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理论下应用型口笔译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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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功能派”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仅是重要的翻译研究切入点，也为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其吸纳了语言学、交际学、翻译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理论，才形成了今天的研究视角。在笔译培训初期，教师应当指引学生“四步走”的方法，用“项目化”方法进行日常训练。在口译培训中，借鉴笔译的“翻译纲要”，对不同的口译场合、口译对象和口译形式作出基本判断，进而采取相应的口译策略。在翻译教学研究中借鉴传统功能派的研究日渐广泛，但功能派缺乏对微观翻译过程的进一步解析。研究者仍需要进一步借鉴社会人文科学的科研手段，帮助教师进一步了解学生，促进应用型翻译教学的调整。
[关键词]功能派 目的论 应用型 教学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11-0096-03
一、“功能派理论”的发展及评价
翻译功能途径在译界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最早由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发展起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了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Halliday，1984）。翻译，特别是笔译，是书面语言标记在原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转换（孙致礼等， 2010），或是寻找概念、意义甚至是交际上的“对等”。译者凭这个概念，可以从不同层面去思考“翻译单位”的选择：如果翻译的重点在于语法和词汇，那么翻译单位较小，译者的思维层面比较微观，对应的翻译策略可能偏向直译或硬译;如果翻译单位较大，放在句段以上的语篇层，则要求译者的思维层面更为宏观，对应的翻译策略可能偏向意译和改写。张美芳（2005）指出通过功能途径，可以从微观上进行翻译分析，亦能从德国的功能派理论出发，进行翻译的宏观分析，如韩礼德的系统功能模式被芒戴（Munday，2001）评价是语篇分析中影响最大的分析模式，可以视作后来德国功能派的理论基础之一。
尽管“功能”对于语言学和翻译学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功能派”（Functionalism）的正式提出，由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赖斯（Reiss，1977）奠定了基础――“翻译应视特殊需要，有其特殊的追求，译文与原文可能会有不同的功能”。弗米尔Vermeer（1989）师承赖斯，受霍斯―曼特瑞行为主义的影响（Nord，1997），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目的论”。该理论在翻译界的影响一直沿袭至今。弗米尔的学生诺德（Nord，1997）则在20世纪80年代末将“德国功能派”进行总结和发展，并且提出了“目的加忠诚”的翻译方法。
在诺德阶段，已经不再思考“为什么这么译”，而是要如何从伦理上既服务好读者又不能背叛作者，破除了几百年前德国学者施莱马赫（Schleiermacher， 1813）提出的“译者不是靠近作者就是要靠近读者”的魔咒。诺德（Nord，1997）提到，除了将德国功能派前辈的各种翻译理论作为指导，“忠实”也非常重要。对于译文来说，译者要采用“忠实”的翻译方法，则很大可能上译者偏向于使用直译、显性翻译以及逐字翻译，寻求语法或者词汇意义上的对等（Nord，1997）。然而诺德的“忠诚”给予译者更为广泛的选择。译者要做到“忠诚”，只要确定谁是“委托人”即可。也就是说，译者的产出可以偏向读者，也可以偏向作者。
但是诺德的这个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张美芳教授（2005）提出，诺德的这个观点有所偏颇，体现在该观点将译者放到了一个“从属”的地位。译者没有发言权，没有决定权，甚至没有建议权，一切大权都操控在“委托人”手中。而且，该理论忽略了之前弗米尔提出的“目的至上”理论，偏向于译者只对雇主负责。然而对于一些有重大价值的文本，如多文化荷载的文学作品来说，翻译本身对于翻译活动来说就不是完成“交易”那么简单。这时候，译者应当负起民族责任感，对译作负责。假设“委托人”对翻译任务并没有相关认识，译者还应当肩负着帮助“委托人”扫盲的责任。
二、“功能派理论”对应用型口笔译教学的启示
（一）对应用型笔译教学的启示
