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背景下中日进步女性作家战争叙事主题与形式述略

作者:未知

   摘 要:文章通过梳理總结抗战背景下中日进步女性作家和作品创作情况以及研究现状,重点归纳了中日进步女性作家作品中呐喊疾呼、纯情叙事的战争表现形式和底层书写、女性关照的战争叙事主题。表达了中日女性作家在抗战特殊时期体现的人文关怀、底层关怀、女性关怀、家国关怀的文学追求。
   关键词:抗战背景;进步女性;纯情叙事;底层书写;女性关照
   中图分类号:I10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2-0056-06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抗日战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抗战时期的外交关系、抗战时期侵华日军的暴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等方面。而对于“以笔为器”,来唤醒一批批沉睡的国人不做亡国奴,为国家的兴亡而奋斗的作家却较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涌现出的一大批进步女性作家,如丁玲(《夜会》《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压碎的心》等)、萧红(《生死场》《北中国》《逃难》等)、冯沅君(《烟火人语》《〈踏进伤兵病院〉的回响》《反省吧,被侵略的人们》等)、梅娘 (《最后的求诊者》《花柳病患者》《追》等)、白朗(《生与死》《轮下》等)等,她们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在书写爱国情怀、讴歌前方将士、鞭笞大后方政府的腐败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创作取向与艺术追求。与此同时,抗日时期的日本也同样涌现出一批如绿川英子(《爱与恨》《黎明的合唱》等)、创作前期的与谢野晶子(《你不要死》)、创作后期的林芙美子(《暴风雪》《雨》)等进步女性作家。随着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这些作品也被大量译介,进入中国文坛。她们通过创作来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径,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抗和对和平的向往。这些反战作品不仅凝聚了同时期中日女性共有的创作思想,也反映了中日普通大众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望之情。
   一、抗战时期中日进步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现状
   (一)学者们对中国和日本单方面的进步女性作家研究较为系统,尤其是对于中国抗战时期女性作家研究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硕博论文有:沐金华《论战争背景下的40年代女性小说》(南京师范大学,2005)、张毅《从五四到抗战:中国女性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山东大学论文,2007年)、李彩《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作家抗战小说论》(扬州大学论文,2008年)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邱田《近四十年来抗战时期沦陷区女性文学研究述评》(兰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陈红玲、谢莉君《丁玲抗战时期文学创作对女性话语的坚持》(邵阳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赵蕾《浅析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女性散文创作》(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顾蕾《从〈战线〉看战争报告文学的女性书写》(外国文学,2016年第5期)等。这些学术论文首先集中在对抗战时期中日女性文学的创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整合;其次,主要集中在对抗战时期女性创作的生活经历、思想内涵、作品深意以及创作观做进一步的分析;再次,对于女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给予了重点关注,比如雷霖《现代战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1894-1949)》对于1894-1949年期间战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全面梳理,进而揭示战争、民族、文化等因素对于女性生存及创作的影响,反映了抗战时期女性作家性别意识的觉醒与独立。