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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反文化现象研究

作者:未知

  一、青年反文化运动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掀起席卷全球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 culture movement),这次运动的主角是波普时代的年轻人,所以,这次运动又称青年文化运动。反文化是指同资本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包括道德、宗教、伦理、文化等)、政治制度相对立而言的一种文化形式。这些主张反文化的年轻人在反主流社会文化的共同目标号召下,对传统文化采取不妥协的斗争。反文化运动的根源在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和消费大规模的扩张,使得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处于危机关头,进而使得正统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传统的意识形态,道德法规及文化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因失业率增高、贫困阶层扩大而导致的绝望与沮丧,社会物质与政治危机逐渐到来。在对保守政府无法容忍的愤怒情绪中,美国60年代发生一系列的青年人抗议运动,比如,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性解放、吸毒、摇滚乐、嬉皮文化及自我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以强调俭省、节欲、工作、清醒为人生态度的美国清教精神受到了反文化运动强烈的批判和冲击。反文化运动的反叛活动表达对现存制度、主流文化的不满,对妇女的同情,以及对安宁生活的向往。这些被称为嬉皮士的年轻人多半来自中产阶级,他们渴望挣脱国家、父母、邻里加诸人类身上的限制束缚,他们与法律与习俗斗争的工具莫过于性与毒品。在当时的摇滚音乐会上,吉他常被打得粉碎,美国国旗常被焚毁。所有这一切,显示了反文化运动摧毁一切的力量,越战、古巴切·格瓦拉、黑人解放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两位英雄被杀害、苏联的赤化捷克等成为这次反文化运动的导火索,1968年巴黎的五月事件将反文化运动推演至顶点。
   二、中国青年反文化的形成
   当代中国青年反文化形成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也正值中国全面的社会变革和体制转轨时期。意识形态由一元化逐步走向多元化、分层化。社会文化结构趋向复杂化和流动化,青年学生处于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文化世界里:既有主流文化,也有非主流文化;既有本土文化,也有外来文化;既有传统文化,也有现代文化,还有后现代文化。这样的多元文化交融、碰撞和冲突,青年人面对这样一个色彩斑斓的文化世界,感到激动、兴奋又新奇。在多元文化的选择中,青年人正好选中了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因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反理性、反权威、反主体性、去中心化和颠覆宏大叙事的特点,这些特点正好与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人不谋而合,被他们认同和接受,并由于新媒体传播的宣传造势,所以,它很快传播蔓延开来,并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青年人一方面用自己非暴力形式激烈对抗着传统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又艰苦的探索着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响的新文化。他们使用类似于江湖黑话的反语言,崇尚着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王菲的极致音乐,穿着“垃圾”装……当代中国青年人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倾向。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问题。当代青年人对个人本位的价值追求日益凸显,自我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价值观功利色彩日益浓厚。他们常常陷入对现实价值选择迷惑、终极价值迷失的困境中。与上个世纪50、60年代,甚至是70、80年代的青年相比,当代中国青年少了精神支柱支撑,多了物质利益追求;少了理想性,多了功利性;他们追求游戏前卫的生活心态、幽默随意的人生格调和平淡泛化的生活交往,讲求个人至上的生活逻辑,推崇物质至上的生存哲学,追求快乐至死的生活理念。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是时代和文化的反映,反文化实现中最容易通过语言来表达。后现代生活方式深深地影响当代青年,他们喜欢用后现代主义语言表达对休闲与简单的生活的理解,因此言说方式呈现新异性、隐晦性、简约性、生动性和变异性特征。后现代主义反语言往往是通过错接、极致化、程式化、新词新语、新语法、去经典等一系列语言现象加以表现的。当然,后现代主义反语言现象在語文教育、语言规范、辞书编纂等诸多领域都引起了争论。单就语文教学而言,后现代主义反语言主要表现是对过去的语音、语法、词汇乃至修辞、段落、篇章、言行关系、言意关系等的变序、重组、解构、创新来实现的。例如,时尚用语“神马都是浮云”,明知“神马”是“什么”的错别字,但大家还是愿意使用“神马”这个词,原因只能归结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可见,后现代主义反语言不仅与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相关,也与心理学、文艺学等诸多学科相关。随着大众传媒应用范围的推广,后现代反语言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书面和口头表达之中流行愈来愈广。研究表明,中小学生的作文频频闪现时尚语言、网络语言,有时伴有错接、混搭、离奇夸张、亵玩经典等表达现象。他们刻意不遵守正统的语法、修辞和篇章规则,语文教学应该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反语言现象?