功能派在传统研究中一直都放在笔译研究的领域进行。而在实践方面，亦可以看到这种研究范式为笔译工作者提供的翻译思维：首先，帮助译者从宏观上去把握原文。Reiss（1977）在德国学者Buhler（1934）的基础上提出的文本类型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译者从体裁上把握文本：是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还是操作型文本。信息型文本的特点是有逻辑，文本焦点侧重内容;表情型文本的特点是具有审美性，文本焦点是侧重形式;操作型文本语言特点是对话，文本焦点是侧重发挥感染作用 （Munday，2001）。Vermeer（1989）后来提出“目的论”，每一种文本类型，都有其译文目的，于是译者可以针对翻译目的采取相应翻译方法：对于信息型文本，如产品的功能说明书、读者手册、相关规章制度等，其译文目的和原文一致，要表达其内容，翻译方法应当用简朴的白话文按要求做到简洁明了;对于表情型文本，如诗歌、歌词、概念写作等，其译文目的应当是表现其形式，因此翻译方法就应当仿效并忠实于原作者;操作型文本，如新闻报导、电视访谈、广告等，其译文目的应当是诱导读者作出期望的反应，因此翻译方法采用编译或者等效来尽可能地向目标读者/观众靠近。
随着语言的发展，有时候一个文本不可能只带有一个功能，有可能多种文本功能重叠或交叉于同一文本当中（Munday，2001），例如广告翻译。广告翻译具备感染功能，诱使观众或读者购买目标产品或接受目标概念，但是广告同时包含大量的产品信息，真实的部分还具有信息功能，斟词酌句、追求品牌溢价之时很有可能使用表情功能。如贵州茅台集团“红花郎酒”的广告词“酱香典范”，其中既表达出该酒的分类――白酒中的“酱香型”，又隐射出其使用的酿酒工艺。“典范”二字，强调其在白酒产品中的地位，让观众潜意识中认为饮用此酒，是在延伸经典。
从功能语言学角度出发，韩礼德教授的语篇分析模式指导译者要用语篇分析的模式去思考语境中的三个因素，即“语域”分析中的三个变量：语场、语旨、语式（Halliday，1989）。语场指正在发生什么事，所进行的社会活动性质、特点语言所谈及或描述内容;语旨指交际者身份和他们的基本情况、特点、地位、角色、关系等;语式指代语言在交际中所起到的作用（Halliday，1989）。这三个方面，体现了语言中的人际功能，而语式则是语篇功能的具体体现。运用这一语言学知识，应用型翻译人才在从事笔译习作或笔译工作时可以将这一语言学理论细化到具体的翻译任务中。诺德（Nord，1997）提出，在做译前准备时，译者要按照语篇分析，罗列翻译纲要，有效地指导翻译工作，尤其是学生译员对翻译任务的性质、内容和“委托人”进行快速良好的判断，从而在整体上对翻译过程进行指导。即采用“1.翻译纲要;2.原文分析;3.设计翻译策略;4.开始翻译实践”四步走的应用型笔译员的培养模式。如，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鄄nia San Francisco，2014）的应用医学系在专业医学翻译课程中明确罗列出了“四步走”的模式。 在诺德对于功能派的集大成之作中提到欧洲传统教学方法是“Y型模式”，即在确定具体的翻译方向之前，对新生进行统一培养，然后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以及目的，分别往口译和笔译两个方向进行深造。功能派认为，在最初期的培养当中，培养学生“释义”（inter？鄄preting）的能力应当作为口笔译方向的基础（Nord，1997）。释义的能力，是学生能够正确判断翻译任务，初步在目标文化中重组原文本的基本能力（Vermeer，1989）。具体到笔译教学中，学生是否能够完成一份“翻译纲要”，就成为了这种能力的体现。而在口译培训方面，国外口译教学学者索亚也对这一方法表示支持（Sawyer，2004）。
“功能”理论中对于译文质量好坏，采用了语篇的功能特征（Beaugrande & Dressler，1981）作为判断标准，即衔接性、连贯性、意向性、可接受性、语境性、信息性和互文性。在应用型译员的培养中，需要译员在宏观上把握整个笔译工作：从笔译任务的派发，到笔译任务的评价，得出应用型译员自我评判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对应用型口译教学的启示
从功能途径这种翻译研究范式出发的口译研究并不多见。使用功能途径涉猎口译研究的首先是弗米尔。受20世纪60年代法国释意派创始人塞莱斯科维奇（Seleskovitch，1978）的目标导向观点的影响，弗米尔形成了“目的论”，最终发展成以目标语篇为导向的研究范式（TT paradigm）（Pochhacker，2004）。
功能翻译学派指出，口译行为有“即时性和瞬时性”，即翻译任务是一边进行一边在完成的。这一特点导致译员的翻译结果无法进行修改，对于口译员，尤其是学生译员来说，在付诸口译行为之前，较笔译学生更加严谨，必须思考口译的场合、口译的对象、口译的目的，在头脑中快速形成一个“口译纲要”，例如：是什么级别的口译场合，口译的对象数量、听众的受教育程度、发言者的身份地位等。译者还需要根据翻译目的去调整自己的语域，使用正式文体还是口语化文体，进一步思考“语流、语速、语音”方面的控制和练习。