国内对于抗战时期日本女性小说研究主要有:李晓霞、徐义红《记忆筛选与历史重构——日本女性作家的战争叙事》(渤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刘春英《战后日本女性文学萌生的时代土壤》(外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刘振生《“反战文学”的凤与凰——抗战时期日本作家鹿地亘、绿川英子在华文学活动集萃》(安徽文学,2015年第10期)等。这些论文以日本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来分析日本女性在创作中的情感、意识、信仰等问题,为中国学者了解日本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见解。
   (二)对于中日抗战时期进步女性作家创作研究中,对于单个的作家研究较集中,体现了对个别女性作家人生观、价值观、战争观的关注趋势。比如孟娟《女性神话的消解—林芙美子与张爱玲的女性书写》(辽宁师范大学论文,2013年)主要以林芙美子与张爱玲为切入点,分析比较中日女性在父权社会制度下的生存状况。王劲松《侵华文学中的“他者”和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以林芙美子〈运命之旅〉为例》(重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以林芙美子寓华期间创作的描写南京沦陷的小说《运命之旅》为例,分析了侵华文学中“他者”形象的成因及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
   (三)对于中日进步女性作家的创作生平、经历、文化背景的分析方面较为丰富,主要有王劲松博士的论文《殖民异化与文学演进—侵华时期满洲中日女作家比较研究》(四川大学论文,2007年)。该论文在大量的原始文献的考证基础上,通过阐释萧红、白朗等女性作家在伪满期间的文学活动,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日本妇德文化观等对殖民地妇女的灌输和奴化等内涵。李丹丹的硕士论文《二战时期的重庆抗战小说与日本反战小说的比较研究》(重庆师范大学论文,2006年)主要将二战时期的重庆抗战小说与日本反战小说进行比较,通过对二战时期重庆文坛与日本文坛的状况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论述二者在政治环境、民族心态、战争文学传统影响下导致的不平衡的发展和最终的不同结局。
   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中日抗战时期女性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对中日单个国别在抗战时期女性创作的梳理与整合,对于中日女性文学创作比较研究主要以单个作家作品比较研究为主,呈现出“单个化”与“独立性”的特点,缺少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缺少对特定时期“女性作家群体”的系统性关照。文章通过对抗战时期中日两国进步女性作家作品的叙事主题和表达形式的研究梳理,可以准确地把握中日两国女性作家对于战争问题的思考,加深对她们作品内涵的理解,进而弥补抗战时期中日女性文学研究的缺失角落。
   二、抗战时期中日进步女性作家作品的战争叙事形式
   抗战时期,在日伪法西斯文化专制下,中日两国的进步女作家在险恶的环境中,以笔为戎,以声为矛,维护正义,坚决反战。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同民族荣辱休戚与共。她们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抗日情感,文学创作呈多元化态势,在反战思想的表达形式上进行了多方探索。    (一)呐喊疾呼
   二战时期,德意日法西斯主义者横行霸道,抛弃理性发动战争,威胁着全世界的和平。绿川英子等中日女性作家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罪行,亲身感受到战争带给两国人民的灾难,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有着切肤之痛。她们用真挚的情感宣传反战、呼唤和平与民主。绿川英子写了大量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反战作品,如《暴风雨中的细雨》《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她们在战斗中前进》《日本——野蛮统治下的国家》等。她也常赴日本战俘营,向她的同胞们宣传战争的罪恶与和平的美好。 她甚至大声疾呼:“作为一个妇女,一个人,我只是本能的渴望和平!”