   三、语文教学中的反文化现象
   相对于后现代主义艺术、哲学界的先驱来说,大众消费时代的后现代语言,与前辈们的后现代语言有相似性,但不是全盘的接收。后现代反语言分为阳春白雪式、下里巴人式两种。日常生活中的平民化的后现代语言比艺术、哲学界的后现代语言更具有生活气息。尽管它们是个案性和零散的,研究者仍然可以概括出后现代语言带规律性的具体特征。就“活”的语料而言,具体可以从报纸、期刊杂志、电影电视、网络和广告等途径中去搜集。后现代主义反语言是由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带来的语言现象。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显著的后现代语言特征包括:①亵玩经典,也称“去经典化”。名言警句、传世名作、历史典故、经典的成语、惯用语等被用来作为调侃的母本。例如,有人模仿鲁迅《故乡》中“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一名言创造出新“名言”:“世上本来只有饭没有局,吃饭的人多了就有了局。”②超越语法。后现代主义反语言往往颠覆正常的语法规则,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例如副词加名词式的“很男人”“很阳光”;“被”字系列的“被就业”“被临时工”等。③新词新语,后现代主义反语言者常常自造词语,或者旧词新用,反叛现行词汇。例如“超雷”“达人”“宅男”“山寨”等。④错接式语言,主要表现为刻意将书面语与口语错接,雅言与俗语错接,古语与今语错接等。例如,有人解读《封神演义》时说杨戬:“左牵黄,右擎苍,三只眼的帅哥就是帅呆了,酷毙了。”⑤狂欢式的离奇怪诞夸张。用怪诞的修辞手法,超乎寻常的想象,表达追求极致叙事,达到“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狂欢效果。例如,卡夫卡自传式作品《变形记》“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⑥内心、行为与言语之间的强烈反差。表达一种戏谑、嘲讽效果。青年人喜欢用大胆的煽动性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追求新颖别致,达到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离奇怪诞的表达效果。例如,“咆哮体”的范式即为经常大呼:“有木有?!!”尽管后现代反语言表现出了边缘性和多元性,但它仍然是对传统的、正常的言说方式的反叛,只不过消解了正常意义,刻意追求“去经典化”带来的不同感受,这种感受多是狂欢、戏谑、嘲讽式的。    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反语言现象?反语言作为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它必然有它诞生的环境,它是反文化现象中一个特殊的表现,必须研究它和传统语言方式的差别,以及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后现代主义反语言的出现,应该与社会语言学、修辞学、语义学、语言哲学、文艺语言学、语用学等理论出现密切相关,研究者可以采用收集整理、描写与解释、归纳与演绎、定量与定性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例如,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在2005年第五版基础上,新增了近3000个新词,可见反语言词汇对主流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目前对于文艺语言、网络语言、新词新语、新语法以及外来语言与主流文化汉语词汇的关系问题,存在两种看法:消极的看法认为,后现代反语言的词汇破坏了语言的纯洁性,应当作“语言垃圾”予以谴责,因为它们不遵守语法规则、滥用修辞;积极的看法认为语言具有自我调适的功能,应当让语言现象自己接受约定俗成规则的检验。例如,如何合理引导媒体利用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进行语言规范。当前语文教学是以名家名篇作为课程教学内容来进行主流文化教育的,语文课堂教学与当下的后现代主义语言的边缘化的个性化风格发展存在脱节的现象。在对语文学科性质定位的时候,研究者必须在“人文性”“工具性”的中间再加上“言语性”这个特点,[1]否则语文进行主流文化教学时就不能与时俱进,不能跟上多元化、大众化、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步伐。所谓的语言规则也不过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现象的一种约定俗成,当后现代反语言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时,语言习性也就变成了语言理性,最终完成了语言自身的更新与发展,兴许会有“后后现代主义”反语言取代后现代主义反语言那一天的到来。
   四、如何对待青年学生的反文化问题
