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英国１９３９年的“外交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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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西方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张伯伦内阁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张伯伦的伯明翰演说。约翰・惠勒-贝内特称，“首相在伯明翰弹奏出英国新的外交革命的基调”，“伯明翰演说的结果是英国将抵抗德国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是英国结束了绥靖政策”。国内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德国侵占捷克之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进步和重大的转变”，“由在法西斯侵略面前步步退让一味妥协，逐渐转向处处设防、阻截、对抗”。张伯伦“最后终于转变了”，“历史的演变终于使他抛弃了绥靖政策。”
“外交革命”，系国际外交史学界通用的专门用语，它源自与 18世纪奥地利继承战争直接相关的强国间阵线组合的急剧变动，特别是其中从敌对到友好合作的急剧变化。延伸开来，可以用“外交革命”指国际大格局背景下原先对立的两国间根本或接近根本、并且具有戏剧性的关系变更，或戏剧性的“接近”。 1939年的外交确实存在四国三方的角逐，但英国政府当时是否真正有过一场外交革命？下面将分别就英国对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安全保障问题和对苏谈判问题进行分析，以得出结论。
一、 关于向波兰、罗马尼亚等国提供安全保障问题
1939年3月17日，即德国入侵捷克之后两天，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说，谴责希特勒破坏了慕尼黑协定，他说：“人们还能对来自同一个来源的其他保证予以信任吗？”并且他声明“继续幻想英国对德国的态度无根本改变就错了”。按照西方某些史学著作的说法，似乎张伯伦事先对希特勒的行动一无所知，所以，当他听到德国侵捷的消息后“既震惊又愤怒”，感到受了希特勒的欺骗，于是突然转变态度，决心与希特勒对抗。其实不然，英国政府在德国进兵捷克前4天就得到了有关情报，但却佯装不知，直到3月14日才开会研究对策。而且，在德军进入布拉格的同时，张伯伦在议会中发表演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是自身“内部分裂”而造成情况的改变，英国原来做出的维护捷克领土完整的保证失效，公开声明英王政府不再受担保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义务的约束。这说明张伯伦对此事并不感到震惊。至于伯明翰的演说，张伯伦仅表示英国将对以上情况加以认真考虑，一没表示放弃绥靖，二又拒绝使英国承担新义务，实在算不上什么“革命”声明。
希特勒侵占捷克后，便把矛头指向了波兰。3月底，德波关系迅速恶化，促使波兰加紧向英国靠拢。3月22日，贝克向英国驻华沙大使建议缔结秘密英波协定，规定在遭到第三国进攻的威胁时，两国立即进行协商。张伯伦立即予以肯定回答，并且认为条约的内容应该超出“协商”的范围。4月，签订了英波互助协定，接着法国参加了该协定，英法建立了实质性的军事同盟关系，相互承担援助义务，两国又同时或分别宣布对比利时、荷兰、土耳其、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由此形成一个以英法为核心的与轴心国对立的反德意阵线。
那么，以上的史实是否标志着张伯伦政府已经彻底地放弃了绥靖政策，并且在实质上构成了一场“外交革命”呢？
较早对此发表评论的是丘吉尔，他认为，英国在执行了五六年的绥靖政策之后，“突然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化为决心接受一场显然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条件之差，规模之大是绝无仅有的”。他认为张伯伦没有根本转变立场，不可能接受对德战争。
张伯伦之所以宣布对波兰予以保护，完全是在世界舆论的压力和反对下所作的一种异常行动。他的意图无非是：一、以此掩人耳目，安抚一下国内人民的情绪，逃避人们对他的指责，稳固摇摇欲坠的统治；二、给欧洲小协约国打气壮胆，不使它们对因果丧失信心，倒向轴心国；三、威胁希特勒，使他放弃继续扩大侵略的意图，使之不危及英国在欧洲的利益，此举不成，就迫使希特勒把侵略矛头指向东方。
而且，从英国当时的军事力量来看，根本就无力对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进行安全保障。由于英国推行绥靖政策，在国内极力主张裁军，在军备建设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1938年到1939年全部军事开支总数是3亿零4百万英镑，而德国至少是15亿英镑。战争爆发前一年，英法两国军火生产总数还不到德国的一半。在军事力量建设上，英国采取的是保守防御战略，而不是立足于进攻性的防御。英国这种十分薄弱的军事力量单保卫英伦三道就自顾不暇，对其协约国成员的保护就更鞭长莫及了。
二、 关于与苏联谈判的问题
“外交革命”说的另一个根据是，自从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后，英国政府决心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但是，事实上英国并没有这样的决心，英、苏谈判也没有取得这样的结果，从谈判的过程和英国的真正目的来看，所谓的“英法苏谈判”仅仅是对德施压的一个策略性措施而已。