   1938年6月8日《新华日报》上刊登了绿川英子的文章《爱与恨》。文章写道:“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他们之中谁成了牺牲品,我都会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我的心呼喊着:为着两国人民,停止战争”。“我爱日本,因为那里是我的祖国……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绿川英子为日本军国主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而羞愧:“假如我有两个身体,我就要到前方的日本军队去,同他们好好地谈谈,不让他们屠杀中国兄弟。”这是绿川英子在广播稿中的真情流露,爱憎之情溢于言表。绿川英子的行为获得了最高酬答,1941年7月27日,在重庆文化界人士的一次聚会上,周恩来总理称她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同样对日本侵华战争持反对态度的还有早期的与谢野晶子。日俄战争期间,晶子的弟弟筹三郎应召入伍,被派往战场。对生死未卜的亲人甚为挂念的晶子在《明星》上曾发表了一首题为《你不要死》(1904年)的长诗:“呜呼!吾弟,我为你哭泣,千万莫要送命去。……春晖庭训遵正道,难道教你去杀人?……吾弟切勿去送死,君王逍遥复逍遥。让你替他去洒血,让人殉在虎狼道。……君王若有爱民心,当何思于此一切。……”
   诗中不仅表达了对弟弟的思念之情,还流露出了厌战情绪以及对天皇的质疑。这首诗当时被视为是批判日本战争政策的反战诗,她被骂称为逆贼。但她英勇无畏地与那些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可就是曾经流露出厌战情绪和有过反叛精神的晶子在若干年后,日本发动“上海事变”之时,却发表言论“赞扬”日本侵略军,极尽美化屠杀中国人的日本侵略者,与诗歌《你不要死》中挂念弟弟的生死,强烈批判战争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意识截然不同。
   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在各个方面甚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的人生走向,均发生重大转变。“抗战时期的内迁不仅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我国高教事业和知识精英的战略大转移,也是抗战时期发生的我国工业、人口和经济文化重心西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痛苦的漂泊经历,使冯沅君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抛离了惯常的生活轨迹,使她的文学书写重在为抗战建国不遗余力地呐喊。漂泊期间,冯沅君创作了《撤退》《从女汉奸说起》《烟火人语》《昆明的秋》等。
   作者在《烟火人语》中写道:沦陷区内中国人的抵抗激起了敌人的放火,敌人时常放散烟幕弹,以至烟火遍野。……夜间是火光熊熊,白天更是烟柱摩空。流离的生活使得我终日与风炉为伍,浑身上下充满了烟火气息。从国到家到个体,都处于挥之不去的烟火之中。《〈踏进伤兵病院〉的回响》中,她斥责那些不愿意为抗战伤兵书写家信的人,她号召广大民众对抗战的热情要善始善终,始终斗志高昂,要像落水者对于所抱的木板那样不放松地固执,要为伤兵竭尽所能地做好各种服务。在《反省吧,被侵略的人们》中,她一方面提醒国人不要盲目乐观,不要骄奢淫靡,不要心存侥幸,而应该好好反省,倾其所有,全力抗争。纵观冯沅君的系列作品,可以看出,她是个纯纯粹粹为抗战不遗余力鼓与呼的爱国战士和宣传者,她的作品,汇入了呐喊的洪流。
   (二)纯情叙事
   所谓纯情叙事,既指作品中人物形象生活的真实纯粹,又指作者以冷静严肃的态度进行叙事,表现的热烈而含蓄,分寸得当。1937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上海成为“孤岛”,1941年,上海全面沦陷。沦陷后,上海作家们处境异常艰难:作品大量被查被禁,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出版机构被取缔,更麻烦的是日伪加大了对在沪作家的拉拢。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后追记道:“我们被密密的网罗覆罩着;我们的朋友里,有的杀身成仁,为常山舌,为文氏头,以热血写了不朽的可泣可歌的故事;有的被捕受刑,历尽了非人道的酷暴的待遇,幸而未死,然已疮疾满身,永生不愈。”[2]