   西方反传统文化思潮波及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当前的语文课堂教学也正处于多元文化交织碰撞时期,语文教师要充分认识到主流文化掩盖下,学生亚文化群体的形成正处于酝酿期,偶尔也会崭露头角,对此语文教学也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正在融合世界潮流但尚未形成较为稳定的反传统文化思潮。高中语文新课标规定“文化传承与理解”作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语文教师要充分理解国家意识形态这样规定的重要意义,但也要意识到这一规定给语文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目前年轻人的反传统文化思想正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中形成,并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蓄势待发,对此语文教师要有心理准备,不必胆战心惊,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亦不能认为相安无事。现阶段的语文教育正面临怎样的多元文化的冲击?学校语文教育又肩负着怎样的文化使命?语文教师要善于借鉴教育文化学中关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理论阐述来观察多元文化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思考语文教育应发挥的文化教育功能。
   首先要留意观察当下的语文课堂,分析多元文化语境下成长的学生亚文化反文化特征。青年学生文化受当代多元文化的影响已呈现多元的价值取向的特征。他们对当代纷繁的文化信息接受快,选择存在盲目性,缺乏“拿来主义”眼光,批判吸收、辨别是非能力有限,对民族优秀的文化继承不力。其次,审视当前语文课程教育的现状。语文教师缺乏全局教育的眼光,在语文课堂上闭门造车,满足于达到做题提高考分的狭窄功利教学目标,缺乏为学生树立终生教育的宏大教育理念,在语言语法知识的天地里谨小慎微,不关心学生的“三观”培养,不关注语文与其它学科知识的衔接,对中国语文与外国语文教学的接轨更是无暇顾及。教师对学生文化缺乏了解,缺乏主动应对多元文化的观念和策略,因此,对语文教学产生诸多的文化矛盾与冲突(反文化现象)视而不见。其实,国外的反传统文化思想已经渗透到语文课堂,当前语文教育所传递的主流文化已经受到文化矛盾与冲突的严重冲击;社会上的文化失范现象业已通过语文教学过程映射到青少年学生身上。他们身上既有可能体现出社会主流文化,也有可能体现通过反语言构成的亚文化甚至是反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当下的语文教育对于主动应对多元文化观念的挑战无动于衷?实际上,能否促进某种文化价值和社会规范与目标在教育上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文课程能否化解学生反文化同主流文化的冲突与协调。语文课程教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责无旁贷地以传播社会主流文化为己任,通过语文教育对学生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为了预防青少年反文化对语文教学带来的干扰,语文教师首先要认识到反文化形成的原因,比如说,反文化来源于何处?反文化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反文化思潮一般来源于国外,可以用跨文化比较和比较文学的比较方法认识各种文化,鉴别各类文化,客观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异文化,从而学会批判地选择、吸收各类文化,协调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语文教学必须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首先,语文教师做一名世界文化的研究者。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例如,研究儒家文化对当代世界文明的按收融合问题。其次,语文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素养,了解世界各地有关性别、族群、地位、党派、宗教等有许多不同的倾向的相关知识,要尊重世界各地文化對公平、平等、尊重与包容的理解不尽相同的事实,从而增加中华民族文化的创生力。最后,要认识到语文教学培养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学科核心素养这一文化使命不只是传递文化,更在于适应全球化社会的迫切需要,形成民族文化的创生力,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在继承与发展中铸造学生健康积极的人格品质,在语文文化教学实践中逐步建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
   青少年反文化是相对主流文化而言的,是指由青少年发明、信奉和推行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体系。现阶段青少年反文化有它的土壤,比如青年期这一年龄段的生理、心理特点,全球意识冲击影响的当代世界一体化进程,而文化意识的本能就是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生活的新浪潮,并且延伸到时代的最前沿。青年反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流行歌曲、摇滚乐、街舞、Hip-Top、文化衫、人体彩绘、网络博客、奇幻小说、Cosplay、电玩等。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当代中国的青年反文化虽不能等同于西方的青年反文化,但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已经影响到中国青年明天的价值观,如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影视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该剧由上海青年胡戈根据陈凯歌的电影《无极》改编,以无厘头、反讽、搞笑等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解构文本对象,消解文本原义。