意思,娱乐明星、意见领袖、社会公知对个体的影响被合并到了人格结构的产生模式里。美国有麦当娜和Lady Gaga,中国有范冰冰和Angelababy,自我改造的真谛就是实现真实与幻想在自己身体和头脑里的重新洗牌,形成一个现实和虚构的双重形象曝光。
  其实,除了社会经济力量和生物医学科技正在此起彼伏地塑造我们观看和体验世界的新方式,数码科技和网络空间也在不断挑战现实和真实的边界。
  各类修图软件、自拍神器、美图社区的存在让大多数的我们对什么是我们的身体,什么是现实的模样,甚至什么是生活都要重新思考。身体和个性的外表,在一个个虚拟的空间中被审视、被交流,这不仅是我们作为“非人类”或“后人类”的新的生命形式,也是我们作为“后人类”衍生出的新的沟通渠道。从此,新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要被提上议程。
  而从另一个方面上说,除了我们的形象在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里被不断推送,各类科技和媒体都已成为了我们人类的眼睛和耳朵。通过电视、网络、卫星,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几秒内被我们尽收眼底。我们的感知早就到达了一个“非人类”的阶段。
  可以说,我们早已准备好了从各个方面进入到一个“后人类”的社会结构。
  青年人迷恋于自己在社交网络中的形象和个性,成年人在网络相亲交友活动里完成新一代的交配仪式,中年人也乐此不疲地以活跃的“朋友圈”和转发段子来证明自己的与时俱进。
  人们纷纷和幻想中的“人们”进行着交流,而在身边真实的人类接触里表现得一塌糊涂。动画黄片和虚拟色情业的流行是个最好的例证,人们在性爱活动和感官刺激的领域也开启了“后人类”的新篇章。这种新的非人类的交流渠道和交流喜好就像是在日本体验那些让人震惊的各类自动贩售机。人们也许并不是需要自动贩售机内出售的商品,而是迷恋于那种人类和非人类进行的身体交流。
  于是,被重新改造的身体和内心,与非人类身体的互动不断引发着新的自我观念和社会行为。许多著名的当代艺术家都在用“身体”作为直接材料去处理这个后人类时代的自我观念和自我意识。除了雕塑和绘画类的传统艺术,70年代后涌现的大批行为艺术家都试图用身体讨论一个被挑战了的“身体概念”。
  他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去探索身体的性别,内心的性倾向和身体与意识的自我认同,并同时对整个社会发出私人的质疑。许多新的形象化的艺术都在反映和描述一个所谓的“真实”的世界,而大家都知道,这个“真实”的世界在它被表现出来的那一刻起就不复存在了。那些用身体作为形象的表现主义的艺术作品,并不是形象化艺术(figurative art)的复兴,而是它们在这个时代的彻底终结。
  重新定义什么是我们的身体,并描述这个破碎的真实是许多艺术家的对策。正如罗伯特・戈伯(Robert Gober)从墙角伸出的那只令人震惊的脚,隔离了整个身体,肢解了我们对于自我身体的认识。而同样的,在肢解了我们的四肢,并在不同维度里将它们再次重组的艺术家,乔治・雷帕斯(George Lappas)把过去和现在混合在一个空间里,让我们看到自己在时空穿碎里留下的空荡荡的碎片。时间并不是被重新洗牌的唯一元素。人类和动物的身体都可以在麦克・凯利(Mike Kelly)的作品中混为一谈;人类肉体和假人模型的相互参考、相互映照反映出了查尔斯・雷(Charles Ray)对于真实人类的担忧和恐惧。这些艺术家都展示出了一个关于我们的身体那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份身体重组和任意改造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如何定义所谓的“人性”,给我们的未来生活留下了令人不安的一瞥。畸形、暴力、杂糅、做作、天真、困惑等感知在他们夸张或恶心的雕塑和装置里被反复利用。
  在未来的基因操作里,我们还能否保留我们作为“人类”的最后一点人性,在我们一边定义完美的外表之时,人类身体内部的神经和本能是否也会遭到变化?
  流离失所的艺术家在无聊之时创作的身体狂想会不会在我们整个物种松弛的大腿上狠狠捏上一把,也许无意间被刺激到的、阴暗底部的敏感还能够唤起一点我们作为人类身体和真实存在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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