1939年3月18开始与苏联接触。4月15日谈判开始。8月21日结束谈判。在这四个月的谈判中，英国自始至终都以消极的态度与苏联进行谈判。4月15日，英国建议苏联发表向罗马尼亚和波兰提供单方面保证的声明，既没有规定这两个国家向苏联承担相应的义务，也没有规定向苏联的波罗的海邻国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提供保证，这实际上是向德国暗示向波罗的海国家进犯。5月27日，英国向苏联建议，三国在遭到德国侵略时，相互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但是，这项建议没有提及签订军事专约，只规定各方就互助的方式“进行协商”。这显然是要苏联政府冒与德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为英法“火中取栗”。7月，双方开展军事谈判。苏联派出了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为首的高级军事代表团，而英法代表团的规格却很低。英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谈紧迫的军事问题故意乘一艘低速的邮轮。而且，英法代表连签订协定的全权证书都没有带。英法如此的缺乏诚意，在谈判中只谈军事合作的“共同目标”和“一般原则”，而回避提出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最终，三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考察三国的谈判过程，可以看出英国对苏谈判的目的。
第一，制造与苏联结盟假象，逼迫德国返回慕尼黑轨道。早在1939年初，英国人就已获悉德国准备首先打击西方的计划。3月，希特勒出兵布拉格，使慕尼黑协议成为废纸。这一行动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根本破坏了欧洲的战略均势，大大增强了德国的战略优势。对西方来说，此时只有彻底抛弃绥靖政策，下决心与苏联结盟，造成对德国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以此来遏制希特勒的战争企图。可是张伯伦仍指望绥靖德国以祸水东引，保全大英帝国的利益。这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控制了整个中欧的更加强大的德国，要想迫使希特勒改变首先进攻西方的计划，恢复慕尼黑精神，必须相应加强英国的地位。于是就有了对波兰等国的安全保障。但仅仅这些还是不够，于是便决定打苏联这张牌。
第二，为英德谈判达成协定争取时间，祸水东引。希特勒由于取得了对西方的战略优势，比以前更不好对付。要想再搞一个新的慕尼黑，需要一定的时间。怎样才能赢得时间呢？张伯伦等人的策略是，在与德国达成协议前，拖延但不中断英法苏谈判，给德国造成一种英法苏可能结盟的印象，使其不敢贸然开战，从而就可以为英国人展开对德外交争取时间。一方面，在对苏谈判中，为了达到拖延谈判的目的，英国人有意设置重重障碍。另一方面，英国加强了对德的外交攻势，企图扭转希特勒的进攻方向。在对苏谈判的同时，1939年5月至8月间，英德间进行了多次秘密谈判。在谈判中，英国首相张伯伦和他的顾问威尔逊以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都亲自出马，并作了精心的计划和安排，以便“使英德两国对一切重要问题都达成最广阔的协定”。并且，主动提出与德国划分势力范围，给予德国经济援助。从中可以看出，英国试图将德国的利益追求引向东欧和东南欧，以达到“祸水东引”的目的。
第三，拖住苏联，防止苏德和解。慕尼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苏联，以便怂恿希特勒东进，挑动苏德战争。可是，慕尼黑之后，希特勒并没有按绥靖主义分子的愿望行事，而是打算西进。这样，苏联的孤立对西方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对于仍寄希望于苏德战争的西方领导人来说，苏联的孤立是好事；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考虑到，由于西方继续执行孤立苏联的政策，苏联为了摆脱孤立状况，有可能与德国改善关系，而当时德国人为了阻止英法苏结盟，力求缓和对苏紧张关系。一旦苏德和解，不仅根本无法实现英德协调，而且在未来可能的英法与德国的战争中，西方反而会因苏联不参战而遭到孤立。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张伯伦内阁决定利用与苏联进行象征性的办法使苏联产生一种有可能与西方结成联盟的印象，阻止苏联与德国和解。只要与德国人达成协议，就取消与苏联的谈判，那时，苏联仍旧会处于孤立状态，希特勒也就可以放心东进。这就是张伯伦等人的如意算盘。
综上所述，1939年，欧洲四国三方的外交政策都在进行调整，三方中任意两方都存在着联合以针对第三方所进行的外交阵营的构建，其中英国的外交在表面看来有着较大的转变，因此，部分学者才会认为英国发生了一场“外交革命”。但是，透过外交行为看其本质，那就是1939年的外交并没有发生“对立的两国间根本或接近根本、并且具有戏剧性的关系变更”。因此，1939年的英国外交政策，既没有发生什么“外交革命”，也谈不上什么“改弦更张”，而是依然如故地推行绥靖政策。至于向波兰等国提供安全保障，与苏联进行互助谈判等等新的外交行动，不过是在战略均势发生有利于德国而不利于西方的变化之后，为了在新形势下推行慕尼黑政策而不得不实行的策略上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M].北京：三联书店,1974
[2] 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78
[3] 方连庆主编.国际关系史（现代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料选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5]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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