厌世、颓废是青年反文化的主要特征,同时,轻松、自由和愉悦的特点也得到了青年人的认可,例如,网络枪战、打斗游戏,《大话西游》《流星花园》《还珠格格》等影视剧、韩日影视剧、周杰伦的MTV等。“杜甫很忙”的网络文化现象沦为一种娱乐、恶搞、戏谑,它有较大的文化抗争性,可以看出网络一代身处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和他们自身富有激情、创造性、叛逆性的性格特征。在大众消费时代,也可以看出网络一代青年人不可避免地沦为文化娱乐体系中的消费者,成为单向度的人。    青年反文化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当代的反叛阶级、种族、性别主流文化的抗争意识弱化,人们的意识中不再有那种“充满披头士列侬式的愤怒”了,狂欢化的文化消费取代了意识弱化,青年反文化以此来抵制成人文化。即“父母文化”。例如,追星文化即是对主流价值系统文化意义的抵抗,近几年出现的“哈韩”“哈日”现象,是偶像反文化的典型。这是因为青春期为心理断乳期,青少年在适应成年人强加的文化时难免产生抵触情绪;其次,新兴媒介(例如,网络游戏、网络聊天、手机短信等)的使用,使青少年对以玩耍的特性的网络游戏的过份沉迷,让他们找到了发泄情绪的途径;最后,家长式训诫的口吻传播教化式的沟通方式,很难引发青少年发自内心的认同。因为,青年本身就缺乏对现行主流文化的认同感,而且青少年正处于青春叛逆期,面对五花八门的外来媒介产品,在他们还没有明晰美丑善恶的概念之前,他们还没有构筑好伦理道德上的心理防线,只是将媒介产品当作消费文化产品在无任何道德准则支配的情况下消费了。青年反文化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尤其是青年反文化作为流行文化在校园里随处可见,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突现。因为随着当代文化的发展,校园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交互关系越来越紧密。网络流行小说、互联网、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流行文化日益渗透到青年反文化中间,并对学校语文教学产生着影响。语文教学可以开发和利用各种语文课程资源,将社会主流文化与青年反文化相结合,开展丰富语文学习活动,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语文学科“文化传承与理解”的核心素养。甚至可以开设青年反文化语文校本课程,将学生感兴趣的青年反文化纳入语文学习的范围,这样可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五、正确处理语文主流文化与学生反文化的矛盾冲突
   主流文化又称官方文化,它主要是指由历史长期积淀的文化特质形成的,在现实中与主流意识形态最吻合的文化,并通过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的统治地位强势地传播给每个成员。每个时期都有其鲜明特色的主流文化,我国现阶段的主流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主流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体现就是语文教材。当前的语文教材体现马克思主义文化要求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的因子,所以,现阶段语文教材的价值目标的倾向性相当明显。语文教材中所传播的都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求传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在语文课本中通过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去表现,通过这些作品中的仁人志士和英雄人物的浩然正气去体現。如:“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的屈原;“忠诚之心,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的文天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变法情不移的谭嗣同;“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倡导了舍生取义的精神;《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倡导了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一生的精神;《触龙说赵太后》和《邹忌讽齐王纳谏》赞扬了触龙和邹忌的足智多谋和关心国家利益的精神;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永远是语文教材倡导的是非观与价值观。教材批判的负能量是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不相符的反面形象,如贪婪成癖的葛朗台,冷酷自私的夏洛克,趋炎附势的奥楚蔑洛夫,阴险毒辣的王熙凤等。语文教材还展示了天山的奇丽,三峡的雄壮,西湖的明艳,泰山的雄浑,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豪情。《荷塘月色》的美更能使学生受到感染,心灵得到净化,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得以提高,对祖国语言的关注得到加强。