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山望海”:用人类学视角观察中美文化中的0~3岁早期教育
作者 : 未知

  【摘要】本文从人类学视角,提出中国对美国早期教育的介绍和研究存在“隔山望海”的现象,其背后是普遍存在的三种文化假设:(1)中美两国有相同的政府治理体制。(2)美国的早期教育比中国先进。(3)早教市场就是早期教育。这三种文化假设影响了中国早教领域的跨文化认知。可以借助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抓住文化假设的必然作用,逐渐增强对本文化中隐性逻辑和文化假设的察觉和意识。这是深入理解跨文化早期教育的重要一步。
  【关键词】人类学视角;文化假设;跨文化认知;0~3岁早期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8)06-0008-05
  “隔山望海”,指的是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价值观、社会行为准则来判断从别的文化中观察到的现象。跨文化比较是一个深入、复杂、持久的过程,个体固有的文化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有双重作用,它既是个体认识不同文化的基础,又是个体难以克服的障碍。人们常常会隔着自己社会文化假设的“山”,望他人文化实践的“海”,用对山的认识与感受来想象和判断海的样貌,难免会分辨不清,“以山代海”。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0~3岁早期教育的重视和国际交流活动的增多,在0~3岁早期教育中,“隔山望海”的现象日趋明显。以中美两国早期教育的跨文化研究为例。个体固有的自我文化中心的认知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如何看待和评价美国早期教育的经验,进而影响了对中国早期教育发展方向的探索。不少研究者常常只关注美国早期教育中的一些局部现象,而忽略了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本文从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中美两国0~3岁早期教育的观察和对相关研究文献的调查分析,发现中国在对美国0~3岁早期教育的介绍和研究中存在一些“隔山望海”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中国0~3岁早期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三种文化假设。这三种文化假设影响了学者、教育者和婴幼儿家长对0~3岁早期教育的思考。本文将围绕这三种文化假设,探讨中美两国文化中早期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问题,提出不同的分析视角,促进跨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具体分析前,我们需要先对“早期教育”一词作一界定。在美国,“早期教育”一词长期以来泛指对3~8岁儿童的教育。在中国,研究者早先在介绍美国学前教育时也用“早期教育”一词,〔1,2〕但近年来,“早期教育”一词逐渐与学前教育分离,成为0~3岁保育教育的同义词。因此,为了保持相对的统一性,除有特别说明外,本文中的“早期教育”均指0~3岁婴幼儿的教育。
  假设之一:中美两国有相同的政府治理体制
  在中国现有介绍美国早期教育经验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常常不自觉地依据这样的假设:中美两国政府有着相同的结构、相同的功能和相同的执行力。其中一种表现是,在研究文献中,用中文里熟悉的词语指代相似的概念,如“美国中央政府”“美国教育部”“美国国家幼儿教育协会”“美国国家早期教育研究中心”等。实际上,在这些名称中,“美国国家”“中央”“教育部”等均是误译,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误读,造成美国与中国政府的机构设置一一对应的错觉。用心理学的说法,这是人们积极努力的同化过程。这种同化过程同时也是跨文化理解过程中的阻力。有人类学研究者说,这种非个别化的同化现象反映了某种文化特有的认知图式,〔3〕这种现象也反映出隐性文化认知过程中深层的、不可回避的共同习惯和假设。〔4〕
  这种习惯和假设无疑会影响人们对美国政府在早期教育发展中功能和执行力的描述。有研究文章在提及美国0~3岁早期教育的经验和启示时,提出美国政府在早期教育中起主导作用,是引领、指导和系统贯彻早期教育的核心。例如,美国政府“为保证早期教育有效实施,各项法案相继出台”,〔5〕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早期教育”,〔6〕美国政府“对早期教育的迅速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保证早期教育的质量,制定了相关的政策”,〔7〕等等。上述话语体现了中国研究者下意识的期盼,即认为政府应该在本国早期教育的发展中起指导引领、政策制定和强力执行的作用。这与其说是对美国政府早期教育经验的总结梳理,不如说是期望中国政府在早期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功能的隐性文化逻辑。
  隐性文化逻辑是在共同社会化过程中人们特有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它包括关注焦点、解释推理和论说依据。托宾等人对中国、美国、日本幼儿园长期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学前教育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是紧紧围绕着自上而下、自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政策观。这正是中国早期教育的隐性文化逻辑。〔8〕
