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境外办学的模式和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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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境外办学是跨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人文交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环节。我国开展境外办学的时间不长，经验欠缺，尤其是在办学模式和路径方面缺乏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指导。文章通过借鉴境外办学开展历史早、成效显著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经验，结合我国的境外办学现状，提出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可采用海外分校模式、学习中心/教学点模式、合作伙伴模式、独立机构模式开展境外办学。同时，为推进我国境外办学的稳步发展，可从政策保障、布局安排、模式选择、路径探析方面不断努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境外办学 办学模式 路径探析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
　　我国境外办学的紧迫性
　　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形成重点推进，合作共赢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2016年7月，教育部印發《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呼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教育合作，共同行动，同时倡导“各级学校有序与沿线各国学校扩大合作交流，整合优质资源走出去，选择优质资源引进来，兼容并包，互学互鉴，共同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能力”。“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教育主动“走出去”，为中国高校赴境外办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境外办学①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分工的重要形式，是中国教育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环节。过去10年，境外办学一直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以海外分校（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IBC）为例，世界上现有超过200所海外分校[1]。总体而言，境外办学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境外办学正处于起步阶段——截至2016年，我国在境外14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4个办学机构和98个办学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国家[2]。国内高校中，苏州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大学已在海外建立分校、校区或联合创办大学。目前，我国已有35所高校赴境外开展办学活动。[3]
　　一方面，境外办学是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教育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价值，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中要长期坚持的一项战略，我国高校正积极寻求境外办学;另一方面，一些沿线国家也表达了希望我国前往办学的意愿和双方合作的愿景，在此时代背景下开展境外办学十分必要且紧迫。
　　二、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现状与问题
　　（一）现状
　　我国高校境外办学起步晚，当前尚处于探索和初步发展阶段，国内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尝试境外办学，且初见成效。如2011年7月，苏州大学创办的老挝苏州大学成立，开创了国内高校境外办学的先河。老挝苏州大学是中国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所境外大学，也是老挝政府批准的第一所外资大学。2013年5月，浙江大学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签署“浙江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西校区建立海外校区”协议，并与帝国理工大学联手建立应用数据科学实验室。这是中国首次把海外校区办到了世界名校校园内[4]。2014年3月，由同济大学、意大利环境部、托斯卡纳大区政府、佛罗伦萨市政府四方协议共建的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校区正式揭牌，成为中国大学在意大利落户的第一个海外校区，该校区开设初期以暑期课程、短学期、短期培训为主[5]。2016年2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成立[6]。2017年4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英国开放大学签约，正式创办北大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以及北大牛津中心，成为中国大学第一次在欧洲独立建设、自主管理的实体办学机构。[7]
　　具体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目前仅有12所高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了12个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涉及境外沿线9个国家，仅占64个沿线国家总数的14.1%，且均位于东南亚国家。[8]
　　从我国当前的境外办学机构中，可见当前我国的境外办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我国高校境外办学机构的建立均在2010年之后，境外办学是近些年来我国高校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也是在我国经济社会文化不断繁荣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教育“走出去”的重要桥梁与媒介;第二，开展境外办学实践和探索的高校在数量上尚少，但是已经成为众多高校的选择，呈现出逐年稳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境外办学机构的分布地较为分散，我国高校的模式和特色尚待形成和探索。总体而言，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境外办学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9]
　　（二）问题
　　其一，在学科门类与专业设置方面。我国境外办学起步晚、数量少、专业设置单一、学科门类尚不齐全，开设专业主要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医药、中医针灸、中国传统武术、学前及特殊教育、航海技术、烹饪工艺与营养、新闻传播学等。而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境外办学的学科设置，发现世界一流大学境外办学的科系规模并未全盘复制母校的学科设置，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且多集中于经济、工程、技术等热门领域，尽管有一些大学开设了人文课程，但所占比例较小[10]。而且，很多高校把汉语作为办学重点，但是这一定位与孔子学院承担的任务有较多重叠，境外办学的高校迫切需要重新调整“汉语教学”在办学中所占的比重，将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习的基本课程而不是一个专业来设置。[11]
