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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视角的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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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许多的人,在许多的时刻,心中都会或明或暗地浮现出拒绝长大的念头。这样一个富有意味的文学命题,几十年前,就被德国的君特・格拉斯表现过了。事情总是这样,别人表现过的东西,你看了知道好,但如果再要去表现,就成了模仿。君特・格拉斯《铁皮鼓》里那个奥斯卡,目睹了人间太多的丑恶,三岁那年自己跌下酒窖,从此不再长大。不再长大的只是他的身体,而他的精神,却以近乎邪恶的方式,不断地长大,长得比一般人还要大,还要复杂。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正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出现在小说里才那么意味深长,才那么发人深思。
  我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主人公罗小通在那座五通神庙里对兰大和尚诉说他的童年往事时,身体已经长得很大,但他的精神还没有长大。或者说,他的身体已经成年,但他的精神还停留在少年。这样的人,很像一个白痴,但罗小通不是白痴,否则这部小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拒绝长大的心理动机,源于对成人世界的恐惧,源于对衰老的恐惧,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对时间流逝的恐惧。罗小通试图用喋喋不休的诉说来挽留逝去的少年时光,本书的作者,企图用写作挽住时间的车轮。仿佛一个溺水的人,死死地抓住一根稻草,想借此阻止身体的下沉。尽管这是徒劳的,但不失为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
  看起来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诉说自己的少年时光,但其实是小说作者让小说的主人公用诉说创造自己的少年时光,也是用写作挽留自己的少年时光。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这是写作这个职业的惟一可以骄傲之处。所有在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用叙述的华美和丰盛,来弥补生活的苍白和性格的缺陷,这是一个恒久的创作现象。
  在这样的创作动机下,《四十一炮》所展示的故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在这本书中,诉说就是目的,诉说就是主题,诉说就是思想。诉说的目的就是诉说。如果非要给这部小说确定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少年滔滔不绝地讲故事。
  所谓作家,就是在诉说中求生存,并在诉说中得到满足和解脱的过程。与任何事物一样,作家也是一个过程。
   许多作家,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或者说是一个生怕长大的孩子。当然也有许多作家不是这样。生怕长大,但又不可避免地要长大,这个矛盾,就是一块小说的酵母,可以由此生发出很多的小说。
   罗小通是一个满口谎言的孩子,一个信口开河的孩子,一个在诉说中得到了满足的孩子。诉说就是他的最终目的。在这样的语言浊流中,故事既是语言的载体,又是语言的副产品。思想呢?思想就说不上了,我向来以没有思想为荣,尤其是在写小说的时候。
   罗小通讲述的故事,刚开始还有几分“真实”,但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亦真亦幻的随机创作。诉说一旦开始,就获得了一种惯性,自己推动着自己前进。在这个过程中,诉说者逐渐变成诉说的工具。与其说是他在讲故事,不如说故事在讲他。
   诉说者煞有介事的腔调,能让一切不真实都变得“真实”起来。一个写小说的,只要找到了这种“煞有介事”的腔调,就等于找到了那把开启小说圣殿之门的钥匙。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感悟,无论是浅薄,抑或是偏执,也还是说出来。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发明,许多作家都感悟到了,只是说法不同罢了。
   这部小说中的部分情节,曾经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发表过。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小说的“新”,因为那三万字,相对于这三十多万字,也是一块酵母。当我准备了足够的“面粉”“水分”,提供了合适的“温度”之后,它便猛烈地膨胀开来。
   罗小通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从年龄上看已经不是孩子,但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孩子。他是我的诸多“儿童视角”小说中的儿童的一个首领,他用语言的浊流冲决了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堤坝,也使我的所有类型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之后,彼此贯通,成为一个整体。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罗小通就是我。但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了。
  
  ※ 莫言,当代著名作家,著有《红高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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