  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在早期教育中的主导功能和执行力非常微弱。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结构、功能和执行力与中国的中央和省政府截然不同。例如,中国教育部的主要职责有17条,〔9〕而美国联邦教育司的职责仅4条。〔10〕虽然两者之间有一些部分有隐约重合之处,但并没有对应关系。正因如此,美国联邦教育司在早期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上的作用十分有限。不少美国研究者在列数政府投入捉襟见肘的窘境时指出,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大多数州政府,都很难满足社会各阶层对早期教育的需求,全美约有50%的3~4岁幼儿无幼儿园可上。〔11〕
  美��的早期教育基本是各州各自为政、地方自理自治、社区自发经营的。例如,“零到三”(Zero to Three)是美国早期教育方面富有资历和影响力的民间专业组织,它的目标是努力引发整个社会的关注,帮助所有婴幼儿得以充分发挥其人生潜能。〔12〕我们从其政策资源网页中发现,截至2017年9月,政策资源的前40个条目均为州、市、专业组织的推动或倡议,没有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也没有相关法规的陈述。该网页2016年列出的十大有关婴幼儿政策的成就中,仅有一条提到国会,称其“注意到”儿童救助体系中婴儿的各种需要。〔13〕这些信息说明,在美国早期教育的政策讨论和制定方面,联邦政府滞后于州政府,州政府滞后于民间机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具备系统性促进早期教育全面有效发展的统领和监控管理能力。一项社会迫切需要的早期教育服务能否通过政府颁布政策加以实施,还得通过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层层争辩、投票而定。相比较而言,民间机构最为活跃,它们在推动新政策的提出、立案和颁布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然而,这些努力还有可能会遇到一片反对之声,最终能否成功,还有待长期争论。这和中国相关文献中的描绘和解读相去甚远。   假设之二:美国的早期教育比中国先进
  这一假设既是第一个假设的延伸,又自成一体,即美国的早期教育十分先进,是中国的榜样。这一假设还隐含着对早期教育领域线性发展的认识,即早期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从低端走向高端,从落后走向先进。我们在中国知网以“美国”“早教”“早期教育”“早期教养”作为标题关键词,检索了大量介绍美国早期教育经验的研究文献,发现这些文章大都认为美国的早期教育比中国先进,并呼吁中国政府和早期教育工作者从“美国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发,借以推动中国早期教育的发展。有文章提到,中国“相较于美国等教育发达国家起步较晚,目前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不仅缺少相关国家政策的引导,专业理论研究也很匮乏”。〔14〕也有文章提到,“美国相关部门对0~3岁早期教育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运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些是根据美国本土具体情况来研究并实施的。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15〕
  应该指出,早期教育是人类社会不同文化社区共有的养育活动,它是婴幼儿早期养育和社会化的一部分,包括健康保育、语言使用、社会情感、人际交往、衣着饮食、睡眠习惯、居住环境和日常活动等。早期教育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很深的根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胎教、保育、早期家庭教育等传统。〔16〕中国早期教育启蒙的传统,通过社会化过程潜移默化,在人们的家庭生活中延续,只是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原有的早教传统与今天的生活改变有了诸多互不适应的地方,如家庭与土地的脱离、街坊邻里的疏远、年轻父母在养育婴儿时孤立无援、双职工父母无暇照顾孩子等。这使得今天的早期教育既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从这个观点看,美国的早期教育比中国先进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因为即使一个好的理念或方法,没有文化系统的支持,没有文化实践的验证,它就无所谓先进或者落后。即使是一种好的外来理念或方法,被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所接受和融合,它也很难被称为“先进理念或方法”。