   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紧迫的情况下,上海女作家们写出的也不是“亲日”“共荣”“归顺”“附逆”,相反,所作故事“不讲技巧,而自然平稳,故事不求夸张,而逼真切实,在平淡中见深刻,在朴素中寓美丽,没有刺激的力”[3]。女作家的纯情与作品世界的纯真却是不鲜见的。我们可以从张憬、周炼霞、汪丽玲、施济美、练元秀、张爱玲、苏青等人的作品中窥见一斑。张爱玲的《传奇》《倾城之恋》《半生缘》《金锁记》,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浣锦集》《歧途佳人》,施济美的《凤仪园》《鬼月》《十二金钗》,郑家瑷的《逝去的晴天》《她和她的学生们》, 练元秀的《紫》《决斗》《奇遇》,邢禾丽的《歧途》《睡莲》《上帝的信徒》,杨依芙的《蓝色的多瑙河》《圣保罗教堂的晨钟》《灯塔》等,“在对于知识女性面对爱情、婚姻、事业和自我独立所面临的困境问题的看法,她们的创作都有了新发现,实现了一种似乎与战争无关的纯情”[4]。
   练元秀的小说《紫》描写刚新婚满一年的维德,一天意外收到大学同学李可扬的消息,二人相约在一间旅社里见面。在旅社里,李可扬向维德讲述了自己这几年和一个神秘的“紫衣女郎”的情感纠葛。紫衣女郎叫杨海兰。李可扬和杨海兰偶遇在杭州公车上,杨海兰“窈窕的紫影”在李可扬的脑海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被这身“紫”所吸引。于是他想尽办法接近杨海兰,可是,刚交往不久,她不辞而别。这让李可扬整天满怀着“紫色的惆怅”,他每天都在寻找着这个紫色,几经波折,他终于又找到这位神秘紫衣女郎。她也为他重新穿起紫色的衣裳,戴着紫色的花。但最后,她又一次选择离开,因为她早已经有了心上人,只能抛弃李可扬,留下了那朵惆怅的紫花。    施济美的《凤仪园》中,新婚的冯太太为了让丈夫去经受暴雨狂风的袭击,接受苦难对人生的磨炼,她坚持让丈夫远行到海上去。可是丈夫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这一次海浪太大,丈夫葬身在海底。此后,冯太太带着两个遗腹子,在慢慢长夜中等待了十三年。终于她实在熬不住了,就为女儿们请了一位男教师。男教师叫康平,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工科大学生。年轻的康平来到凤仪园,被凤仪园女主人的风华绝代的气质和美丽的外貌所征服,不顾年龄的差距和世俗的眼光而坚决向冯太太求爱。此时的冯太太也渴望有一个能爱自己的异性,对于康平的求爱,她欣喜。可是很快她又觉得这是对死去丈夫的背叛,对原来自我的背叛,最终,她断然拒绝了康平,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
   施济美的小说《鬼月》中,生活在乡村没有受过任何一种系统的新式教育的海棠与孤儿长林两情相悦。但是继母却要将海棠嫁给比自己父亲年龄还要大的宋老头儿,海棠和长林决定在约定的日子私奔,可是到了那天,长林却失约了。长林的软弱让海棠陷入绝望。在中元节的夜晚,她硬逼着长林和自己一起“举身赴清池”,希望两人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长相厮守,于是,她将长林推入河中,自己也跟着跳河自尽。
   女作家苏青更是在自己的故事中扮演着自己。置身于战乱之中,她只好写女性个人小我的爱情婚姻生活。《结婚十年》鲜活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上海的现代妇女所面临的家庭社会等各种复杂问题。书中通过女性的视角,描述了一个女性面对婚姻的懵懂到平淡如水再到爱的荡然无存与破裂的历程,道出了婚姻之中的诸多苦楚。她从女性视角对夫妻十年婚姻进行了细腻描写:有洞房花烛夜冷坐妆台的尴尬、有婆媳姑嫂间难堪的相处、有生女儿遭到家族的冷落、有女性情欲的躁动和渴望、有丈夫移情别恋所带来的苦恼等等。苏青不渲染地娓娓道来却让人感动不已,让人看透了那个时代婚姻的悲凉。苏青将女性最日常的生活进行了真实的再现,汇成了一道真实的“女性生活流”。
   在沦陷区上海,面对政治上的禁锢与高压, 作家们只能远离民族压迫与反抗题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表现沦陷区社会人们的歌哭泪笑。此时的杨绛通过戏剧创作来抒写生活感受。她的剧作如同生活一样本色自然,且又具有浓郁的幽默感。《称心如意》讲述了穷画家与富家五小姐所生女儿李君玉因父母双亡而来到上海投奔亲戚,被踢来踢去无人愿意收留。而最终得到了徐朗斋舅公的爱怜收留并认作孙女,徐朗斋把李君玉立为他的大批财产继承人,结果可谓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写一个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的世世代代穷困的青年周大璋。他不甘于自己的命运,又没有与命运抗争的志气。他梦想着做有钱人家的女婿享受荣华富贵,最后与虚荣善骗的张燕华私奔,假戏真做,令人啼笑皆非。这两部戏剧是以家庭生活为题材,让读者看到了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看到大上海里的小社会全貌,具有很强的喜剧色彩与幽默感。李健吾曾说:“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她有缄默的智慧。……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描得十二分匀称。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个中矣。”[5]
