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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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一种体裁，与唐诗并称有唐“一代之奇”。其特点是文辞生动凝练，情节离奇虚幻，结构较完整成熟，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所蕴含的思想内容也极为丰富。其尤为可贵的贡献是，它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独特、平凡而不屈的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
　　唐传奇对女性的关注，首先着眼于外貌形象，包括五官、肤色、头发、服饰、神情等，当然其中多以青春年少的女性为对象。虽然其中所用的多为“女郎有殊色”、“姿容绝丽”、“容色绝代”、“容质殊丽”等等这样简单模糊的语言，与之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外貌形象描写，如《诗经》中《关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等相比，其描写用语单调，似乎流于模式化，且更难以达到前人的神乎往乎的较高精神境地。但唐人小说在描写女性外貌美上毕竟有其独特之处：如写“车中女子”的“容色甚佳，花梳满髻，衣则纨素”，霍小玉“若琼林玉树”，李娃的“明眸皓齿”，而“明眸皓齿”则更是后人用来指代美丽的女性的专有名词；除此而外，唐传奇用了更多笔墨描写了女性的超凡脱俗、幻化神界般的美：樊云翘“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妹云英“露鬟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均见于《裴航》）以及上元夫人“玉佩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艳冶”（《封陟》）等等；另外唐传奇也并不回避对“年老色衰”的老妇人的描写，这一点集中于超现实女性角色身上，如“年可五十余，青裙素襦，神气清雅，宛若士大夫家”的龙太夫人（《李靖》），及另一龙夫人“年四十余，衣服皆紫，容貌可爱。”（《刘贯词》）唐传奇对女性外貌形象的描写，无论身份地位，无论年龄长幼，也超越了现实、非现实、超现实的界限，向我们展现了唐时女子外貌之美，这首先是对古代女性“重德轻容”观念的挑衅，是对女性外貌美的肯定赞扬，而女性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始于此。
　　唐传奇还赋予笔下的女子们以“聪慧与才华”，而不是仅仅让她们空有一副“好皮囊”，或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如《刘贯词》中的龙女，不仅“容色绝代”，而且“辨慧过人”。当刘贯词传书至龙宫，与龙母、龙女相见时，龙母两次“眼赤”并直视贯词，甚至于“口两角涎下”，暴露出其贪婪残忍的吃人本象来，而龙女在贪残的龙母与憨直的刘贯词之间神情自然、游刃有余，既制其母又护贯词，其聪明伶俐、机灵可爱跃然纸上。唐传奇更多地强调女性的“才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词滥调，如《茑茑传》《飞烟传》等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书往还、情诗唱和，虽然仅只是风花雪月的吟咏，不及士大夫们的经世文章，甚或有作者故意“掉书袋”的嫌疑，但仍显示出唐代对女性的评判标准和要求提高了。甚至在《王之涣》一文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将自己诗歌的优劣、受欢迎程度，以梨园伶妓的弹唱多寡与妓之美丑作为标准，此种行为既艺术地再现了唐代诗人诗酒风流的雅逸韵调，也表明当时的文人们大多在女性，尤其“貌才”兼具的女性们那里找到了知音，并视其为自我价值的某种实现。
　　不过，纵观唐人小说，我们不难发现每篇传奇对女性的外貌与才华的描写只占不多的篇幅，作者们用更多的笔墨着力于对女性更深更内在的挖掘与思考，也就是对女性生命意识、生命价值的深层探索。首当其冲的立足点是女性的爱情婚姻观。为了追求真爱，唐传奇中的女子大都主动大胆、义无反顾，即使是搭上性命，也无怨无悔，因此，她们中很多的人都是冲破封建时代长期形成的宗法礼制，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禁锢，对门第观念嗤之以鼻，她们比风靡后世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性更为率性、可爱。不必论说著名的《霍小玉传》中小玉的痴情与执着，就说说《李章武传》中的王氏儿媳吧。王氏夫家开旅店，许多上门求宿的人均艳羡其姿容并对之大献殷勤，但她并未为之所动。直至李生，她视作真爱的人出现，束缚麻痹女性思想、压抑约束女性身心的所谓贞节观被王氏儿媳大胆冲决，她对非婚恋人的矢志不渝的爱情，在其病死化鬼后不仅没有云淡风轻，反而演绎得更加如火如荼，爱情似乎成为其生命的全部意义。再如，步飞烟原为媒妁所欺不幸成为“粗悍”的参军武公业的宠妾，后与邻居赵象相遇，并私下“歌咏寄情”，后来他们这种违背封建社会正常秩序的私情败露，参军残忍地将飞烟打成重伤，致其不治而亡。故事最后并未落入化鬼与人再叙前缘的窠臼，但飞烟临死声称“生得相亲，死亦何恨”，却道出了她追求理想爱情的强烈心声，并用悲壮之死捍卫自己生命的尊严和人格的纯洁。