总之,语文教材对传播主流文化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我国主流社会文化的形成经历了50多年的风云激荡的变革,学校语文教材作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外部环境作用下,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我国的语文课程改革随着政治经济运动方向的改变经历了多次改革,50、60年代基本上是“以俄为师”的苏联课程文化范式;70年代的“文革”又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严重忽视语文学科自身建设的规律性;80年代随着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奋斗目标,语文教材朝着欧美日课程文化范式的方向发展。历史证明新中国的语文正统主流文化的形成经历过借鉴、文化迷失、文化建构三个不同的变革历程。建国初期不加选择的机械照搬苏联课本,全盘的“苏化”,忽视了自身文化传统对语文课程改革的重大影响。造成了苏式文化、传统文化、现实文化三者失衡,这时候形成的主流文化是苏、中、史合流的“三不象”。文化迷失时期(“文革”十年)的语文课程改革受到极“左”的文化思潮(阶级斗争)的影响,盲目排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封闭、愚昧、落后,异化为一套新型的“革命化”的课程文化模式。文化建构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领域里的拨乱反正,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语文教材开始进行自身的文化建设。这一过程中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进一步增强,以便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与全球普世性的教育观念接轨。
   语文课程文化作为现代学校宣传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载体,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语文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可以说,一部语文课程发展史,就是一部新旧文化的交织融合、矛盾冲突的历史,是新旧文化不断自我更新发展,进行新陈代谢的历史。在经济全球化、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语文主流文化建设遭遇了多种困惑和窘境。矛盾集中反映在多元文化价值的冲突,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首先,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突。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民主化、开放性、多样性的特征:一方面是机遇,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在这场改革开放过程中得以更新和转机;另一方面又是挑战,这又使主流文化与反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面对多元文化冲突和全球化趋势,当前语文文化教育还不足以应对多元文化观念挑战。青年学生缺乏对民族文化的理解、接纳,也缺乏对世界文化的判断、选择和认同,更缺乏跨文化的交流能力。其次,经济改革导致了青年人文化心态的变革。改革开放确立了市场经济地位,从而确立了新的文化风格和新的生活方式,法律法制意识、个体维权意识、公平竞争意识等得到张扬,平等、宽容、多元、差异和主体精神等得到强调,传统的生活观、道义观、交往观、公平观等受到极大的冲击。例如,现代文化对传统农业文化精神的批判;传统经验主义对自由的现代人格形成的诟病。最后,多元化价值观引发了对语文文化价值取向的思考。随着语文教育改革的深入,语文课程文化已经开始从知识论转向主体论,从强调建立在数理、逻辑结构基础上的知识论,转向强调获取生活经验、建构人生价值和生活方式,实现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主体论,以便让语文教学满足学生情感生活、审美生活、理智生活、道德生活的需要。知识论文化与审美论文化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势必引起知识论文化对审美论文化的钳制与禁锢,审美论文化对知识论文化反制。    毋庸违言,目前的语文教材中的主流文化仍然存在“左”的文化思潮(阶级斗争)的影响,它们能否被青年学生理解、接受、认可还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验证,主流文化指向的教育目的能否达到,学生思想、行为与主流文化是否能达成一致并最终融合,语文教育工作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需要研究主流文化的接受者青年学生。青年反文化是由社会上青年人发明、坚信和维护的,反映了青年人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相左的一种特有文化价值体系,它得到了青年群体内成员共同认同。青年学生反文化主要由青年学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组成。它们与主流文化既有同质的表现,也有与主流文化异质的表现,语文教育工作者对待青年反文化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求同存异,让主流文化与反文化之间更加地亲近、友善,让主流文化与反文化彼此间更加的宽容、尊重。例如,对待古典文化问题。人教版必修三中的仰天长思、凝视远方的杜甫形象是1959年蒋兆和先生创作的,2012年遭网友涂鸦:杜甫时而端起狙击枪,时而戴上墨镜,时而与美女玩弄风月,时而又成了球星。“杜甫很忙”现象成了青年学生反主流文化的典型形象,反映了青年学生对传统语文单向度的说教模式的反抗与冲突,也反映了青年学生与主流文化争夺文化话语权的抗争。他们力图用自己对杜甫的涂鸦形象颠覆传统经典的杜甫形象。当然,也反映了青年学生对“支配——从属”语文教学观念的逃离。当前学生接受的是千篇一律的主流文化教育,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与共通性,都经历过类似的心理冲突。现代人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大,社会舆论更加让人兴奋聒噪,他们会企盼在一个共同平台上倾吐心声,会抓住互相倾诉的机会,基于对课本图像高度一致形成的理解,广大的受众学生会走到一起,完成群内的反文化信息传播,形成一个偶然性的反文化群体。