   在万方多难的战争岁月里,在物欲横流的都市社会里,女性文学呈现出特殊的纯情与日常叙事,作家抛开国家宏大叙事,在硝烟之外慢慢道来爱情的纯真、心灵的执着、情感的坚守,表现了特殊时期人类生活的民间性、个人性和通俗性,这里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只有男女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只有情的真纯。难怪有学者认为:“1937年至1945年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现代文学是产生在沦陷区的作品。”[6]
   三、抗战时期中日进步女性作家作品的战争叙事主题
   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残酷的。日本的侵略战争带给两国普通民众的永远都是物质生活的艰难和精神生活的折磨。在恐怖政治的高压态势下,在战火纷飞的氛围中,很多中日女性作家开始了对于底层和女性的关注与书写。
   (一)底层书写
   1935年,作家白朗随丈夫逃到上海,她亲眼目睹了日军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残酷迫害。创作了系列反映沦陷区民众的灾难和愤怒,日军的残暴和人民的觉醒抗争的作品。小说《轮下》以1932年秋天哈尔滨的水灾为背景,水灾过后,难民搭建了临时房屋,形成了大片難民区,当局去要强拆难民居住区,难民请愿却遭到了粗暴对待和侮辱,造成了难民和警察以及日本宪兵的搏斗厮杀,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而失败了。最终大量难民被俘,妇女孩子命丧囚车轮下。作品生动地表现了被日军和伪满政府双重残暴压迫下中国普通百姓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精神。小说《生与死》塑造了一个监狱女看守安老太太的形象。文中的老妇人原本只是一个有着慈爱的心的普通妇女,她看守着特殊监牢的八个女政治犯,但当她看到了日军的凶残,看到了女政治犯们的正义和坚强,逐渐被抗日革命思想所感染,为她们偷偷传递家信,递送衣物,并在寒冷的冬天用自己的薪水为女政治犯们买棉衣,后来,自己的儿子被日军残忍杀害,儿媳被日军奸污而自杀,安老太太彻底走向了觉醒和反抗,最终,她巧妙地放走了八个女政治犯而受到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但她毫不后悔,她说:“一根老骨头,换了八条命,还不值吗?”[7]安老太太五天后被残忍杀害。
   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生长在豪门的梅娘对沦陷区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有着十分敏锐的洞察力。“底层书写”也成了她在1940年的作品集《第二代》的叙事基调。这部作品集“磅礴着作者的热情与哀悯的情绪,去描绘了没有阶级的人们(大人与幼童) 的苦难的生活的情形。”[8]值得指出的是,梅娘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是一种疏离性写作。即写作中与政治保持距离,既不正面肯定,也不直接否定。这是一个中国女作家对日伪政治的沉着抗争。对于沦陷区居民的艰难生活,梅娘用自己的系列小说作了一种生动见证,塑造了挣扎于沦陷区苦难生活中的居民群像,体现了中国女作家对日本侵略者奋力抗争的精神。梅娘笔下的那些在生与死边缘挣扎着的被压迫者、被践踏者,有《最后的求诊者》中吸食鸦片中毒的夫妻,《花柳病患者》中染了性病的瓦匠,《追》中挣扎在生死之间的妓女,《六月的夜风》中粗俗蛮横的铁匠。他们都以近乎非人的状态匍匐在都市的底层角落。短篇小说《侏儒》主人公是一个丑陋男孩,他是邻家老板与情人的私生子,最终却被老板娘折磨虐待成侏儒症患者。但他外丑内美,内心善良,最终为了保护“我”而被疯狗咬死。《春到人间》写了三个浪荡年轻人企图劫财劫色,诱骗年轻女性,扬言招募话剧演员。没想到,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诡计被三个妓女看穿,妓女们逢场作戏套取了他们的金钱。    进步女性作家们直视殖民地社会中生命的真实,她以悲天怜人的情怀替这些手无寸铁、全无反抗能力的草芥之民传达出了一种生活的无奈感、痛苦感、危机感、毁灭感,表现了对世间一切受苦受难者的关怀。