　　爱情与婚姻，即使是那些具超现实力量的女怪、女神仙们，也视之为其人生要义。但在婚姻生活中她们又表现得极其自尊自爱，凸显了女性人格的崇高，提示了女性生命中有比爱情婚姻更重要的追求，即崇高的人格、尊严。《崔书生》中西王母第三个女儿玉卮娘子，主动求为崔妻，却因未征得崔母同意，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矩而使其婚姻具非法性，崔母因此更以“狐猸”之语来诋毁玉卮，以致恩爱夫妻旋即分离，玉卮尽管依恋人间生活，缱绻夫妻柔情，却宁肯劳燕分飞，而不受“狐媚”之诬，以保持自己人格尊严的纯洁与崇高。而《卢佩》中的地仙，不仅主动救治卢母，并自请为卢妻。在之后的婚姻生活中，她一方面“朝夕供养，妻道严谨”，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她的特立独行、自强自我使卢佩害怕，使当时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者们感到恐慌，卢“恶之”。此段人神佳缘并未天荒地老下去，而以地仙毅然决然的不辞而别告结。整个故事中，地仙善良多情、温顺谦恭，却又傲岸刚强、不卑不亢，是一个极具女性魅力的人物形象。
　　另有一部分神人相恋的故事，如《焦封》《申屠澄》等，结尾并非“夫妇情好，生子加官”或者人神皆长生不老于方外的套路，而是夫妇分离、神怪复归本性。前者焦封妻实是黑猩猩化成的女子，她对一心功名的焦封一往情深，且执着痴情，不仅主动求为婚姻，而且不顾尊严，不远万里追赶业已抛弃她的焦封。但最终，面对与焦封重续的姻缘及同类的召唤，她“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去，不知所亡”，如此果断地选择了自我的回归。《申屠澄》中的虎女，表面看来，她深受尘世间封建礼教熏染，且以礼教为己立身处世的原则，似乎礼教已深入其骨髓，因为婚后，她的一言一行极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即使是对丈夫真情实感而发的《赠内诗》，慷慨激昂地回以“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妪妾耳。”此类堂而皇之的礼教之言。尘世间的生活就那么地过了几年，“夫妻情义益浃”，上下和睦，亦生儿育女，幸福美满，然而虎女内心深处依然对昔时的山林生活思慕不已，回探母家，“见一虎皮，......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拿撄，突门而去。”并留下诗句：“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可见，与森严的礼教，与甜蜜却无常的爱情婚姻相比，本性的自由、真实更能吸引这些神化的女性们，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女性对现实社会给她们预定的命运的一种逃避。女性的这种更趋向于个性、本真回归的选择、取向，虽借助非人类的超现实的力量来表达，是传统观念赋予女性角色的另类思考，是亘古不变的爱情颂歌中的变奏，在整个唐小说中并不多见，分明是女性生命意识的更高觉醒，但却也真实透露出唐人对女性精神归宿的更深层次的期待与思考。
　　在当代这个妇女“半边天”的社会里，女子外出工作被视作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女性是被严格禁止在家庭生活里的。女性的解放，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经济独立，但是古代的女性是没有任何的经济独立地位的。唐人小说以一种博大、深远的胸怀，它对女性的重新定义是超越阶级超越性别界限的，甚至某些观点可与当代女权主义看法不谋而合。这类女性虽不浪漫缱绻，也不动人心魂，不凄婉哀绝，但她们自有超性别超阶级超时代的独特与顽强。诸如我们熟知的《板桥三娘子》，虽然故事重在鞭挞板桥三娘子以术害人的恶毒，但对于这样一个“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的“寡居”女子而言，在举步维艰的父权社会中，费尽心机、勤奋努力，抛头露面去与社会的主宰者竞争，生存下来并活得不赖，该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情。最不能忘的是贾人妻，她与王立相遇而同居，随后她更是主动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馔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阙”。而王立则更像一个倚门守望的小妇人。贾人妻甚至还是一个侠女。她身怀血海冤仇，但却沉静自如、不露声色并最终“伺便复仇”，至于她的复仇是否合法合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本文只认为她确实是一个集智与志于一身的奇人。而她最后杀掉己与王立的孩子，以使后者不受牵累也让自己无所牵挂，这一举动则完全打破了她身上仅存的一点女性身份认同感。痛杀亲子的行为，无独有偶，古希腊著名悲剧《美狄亚》，女主人公亲手杀死一双儿女。子女是她们生命的延续与象征。对于亲生骨肉，她们都有着天然的母爱，在妇人想留却杀的反复、犹豫中，我们能体会到贾人妻一如美狄亚，心里的激烈挣扎与巨大的痛苦。贾人妻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打破了传统的樊篱，是对女性形象的大胆创新，这种创新同时也带来一种惊悸的冰冷感，这是人性的幸或悲？
　　不容否认的是，唐代，初唐、盛世及凭籍盛唐气象余波而苟延残喘的中晚唐，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昌盛，思想文化领域开放通达，在此种背景观照下的唐代女性爱情婚姻观、人生价值观等较其它封建王朝有较大拓展。但同时也因为封建各种制度的严苛，等级森严，性别定位的巨大差异，并未使之得到根本性的解放。这些表现在小说中，则用现实，甚或借用非现实、超现实的手段，刻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来，反映出她们对个体生命意义、价值、身份归属等的追寻与探索。
　　
　　丁翔，教师，现居湖北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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