  美国的早期教育比中国先进这一假设的普遍存在,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中国的“典型经验”和“榜样的力量”等文化观念,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学习精神。在不少研究者看来,跨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别的国家“先进”的做法,以推动自身的发展。因此,在相关早期教育跨文化研究文献中,大多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早期教育是“先进”的,是“有成功经验可以学习的”。另一种解释来源于比较传统的社会科学发展观,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任何社会发展都遵从着从低级到高级、分阶段的线性发展规律。这种线性发展观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潜意识,深入人们对其他社会现象发展的认识之中,使人认为:但凡美国的就是先进的,但凡中国的就是落后的,落后了就要迎头赶上。
  其实,由于美国政府长期无力回应早期教育的需要,加之政治上众多反对之声,所以推动早期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迫切需要和民间组织的推动。由于这种力量散落在民间,所以它的内容、方式、资源和推广极为多样化。这在美国工业革命以来有关儿童学习、福利保障的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17〕因此,纵览美国早期教育的发展历史,我们很难看到它自身线性演变的进程,相反,更多看到的是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组织机构和个人为各种目的和利益相互角力,共同推动早期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早期教育虽然看似发展不错,但其实并没有什么早期教育机构是卓尔不群的。这与不少中国研究者的认识大相径庭。2011~2016年,全美0~3岁早期教育机构的收入呈逐年负增长趋势。〔18〕0~5岁托幼服务市场报告显示,2011~2014年,有一定规模的早教机构总数下滑1.2%,更小规模的早教机构总数下滑近14%。〔19〕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早教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2015年,全国共有11400家早教机构。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虽然仅占全国总人数的5%,但拥有占全国15.1%的早教机构。〔20〕全国排名前十的0~3岁早教机构,共拥有直营和加盟早教中心约3700家,占早教机构总数的32.5%。保守估计,2017年0~3岁早教收益为2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03.5亿美元,〔21〕已远超2016年全美0~5岁托幼机构的总收入(234亿美元)。仅从以上数字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早期教育既没有落后于美国,也没有与美国走在同一条发展路线上,而是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22,23〕0~3岁早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比美国更加清晰并自成一体,形成了与美国不同的市场,并在不同的体制下积极寻求发展捷径。
  假设之三:早教市场就是早期教育
  在中国,近年来早教市场的迅猛发展使得早期教育这一概念在社会舆论中不断变换更新着。先是0~3岁教育与学前教育逐渐脱离,自成一体,继而,早期教育市场与早期教育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对等的关系。公众舆论对早教市场的讨论也影响了对早期教育内容和方法的讨论,“早教市场就是早期教育”,使得早期教育本身被边缘化了。2014年中国早教市场规模已达1198亿元人民币,约合181.78亿美元,预计年增长率会有21%。〔24〕也有预计增长率为28%的。〔25〕更有甚者,认为2009年以来,早教市�瞿暝龀ぢ饰�55%。〔26〕年轻的婴幼儿父母对早期教育的了解、投入和审视大多来自对早教市场的观察和参与。中国早教市场能带来的利润不可低估。
  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现象是,有很多美国的早教机构品牌,如美吉姆、金宝贝,选择来中国发展和盈利,不过它们推动的不是早期教育知识的普及,而是抓住时机投身于刚刚兴起的早教市场,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早教机构,推动了早教市场的发展。例如,2017年,金宝贝的母公司在美国宣告破产,但它在中国的早教业务却依旧蒸蒸日上。
  0~3岁早教市场的崛起,不仅反映了中国都市化、市场化进程中家庭经济的深刻变化,也反映了中国重视早期启蒙的传统在新时代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婴幼儿父母比美国的婴幼儿父母对早教市场和婴幼儿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和执着。有人类学研究者指出,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像做一个工程项目,孩子一出生,父母便开始设计并实施,不断投入、监督,直至确保完成。〔27〕传统文化有需求,城市养育有挑战,家庭经济有实力,市场经营有复合型人才,再加上传媒的宣传,很难想象中国早教市场会不兴旺。   中国的早教市场把早期教育从家庭移到幼儿园早教班和专门的早教机构,多以尽早打下智力或学习基础为卖点。“在课程设置中,教师和家长往往重视婴幼儿认知、感知觉等能力的发展,而忽视了三岁前早教的养育内容,缺乏来源于生活的课程。”〔28〕有研究发现,大多数早教教师认为“学习科目”和“学习计划”是早教课程的核心,可以按家长的要求作大幅度的调整。〔29〕可见,对婴幼儿学习的强调是中国早教市场扩张的驱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早教机构的创立和运作也紧紧和市场利润联系在一起,但由政府投入的早教机构是旨在促成教育公平与保障婴幼儿发展和福利的。另外,美国早教机构中涉及婴幼儿学习的内容并不是很多。如前面提到的“零到三”组织,它的网站中有对各州、市的早期教育政策倡议,但40个条目中只有3条涉及婴幼儿的学习,旨在帮助婴幼儿与父母在家从交流互动中学习,而非在机构和市场中学习。