　　其二，在政策支持和保障机制方面。我国高校在境外办学过程中，无论是国际化的师资队伍还是境外分校的管理模式和质量保障，还处于探索阶段。2002年12月31日，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并从2003年2月1日起实施，为我国境外办学提供了法律支撑和规范依据，但该管理办法颁布至今已有15年的时间，却一直没有根据我国境外办学的发展现状进行更新与补充，其内容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对境外办学机构的管理、监督、境外办学机构的课程设置和评估、教师与学生管理、财务和税收等方面并无明确规定和具体要求，且该办法已于2015年11月废止，当前，该方面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亟待出台。 　　其三，在质量保障与认证方面。质量保障与文凭认证是境外办学的重要方面，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流动并规范跨境教育项目[12]。高质量的办学是境外办学的生命线[13]。行之有效的境外办学质量保障体系能够对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水平与质量进行系统的评估，有利于保障境外办学质量，推动境外办学的可持续发展，维护我国的国际教育声誉和学位质量。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针对境外办学的质量保障机制和学位认证机制，与我国快速发展的境外办学现状不同步，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当前，我国高校的境外办学监管工作只能依靠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来进行，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定期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公布教育涉外活动的信息，并对国（境）外学历学位进行认证，但这些工作对质量的监管效果十分有限。[14]
　　其四，在办学定位方面。当前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定位还不明确，有些高校并未将境外办学项目纳入到高校整体发展的战略之中，缺乏长远规划，影响了境外办学的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如部分高校仍将海外分校视为国内师生海外培训基地或作为一个暑期学校的短期合作项目来运行，对专业建设没有较为明确的发展规划[15]。不明确的发展定位将影响到境外办学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其五，在相关研究成果方面。目前，關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知识储备和相关研究成果缺乏。在高校研究中，关注和研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教师和研究团队多，研究成果丰富，但专门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员较少，图书与研究资料缺乏，而且，高校学生关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认知水平也普遍高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认识。[16]
　　此外，在境外办学的地区分布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境外办学机构或项目均集中分布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邻近国家，而在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地区的国家还处于空白状态。但综合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资源丰富、特色鲜明、互补性强，未来合作空间大。[17]
　　三、稳步推进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策略
　　在境外办学的过程中，传播中华文化，彰显我国教育和文化软实力;推介我国高校强势专业，引导其参与国际竞争;开展区域研究，促进高校学术水平的发展;扩展海外教育市场，在教育全球化竞争中占领先机是高校境外办学的主要动因。为推动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稳步发展，提出以下方面的策略。
　　（一）政策
　　出台新的境外办学管理办法。从全球的跨境教育强国中，我们不难发现体制与机制是开展全球跨境教育的坚实基础。例如，美国有专门的机构——全美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有专门的跨境认证办法;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对跨境高等教育进行质量评估与认证，并出台质量评估与认证报告，严把境外办学质量关，保证境外办学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高校境外办学已是大势所趋，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当前的世情、国情，制定新时期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管理办法，加强对相关办学活动的监管、引导和扶持[18]。同时，要建立跨境教育的质量保障机制，与国际教育质量保障与认证体制接轨，为我国境外办学提供质量保障和认证制度方面的政策支撑和依据。总体来看，我国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境外办学的顺利开展和持续发展，需要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统一规划，需要完善的政策保障和制度环境。
　　（二）布局
　　目前，我国高校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区的交流合作总体上还不够深入，人文交流不够广泛[19]。因此，在战略布局方面，政府应进行宏观指导，加强顶层设计，一定的激励措施和政策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当前我国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跨境教育强国相比，尚不具备明显的资源优势。相关的鼓励政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联系和文化交流就成为许多高校开展境外办学的重要动力和条件，能够为我国高校开展境外办学搭建平台和奠定基础。
　　其次，境外办学需要考虑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并不太平，有些地区民族矛盾十分突出，有些地区党派斗争激烈、政局动荡不安，因此，高校在选择境外办学目标时，要考虑安全风险，确保办学项目安全进行[20]。而且，高校在海外办学过程中还要考虑到管理风险，高校境外办学既远离本国教育体系，又要同时接受本国和所在国教育部门管理，具有管理难度大、文明差异明显等突出特点，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21]
　　此外，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教育强国也在全球开展跨境教育，且起步早、发展快、制度成熟完善，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实施全球化教育发展战略，积极进行跨境教育的实践。因此，在我国开展境外办学的过程中，准确把握全球化教育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国际规则、有效获取并利用有利于境外办学的各种要素，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市场、教育法律法规政策的研究和了解，对加快境外办学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模式
　　通过对境外办学开展历史早、成效显著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分析以及我国已有的境外办学的现状和经验总结，本文认为我国开展境外办学可以采用海外分校模式②、学习中心/教学点模式、合作伙伴模式、独立机构模式。
　　海外分校这种境外办学模式更加符合所在地的市场需求，有利于我国文化和教育的传播，扩大母体学校的影响力，发挥优势学科的作用，是很多境外办学走在前列的国家的一种主要境外办学模式选择，有其合理性、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除了海外分校这种模式以外，我国高校可采用的境外办学的另外一种形式或模式，就是在境外设立研究中心、学习项目或者教学点。目前我国有很多高校以这种形式在境外办学。相对于建设分校而言，这种模式更容易获得成功，投入成本相对较小。合作院校一般都是利用学校的优势学科，同时进行双方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但这种模式的境外办学的影响力和作用的发挥不及分校和独立机构模式。对于刚刚进行境外办学尝试的高校来说，尤其是我国目前境外办学正处于探索阶段，这种模式也不失为一种稳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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