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流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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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当代青年人之中很走红，近几年，我的学生中不少人手头都有一本张爱玲作品集。于是我也得进一步了解了解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就像我不太喜欢琼瑶作品一样，我也不太喜欢张爱玲的作品。我觉得她的作品总是写灰蒙蒙的城市里那些灰蒙蒙的所谓爱情，说它是“城市文学”，充其量只能算是以特定年代城市中某一部分人的生活为背景的城市生活的一面，特色是有的，能够满足消闲市民的口味。现在青年人喜欢这些作品，往往是对那些“调情”类的语言感兴趣，津津乐道的是如“他说她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只瓶，又注了一句：‘药瓶’。她以为他在那里讽嘲她的孱弱，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你是医我的药。’”那一类的句子，我觉得这样对待张爱玲的作品未免有点遗憾。其实，在张爱玲情爱作品的外衣下，是她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的，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命运的探索。让我们从《倾城之恋》塑造的白流苏形象来看看这种探索吧。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命运总体来看是可悲的，尽管作者以“倾城”为代价“成全了她的婚姻”，但是，这旷世难遇的巧合背后，使人感到的是悲哀。为白流苏这样的女人，为这个时代的女人感到悲哀。作品那一点“亮色”的尾巴，并没有改变白流苏的悲剧命运。那么，白流苏悲剧命运的形成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从作品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环境影响了她的价值追求和眼界视野以及性格形成，为她的生命圈定了一个一般走向。她所处的大环境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暧昧不明的上海和香港，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尚没有独立的生存环境，依附于男性还是多数人的选择，正像鲁迅在《伤逝》中所探索的那样，子君想冲破束缚，想独立生活，最终也没有成功。白流苏也许是想争一争的，她与纨绔子弟丈夫离婚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她还是回到娘家，没有摆脱“依附”。张爱玲是否在暗示读者：这个时代女性没有独立的地位，而没有独立地位的女性是难以追求到自己的幸福、难以改变悲剧命运的。
第二，白流苏的家庭环境促使她向悲剧命运行进。白流苏的婆家是个大户人家，正因为大户，才有了那个不走正路的丈夫，吃喝嫖赌，纳妾讨小，还要打她，她想依附却无法依附，让她在人生的第一个站口就受到沉重打击。而白家人也是俗得不能再俗了的家庭。白老四吃喝嫖赌，穷极无聊；白老三在诈尽了六妹流苏的银钱以后给她难堪，找借口赶她出去；四嫂更是唇枪舌剑，招招不离流苏的心窝；而母亲又是避重就轻无力主持公道，或者也不想主持公道，或者她骨子里也是存在着对女性的偏见的；就连两个十来岁的侄女也是在这种家庭中被熏陶得俗不可耐。一个离异的女子，又不准她出去社交，要再嫁，唯一出路就是请媒婆，而家里人谁愿为她操心呢？就这样，她又在家里销蚀了六七年青春。想想看，一个女子，想自立，又有着“大家族”“规矩”的束缚，靠别人，别人又不为她操心，她不走向悲剧命运，又有什么路可走？
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出现了范柳原。白流苏要学他父亲赌一把（当然他父亲是赌钱）青春的尾巴。可是，范柳原是个什么角色呢？原是范父离弃国内妻子，在外国风流所得。他好不容易继承了财产，回到祖国时还有点“正常”，但是不久也变得风流浪荡，一直混到年岁不小了，为他介绍结婚对象的几乎把门槛都踩烂了，然而他一个都不要。他是一个“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人，他“嫖赌吃喝，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原来流苏要依托的不过是一个浪荡的公子哥儿。他是一个精神上无根底的人，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而他也不那么想回家，已经习惯了漂泊不定的生活。这样一个人，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与放不开，他爱流苏或许是因为精神上的某种契合，却不愿给她什么承诺，只是因为承诺是太重的东西，他给不起。仅是一场战争成全了他们，在那样一个严酷，无数人痛苦、死亡的环境中，他们却达到了精神上的完全契合，攀到了一些现实可依的东西，那便是他们眼中的对方。就连这一点，白流苏也是看到了的：“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他们终于完全谅解了对方。他们终于结婚了。仅此而已。试想，白流苏的暂时侥幸能稳定多久，她的命运还会向何处发展？社会道德的沦丧，人情关系的异化，构成了白流苏生存的恶劣环境，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第三，白流苏自身也是一个没有根的人，轻得可以飘起来。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的女儿，骨子里渗透着“大户”的积弊。在婆家很不如意，回到娘家，却又被另有所图的兄嫂骗光了钱。既没有金钱，又韶华渐逝，此时，这幢老房子咄咄逼人的压抑，兄嫂愈加明显的逐客令，以及整个家族不可避免的颓势让她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产生极端的恐惧，她深深感到“这屋子住不得了……住不得了”，路在何方，她很迷茫。七妹为挤开想跟自己抢对象的两个侄女而强拉上流苏去与“对象”见面，没想到，她的命运出现戏剧性变化。范柳原却属意于她。于是，小说转入白流苏与范柳原很无聊的以俘虏对方为目的的长篇“恋爱”对话。这样两个各怀心计的无趣的男女在一起，彼此说些颇似高雅的调情的话，却没有任何进展。即使当柳原吻过流苏，并为她在巴而顿道上买了一幢房子时，他们还是两个不相干的人，两个世界的人。应该说，他们两人都不愿为对方付出真心，彼此不放心，也不想把真心交给对方。白流苏是拿青春的尾巴赌生存所需的物质生活条件，白流苏看中的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范柳原则不过是想找一个情人，满足一种原始性的欲望，他不想负什么责任。这哪里有什么爱情可言？白流苏开始还想自尊，但回到上海，无法生存的现实让她不得不被范柳原一纸电报就招回去了。她甚至对就是做情人的结局也准备认了。她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没有自立于社会的心理准备，更没有自立于社会的知识能力准备，只能靠青春去依附男人，而她又脱不了“大户人家”的错误的价值定位，去找只有钱却没有什么人品的男人。社会观念铸造了她的性格模型，她的性格注定了她必然的悲剧命运。小说写到她因极少的偶然性而结婚了，便戛然而止，但是读者的思路却难以停止。这一切会长久吗？战争恢复范柳原的“人性”，“战后恢复记忆的文明人又与以前没什么两样了。表面上的圆满结局实际上并不圆满，柳原‘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倾城’而得‘之恋’又能维持多久呢”？
张爱玲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白流苏”们的命运进行了独特的感悟和探索。她借白流苏这一形象反映那个时代女性的处境：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正像白流苏很清楚的：“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个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个坏女人。”在别人面前是所谓好女人，就是有母性的宽容和女性的乖巧；在你范柳原面前是“坏女人”，就是纯妻性，全心全意为丈夫服务的，满足男人需求的那种大多数男人所喜欢的夸张的坏。但是，明白又有何用？其他出路还是没有找到。无路可走，真是悲到极点了啊！这种探索是比较深刻的。这也是我们读张爱玲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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