   (二)女性关照
   自古以来,残酷的战争一直被认为是男人的天下,然而,战争从诞生之日起便无法将女人排斥在外。随着战争的演进,女人在战争中的角色意识也在不断被加重。抗战时期,来自民族的欺凌、阶级的仇恨和男权的压迫等各种力量齐集在女性身上, 女性的喜怒哀乐、爱情婚姻和生存境遇也一直被作家尤其是感同身受的女性作家所关注,很多女性作家从女性意识出发,思考战争背景下着女性的婚恋问题和人生出路。
   梅娘在1941年发表的《侨民》对身处宗主国日本的朝、满“侨民”的精神状态进行了速写。在从大阪开往神户的电车上,靠公务员的微薄收入度日的“我”与一对朝鲜夫妇相遇。我们三人都属于日本“侨民”。朝鲜男人看“我”容貌衣着较好,便装成高贵人的样子居高临下地对她卑微懦弱的妻子颐指气使,一面指使她为“我”让座,一面又喝令她迅速整理包袱。朝鲜妻子只是惶惶不安,怯怯听命。“我”的情绪十分复杂,一方面同情他们屈身于宗主国的“侨民”身份,一方面愤怒于他们身处“侨民”地位的自我奴性,更憎恨的是同民族压迫一起直接作用于女性的男权中心社会的性别压迫。在此,梅娘传达出了女性作家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家国之思。
   《动手术之前》讲述了一个“诱奸”故事:“我”因为与丈夫吵架出门散心邂逅了一位男士,在对方的花言巧语下被“诱奸”。欢娱过后却是倒霉和不幸——“我”不仅染上了性病,还怀上了对方的孩子。躺在手术台上的“我”挣扎在复杂的情绪旋涡中,有对自己生命的担忧,有对花心而不负责任男人的憎恶,更有对女人卑微地位的愤慨不平。“我”慷慨激昂置疑两性不公:“什么都是你们,你们男子逼得女人那样,你们握着几千年赓续下来的优越的地位,在社会上横行……你们这群鬼,这样用女人的宝贵的血液培育出来的吸食女人青春的鬼”[9]。梅娘从女性主体出发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她站在女性关怀立场,以怜惜同情的柔肠为那些遭受肉体精神的强权摧残,失去了人的尊严乃至生存权利的女性低吟着一首首充满人道主义的悲歌。学者张中行这样评价梅娘:“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1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败投降。随后,以中美苏为首的盟国在东京设置远东军事法庭,在轰动全球的“东京大审判”中,28名日本甲级战犯接受了正义的审判。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对侵华战争,对士兵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鼓吹战争的作家们开始了自我反省,文坛上开始出现批判战争的文章。林芙美子也开始了反战文学的创作。
   纵观林芙美子的文学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1]。三个时期中,作者对战争的态度是:不关心——支持——反战。战后的林芙美子看到了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的伤害。从1946年1月起,她连续发表了《吹雪》《雨》《浮云》等作品。描写了战争导致的平民的悲惨生活,尤其是因为战争受到伤害的女性。“林芙美子的战后反战作品,深受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社会底层人的欢迎,人们都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代言人。”[12]
   长篇小说《浮云》讲述了作为打字员被派遣到越南的幸田雪子与工程师富冈兼吾在战时,战后悲欢离合的故事。雪子从静冈的女校毕业后寄宿于伊庭杉夫的家并与杉夫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后来她去了越南,在那里邂逅了已婚的富冈,开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恋爱。战后,富冈和雪子均被遣返回国,但是雪子无法忘记富冈,仍然与其保持着联系,为了生计,她先后与一个美国士兵及杉夫生活在一起,最后拿着杉夫的钱与富冈一起去了种子岛,到达岛上后因为肺结核而死。雪子回国后,她拜访了比她早回国的富冈。富冈在回国之前曾和她约定“和妻子分手,以此作为迎接你的礼物”。但富冈回国后面对翘首以盼的父母和妻子,打消了结束家庭的想法,他对雪子已经无动于衷了。富冈再次与雪子见面时,作品写道:“远远地望着雪子,富冈没有丝毫的感动,……压抑住焦躁的心情,富冈向雪子走去。”富冈给发生变化总结的答案是:“只要没有战争,我就不会与这个女人相识,也不会去越南,而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过着上班族的生活。”林芙美子向读者展示正是这场战争造成了这么多的人间悲欢离合。不难看出,战争导致人们对恋人的爱、对家庭的爱都消失了。更加悲惨的是,战争结束后,人的灵魂已经随着战争消失了,只剩下一个躯壳,孤独空虚,这也代表了当时整个日本社会人们的精神状态。