  早教市场的发展也许能推动早期教育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但在早教市场中婴幼儿的学习,与婴幼儿的发展和幸福,是不能等同的。学什么,为什么学,如何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是有较大差别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儿童与家庭教育委员会曾建议,要首先注重婴幼儿作为社会的人的成长需要,这是教育的出发点,“任何针对早期儿童的教育纲要都必须最终关注儿童的整体发展和幸福。教育纲要中必须包括有利于发展的实践活动,关注儿童的健康、营养、安全与学习”。〔30〕然而,这种对婴幼儿成长发展和生活幸福的长远目标的注重,在目前中国的早教市场中还没有应有的地位。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力图从人类学的角度,阐明中美两国的早教市场和早期教育均植根于各自的文化实践活动。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三种常见的现象,即政策和实践脱节,理念和实际脱节,市场和教育脱节。尽管在各种急剧变化的社会发展中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但政府、社会和民间的各种机构都会以各自的方式努力克服这些脱节。而每个国家的这些努力都是自己长久以来特有文化实践的衍生和改造。早期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没有在本文中具体讨论如何能够获得在早期教育方面深入的、跨文化的理解,但是我们希望文中的对比和分析对今后的相关探讨有帮助,也有助于早教研究人员、早教工作者和父母看到文化认知过程中“山”的作用。“隔山望海”是跨文化研究中的一种无所不在的现象。“山”是人们认识不同文化时常用的基础,人们甚至不可能脱离它去诠释非本文化中的现象,但它又是妨碍人们深入观察和认识异域文化的屏障。写作本文时我们也深刻体会到这一点,长期置身于中美两国的山间或海面,塑造了我们的文化视角和观察方式。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希望与读者分享这种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抓住文化假设的必然作用,逐渐增强对本文化中的隐性逻辑和文化假设的察觉和意识。这是深入理解跨文化早期教育的重要一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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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 from US Experience and Social Policy to Improve
  Chinese  0-3 Early Education: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Yeh Hsueh1, Hao Jun1, Yue Yaping2
  (1Colleg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emphis, Memphis )
  (2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Abstract】This article addresses a dilemma among Chinese stakeholders when introducing and researching American early education. We tak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ree common assumptions: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similar governing mechanism; (2) U.S. early education is far more advanced than Chinese early education; and (3) the early education market in itself is early education. These three common assumptions have influenced cross cultural cognition in Chinese early educ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rovides a way of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cross cultural early education.
  【Keywords】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ultural assumptions; cross-cultural cognition; early education for 0-3 year ol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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