   当代社会现实中的价值观日益多元化,昔日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光环的黯淡,青年学生的个性化特点的突出,个人价值日益突现,他们追求的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往日集体英雄主义价值观的背离渐行渐远,愈来愈多的青年学生开始追逐个性特色,有时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不惜任何代价。长期发展下去,学生的性格会出现乖张怪异,缺乏集体与团队意识,拒绝与他人合作,人际沟通与交际能力降低,性格情感会趋向麻木冷漠。例如,现在的中学生将他们的青春偶像定位于“三星一家”(歌星、影星、球星、畅销书作家),如果有人将雷锋、张海迪当作榜样学习,他就会被同学嘲笑为“土老冒”,研究结果表明,学生“最崇拜的人物”中,文体明星占了90%。影视作品中一旦出现与革命英雄相关的内容,他们会认为该内容造假,艺术表现手段拙劣;往昔的经典名著再也走不进他们的阅读视野,相反,卡通魔幻片、武侠言情小说、连环画却能让他们乐此不疲;优美的唐诗宋词背不住几首,粗俗的流行歌词、广告词记住了一大堆,整天的“帅呆”“酷毙”“美眉”等新名词令教师和家长头痛不已。电影《刘胡兰》让带队老师热泪盈眶,却引起观影学生哄堂大笑。《荔枝蜜》本来是一篇歌颂劳动者伟大、劳动光荣的好作品,当老师讲到“工蜂都愿意把采到的花精献给蜂王”这一句时,顺便提问表现了工蜂具有怎样的精神?老师理想中的答案应是“无私奉献”,没成想学生们的答案竟然是“拍马屁”。这说明在学生价值观中,世俗利己主义远远掩盖了理想利他主义。在大众消费主义流行的时代,学生们互相攀比消费,追求名牌潮流,极易让他们养成奢侈浪费的生活习惯。现在学生穿的是名牌,玩的是游戏,吃的是肯德基,喝的是可乐,跳的是劲舞,唱的是情歌。电子游戏厅、网吧的出现,让学生沉迷于网游之中不能自拔。网络成瘾使现存的价值秩序、规范关系被彻底改写,甚至被颠倒。学生们的主体生活沦落为虚拟快感生活的奴隶。
   如何协调语文教材中主流文化与青年学生反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当前语文教学不可回避的問题。如果协调不好就会对学生的语文学习动力形成阻滞,削弱语文育人的功能,造成学生与教师、教材的隔膜和疏离。如果能正确处理好语文教学中青年学生反文化与语文教材中主流文化的关系,教师就能运用教学智慧化解语文课堂中的尴尬,充分利用反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发挥学生的创造性、积极性,有效遏制反主流文化倾向。研究认为,可以从教材、教师、教法三个方面化解语文教学过程中主流文化与反文化之间的矛盾。
   首先,以新课标、新课程的改革为契机,推动语文教材革新。在世界后现代主义课程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教育改革,使新课标指导下的语文教材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色。《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中多次提到教材选文陈旧,内容偏深,枯燥无味,死板教条。学生也都认为语文教材老套、不合时宜。因此,新课标指导下的教材修订,应及时编入一些反映学生反文化特征,让学生产生兴趣的文章。新课标认为,“教材应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适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学生反文化符合当代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所以语文教材要积极回应、满足学生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的合理诉求。按照一定社会发展对下一代获得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对人类文化的选择、整理和提炼而形成的一种课程观念和课程活动形态,协调好语文主流文化与学生反文化的关系。以尊重多元文化和学生反文化的态度,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观的引领下,将语文教材从一个封闭的系统引向开放,拓宽了学生阅读视野。立足于对现代精神的超越和否定,用一种普遍的怀疑态度来重新审视理性、客观性与真理性,彻底革新常用的思维方式。在教材价值选择上主张多元化,去中心、反权威,增加阅读教学的不确定性,关注多元现实生活对现代科学工具理性提出的质疑与批判。在新课标对不确定性的追求目标指导下,通过语文课程的改革,语文课程教材应该具有现代意识,关注人类,关注自然,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努力使语文教材最具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多尔认为:“今日主导教育领域的线形的、序列性、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统将让位于更为复杂的、多元的、不可预测的系统或网络。”