近年来从功能派的角度切入进行口译教学研究的研究者当属波赫哈克（Pochhacker，1995;2004）。波赫哈克认为，弗米尔参照行为理论、文化理论和互动理论，形成的目的论是翻译活动的主控性原则，凌驾于原文―译文对等、不变性以及忠实等诸多传统的翻译原则之上。在目的论的框架下，口译活动的目的，也是由目标听众的交际需要和期待、情景语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口译活动往往是文化活动和交际活动。波赫哈克（1994）认为口笔译在功能派的理论框架下都有交际目的（目的原则），都要有文内衔接，目标文本要和原文本相符（忠诚原则）。因此，在功能派的理论框架下，口译作为翻译行为，也需遭循文化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原则，要关注听众反应，保证译文质量通顺易懂、清晰规范并符合特定语域。应用型口译人才在口译训练中，要着重积累他国文化知识，广泛涉猎，增加背景知识储备。例如，在商务访谈的口译场合下，译员应当有经济、金融的主题知识，懂得使用中英两种语言的基本商务用语。
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特别强调翻译策略的培养，因此教师应当在“商务陪同”、“模拟会议”、“模拟新闻发布会”等现场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照顾现场观众反应，以口译听众为导向，使学生翻译出“听众听得懂的话”。同时，应用型译员必须掌握“突发状况”的应对策略，如发言者声音过小，突然脱稿或是由于个人口音问题影响听力理解，译员若想完成口译工作，达到翻译目的，就必须采用一定的交际技巧“圆场”。例如，应用型译员必须要懂得在讲话者脱稿说话因为逻辑不明而导致听众理解困难时所应采取的“补译”和“不译”技巧，并且在讲话者出现“口误”时能够及时纠正。
在功能学派指导下的应用型口译教学评估的研究和结果现在尚属少见。波赫哈克用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德语语言对比来做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弗米尔“目的论”的指导思想在口译实践及口译理论中具有可行性（Nord，1997）。许明（2013）指出，现在国际同声传译的教学研究已经大量使用实证研究方法。
根据口译的形式分类来看，会议口译常常使用的同声传译形式也可以采用“功能派”的路径进行研究和教学（Pochhacker，2004）。波赫哈克认为，国际会议上的说话者和听众，原文本就是一个系统变量，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中影响交际。文本的功能，内嵌于交际双方的角色、理解、心情和意图之中，最终形成交际文本。出于交际文本的性质，要使交际成功，口译产品的文内互文性、衔接性要求特别高。在做会议口译时，译员应当忠实于原文。会议口译，尤其是像联合国内的国际会议，英语只是一个“世界语”或者是媒介语。接力传译的时候，英语只是一个过渡语言。因此，为保证信息完整和文化荷载，译员必须要原原本本、地地道道地传达原文的所有内容。而且国际会议的性质决定了会议任务高于文本任务，整个会议是一个集合，而各发言人的发言原文是子集。发言人的非语言行为，包括肢体语言等，都具有行为功能。翻译产品只有照顾到子集中发言者的言语和行为，进行适当产出，整个会议口译的翻译任务才算是成功。
但是可惜的是，功能途径理论的“目的论”仅仅是一个思想指导纲领，并非具体的研究方法。当口译作为一个“行为过程”的时候，这种囊括了语码输入、大脑分析、产出、声音控制、口音、受众的理解，以及多种感官的调动和心理状态的波动等多种变量的行为，功能派的传统研究方式不能够解决口译中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口译产品的量化评估，译员的焦虑情况的反馈，需要进一步介入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的方法进行评价。而霍斯―曼特瑞的翻译行为理论因为还停留在翻译行为的角色解释层面上，并没有深入涉及口译行为中其他影响因素，如文化差异、译员心理、现场观众反应甚至现场口译设备对口译行为的影响，所以尚不足以支持口译行为的研究。
三、结论 综上所述，“功能派”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仅是重要的翻译研究切入点，也为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根据功能途径研究者的建议，在笔译培训初期，教师应当指引学生“四步走”的方法，用“项目化”方法进行日常训练。在口译培训中，借鉴笔译的“翻译纲要”，对不同的口译场合、口译对象和口译形式作出基本判断，进而采取相应的口译策略。在翻译教学研究中借鉴传统功能派的研究日渐广泛，但功能派缺乏对微观翻译过程的进一步解析。研究者仍需要进一步借鉴社会人文科学的科研手段，例如使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手段对翻译产品进行量化研究，甚至借助神经科学对译者的大脑进行剖析研究等，都能帮助教师进一步了解学生，促进应用型翻译教学的调整。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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