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叙述与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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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难是贯穿余华前后期作品的重要主题。如果说前期的作品中人生的苦难以罪恶、杀戮、血腥来展示的话，那么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苦难变得温情脉脉，成为坚韧和勇敢的试金石。看似两个极端，其实却又有内在的一致。那就是苦难的叙说始终未能深入到个体的灵魂深处，个体与世界始终处于主客的二元关系之中，余华的主人公们无论在怎样的状态下，始终保持面对命运时个体灵魂的完整。未能深入灵魂深处，去探索苦难产生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而将一切推给外在的暴力或者是不可知的命运，这样的苦难叙说本身就带有自我消解的因素，它完整的呈现出来，又完好无损的在忍耐中消失。因此，余华的苦难叙述中就蕴含了对苦难的消解，生命的沉重最终在这种不自觉的消解中失重，从而小说也就未能达到本可以达到的深度。
　　
　　苦难叙述
　　
　　在余华的小说世界中，苦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苦难的内容和形式各有区别，各人面对苦难的态度也有差异，而相同的是，生命存在都被普遍地置于苦难处境之中。从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各式各样的苦难在小说中呈现。《十八岁》表达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之苦；《一九八六》、《河边的错误》等则血淋淋的展现了人性之恶带来的暴力之苦；《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生存之苦、命运之苦……余华笔下的人物被苦难包围着、吞噬着。
　　小说中弥漫着那种铺天盖地、无边无际的人生苦难，这是余华小说叙事所传达的客观效果。对于文本而言，苦难成了一种宿命的执着呈现，而对于文本中的人物而言，苦难则成了一种宿命的生命承担。因此，可以说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既然苦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么，如何面对生命历程中的诸多苦难呢?这也是作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到《活着》这部作者认为是高尚的小说中，终于有了明确的坚定的答案。那就是：“去忍受”。忍受生命中一切的困苦、凄惨、空虚和无聊。而最终的目的就是“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活着》讲述了人如何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取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将人置于生存的巨大苦难中，同时温情地受难，以“活着”为生存的最高信仰，以忍耐为活下去的最有力武器。
　　
　　内在消解
　　
　　如果我们将苦难理解成形而下的生存困境和形而上的个体精神困境，那么我们会很清晰的发现，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福贵和许三观的困境更多是形而下的具体的生活困境。福贵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死亡，这些死亡就是横亘在福贵生活道路上的磨难；妻子失贞，三个儿子嗷嗷待哺，世道乱哄哄。这是许三观们所面对的无休止的难题。无论是渐渐对死亡的麻木还是卖血，手段是什么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终于将这些磨难，这些难题一个个对付过去。对付的过程自然令人痛苦，但是对付过去后，磨难、难题却往往成为一种胜利的标志，是回首来时路时的可夸耀的资本。小说结尾，福贵的黝黑的脸在阳光中笑得十分生动，许三观脸上挂满笑容，苦难使平庸的他们变得圣洁，那些漾在脸上的笑容，那一条条铺展开来的皱纹，在诉说的是主人公的得胜，主人公的修成正果。我们已经遗忘苦难，作者前面所写的那些惨烈灰败的死亡，那些无以伦比的悲惨，原来都只不过是必须经历的磨难，扛过去了，人也就真正成功了。作者真正在意的并不是苦难本身，不是对苦难的剖析和思索，苦难在这里只是一座座山，翻过这些山，目的地在彼岸。生命就在翻越苦难之山后光亮起来。
　　作家将他的主人公置身于无尽的苦难中，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最终翻越，然后遗忘。当然不是。将人置于苦难中其实是要更深刻的思考人生，思考生命的善与恶，思考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其实说到底就是更深刻的认识自我，认识自己那无限复杂和幽深的心灵世界。书写苦难，叙述苦难的人生是为更深刻地认识自己。
　　这样的例子我们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俄罗斯大作家的作品中也充斥着苦难与困境，而伊万们在困境中的灵魂撕扯让人惊颤。人生的苦难不仅是形而下的具体的生存困境，更有源自灵魂扭曲和人格分裂的巨大痛苦。只有将对苦难的认识深入至此，我们才能真正从灵魂深处认识苦难，理解苦难。而对苦难的这一层次的理解和表达在余华小说中是欠缺的。当余华将活着视为人生的最高目的，他“对小说苦难主题的追寻开始回转，不再继续持笔挺进深入到人类心灵的剖析，而是在完成生活广阔层面的苦难冷视巡礼后便绝望地闭上自己的眼睛，哀伤地在苦难过后的无奈与悲悯中顿悟到生活的坚忍与庸常。”
　　在苦难面前闭上自己的双眼，将生活的真谛归结为忍耐，在忍耐中麻木，在麻木中将苦难遗忘。这正是对苦难的消解。
　　所以，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中，我们看到作家先将苦难描述得惊心动魄，然后又以―个温情的手势将它一笔勾销，苦难这一主题最终也就在这样的温情的勾销中自我消解。造成这种苦难的自我消解的原因很多，这里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略谈一二。苦难下的个体圆融的心灵，正是古老的中国式的智慧，是从庄子开始到陶渊明到苏轼发扬光大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智慧。这是一种极高的生存智慧，但是它不利于个体认识自身，这种回避矛盾本身而寻求平衡的做法往往会导致苟且和麻木，从而造就出一代代的阿Q和福贵。而返观具有宗教背景的俄罗斯作家，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使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不可避免的陷入自身的天使与魔鬼的撕扯中。伊万不是弑父的真正凶手，但是他认为思想上的弑父更加不可原谅。面对生活的苦难，余华的福贵将活着作为最高纲领，作为生活的最终意义和皈依，而俄罗斯作家的主人公们却将灵魂的纯洁和美好视为最终的追求。在余华的作品中，苦难成为检验一个人生存能力的标杆，死亡的接连不断反而使福贵具有了消解苦难的能力，而一次次的卖血使许三观最终竟将卖血视为一种巨大的生存本领，当最后失去这一本领时不由放声痛哭。苦难，作为人性的试金石，在俄罗斯作家那里，试出了人灵魂深处的善与恶，让人忍不住要为自己的罪恶与善良欢笑和哭泣，而在《活着》中，苦难，试出的是一个人到底能有多大的忍耐力，让人在悲悯的一瞥后忘却人之为人的意义，却将肉体的存在下去作为最高的信仰。
　　余华的苦难叙述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而最优秀的苦难叙述到最后依旧走上自我消解的道路，未能在更深的层面反省苦难，反省人性，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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