   白朗作为一位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作家,战时她创作了很多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品。很多作品延续了五四新文学对妇女个性解放的思考。小说《叛逆的儿子》的主人公银娜是乡村清白人家的女儿,读过两年私塾,被父亲嫁给了纨绔子弟。婚后丈夫肆意挥霍,抽大烟、逛窑子,下流事做尽。当家产被败光后,银娜被丈夫以一千大元的价格卖到了妓院,自杀未遂后被柏年父亲赎回做了一名小妾。但银娜不善周旋常遭打骂,最终选择和柏年一起逃离吴家。小说《四年间》是一部最能体现白朗才情的作品。探讨了女主人公黛珈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矛盾和抉择,揭示了女人在如何婆媳相处、生儿育女等家庭问题中扮演好角色。黛珈勇敢追求爱情,最终冲出家庭阻挠与爱人结为夫妇,但已婚之后,先后多次怀孕、生产、婴儿夭折,肉体精神受到双重打击,寻找工作却又四处碰壁。作品反映了趋炎附势的男权社会对一个有才情、有抱负、追求独立、可望有所作为的女子的无情打击。
   有人说,女性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就是这个民族最大的侮辱和创伤。抗战背景下,中日进步女性作家以她们笔下女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向世人表明,女性要想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首先要学会自我强大、自我救赎,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要反对阶级与男权的压迫,另一方面还要投身于民族国家的解放事业中。
   综上所述,全文通过对抗战时期中日进步女性作家的创作情况以及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总结,以女性与战争为切入点,来探讨战争对女性作家及其创作主题与形式的影响,进而探索女性文学在抗战时期所体现的独立性、文化性、意识性等特征,并进一步反观中日女性作家精神意志和情感状况,进而全面了解日本侵华时期中日文学、文化的内涵思想及意义,进一步理解女性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比较而言,日本具有反战思想的进步女性作家在批评战争时,大都站在平民的立场,以描写战后日本国民的悲惨生活为主线,固然有鲜明的反战倾向,这无疑可以让日本国民认识到战争的罪恶和危害而站在反对战争、斥责战争的立场,但是一味地强调战争对日本国民造成的伤害,对日本国家造成的损失,而没有从最根源处深刻剖析侵华战争的起因,没有主动表现战争对被侵略国家的危害以及造成的损失,这是日本战后女作家反战文学中一个很大的缺失,这与日本社会背景、创作氛围以及女作家们个人思想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
  参考文献:
  〔1〕刘纳.旧形式的诱惑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
  〔2〕郑振铎.西谛三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谭正璧.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叙言[M].上海:上海太平书局,1944.
  〔4〕翟兴娥.上海沦陷区女作家服饰书写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孔庆茂.钱钟书与杨绛[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
  〔6〕徐錣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7〕白朗.生与死.白朗文集2[M].朝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8〕张毓茂.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
  〔9〕梅娘.梅娘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10〕张中行.梅娘小说散文集·序[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1〕川本三郎.林芙美子の昭和[M].东京:新書館,2003.
  〔12〕福田清人.林芙美子[M].东京:清水書院,1982.
   (责任编辑 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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