[2]改革之前的教学大纲韧性不够,对教材编写严重束缚,教师很难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学生也很难找到个性化发展的途径。选编语文教材首先要坚持传统的文质兼美选文标准,像古代语文教材《文选》要求选文要具有“沉思”和“翰藻”的特点一样,“文”,讲求形式之美,“质”,讲求内容之美,使语文教学成为宣传主流文化主要领域: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忠信仁义、爱国奉献、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精神。同时,也要坚持把丰富社会题材写入语文课本。语文教材的更新要与时俱进,合理编排一些反映社会非主流文化甚至反文化题材的课文。比如人教版尝试进行“爱情单元”的设置,大胆触及年轻人感兴趣的爱情话题,或许对青春期学生的爱情观教育起到积极作用。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抒发女性自我爱欲的痛苦的诗歌、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等都可以入选语文教材,语文教学不能对中学生阅读视阈内的武侠小说言情诗歌视而不见,存在即合理,这样可以突破传统语文取材的思维定式,合乎学生青春期逆反心理特点,满足他们逃离主流文化,追求反文化价值观的诉求,这对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    其次,鉴于语文教学服务于主流文化的宗旨,语文教材更新跟不上时代发展要求,语文教师要努力避免语文教材的滞后性,处理好学生反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语文教师要理解、宽容学生反文化,不能将学生反文化一棍子打死,不能一味地把学生反文化价值观看成是学生的素质变坏、道德品质下降。因为,学生反文化主要是受家庭、社会、大众传媒影响而产生的。教师应摈弃“师道尊严”的观念,运用心理移情,将心比心,以生为师,接触、了解、体察学生重视和崇拜的文化信息,努力寻找语文主流文化與学生反文化的交叉点。由于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互联互通的网络对学生生活进行了有力的干预,青年学生有机会接触许多前卫时髦的新名词、新理念、新思维。语文教师不要粗暴、轻易地试图系统地改变学生反文化。如果学生反文化中有些价值观念与语文教材主流文化背道而驰,教师应运用大语文教育观,与学校、家长一道给学生创造语文实践的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学习活动,动用各种文化的综合力量,充分利用学生反文化的有利因素,促进语文主流文化教育目标的实现。例如:教师可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调查,编写、演出课本剧,让他们学有所得,成全学生学习中的成就感,“不待扬鞭自奋蹄”。让反文化中的健康内容能够以简报、手抄本的形式被欣赏和流传,点燃学生的语文写作激情。
   最后,语文教师要积极改进教材教法,实现语文教学的积极影响,必须承认多元化文化差异的存在,帮助学生了解文化差异,例如,自然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等。克服他们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学习困难,教师不能简单粗暴地通过训诫、灌输等方式强制学生接受主流文化,而应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利用语文教材来倡导、推介主流文化,有效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积极的价值观。语文教师虽然要使学生接受主流文化,但方式却必须是含蓄的,应“润物细无声”,使主流文化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形成。主流文化价值观总是以一定的客观事理、具体的形象、语言形式来体现的,教师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价值观培养等方面要倡导个体独特的体验与创新。强调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强调学生对语文材料反应的多元性、鼓励创新。教师不再限定学生在教材里“戴着镣铐跳舞”。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的科学分析法就是学生的桎梏镣铐,滥用科学分析法条分缕析字词句篇语修逻文,会破坏语文阅读的整体性,从而使阅读陷入枯燥乏味的境地。所以,新课标认为不应该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而应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人格的完整性,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岳增学,孙福坤.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重新认识——兼评“工具性”“人文性”“言语性”[J].当代教育科学,2005(4):50-54.
   [2]小威廉姆·E·多尔著.王红宇译.后现代课程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5.
   [3]丹尼尔·贝尔.文化:现代与后现代[A].王岳川.尚水.后现代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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