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菲“适应性建筑”中的明清官式建筑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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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代建筑史中，“传统复兴式”建筑师的代表人物亨利·墨菲的众多作品中所体现的明清官式建筑元素，反映出其对传统建筑的借鉴与创新方式，也反映了1920年代社会文化背景下建筑界对中国传统建筑核心特征的认识。“传统复兴式”建筑的设计，始终与传统建筑本体的深入研究密不可分。因此，墨菲等外国建筑师对“传统复兴式”建筑的早期实践，不仅是当时社会语境下对传统建筑认识的客观反映，也从一定层面推动了当时建筑设计和建筑史研究领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关注，具有其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亨利·墨菲;近代建筑史;传统复兴式;明清官式建筑;传统建筑元素
　　引言
　　“传统复兴式”建筑的出现，源于自清末起由西方传人的新建筑理念、材料与结构体系与我国传统社会文化、木构建筑体系发生的激烈碰撞。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中外建筑师不断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建筑的结构与功能相融合，进行与中国传统风格具有连续性的各式“传统复兴式”建筑的尝试。在设计中，各个建筑师选取哪些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作为借鉴的对象，不仅受建筑师本人的设计理念、甲方意愿、及当时建筑技术等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更体现了他们对中国传统建筑核心特征的不同理解，因而不同时期的“传统复兴式”建筑对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表现，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建筑界对中国传统建筑特征的认识逐渐发展的过程，也突显了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建筑设计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众多建筑师中，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可作为早期“传统复兴式”建筑的代表，他于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学院，1914首次来到中国，作为主要建筑师主持了长沙雅礼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南京灵谷寺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等多组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近代建筑群规划设计。与当时大多数来华外国建筑师不同，墨菲试图用中国传统建筑中一些形式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并引入当时在北美已较为流行的钢梁、混凝土等建筑材料和技术，以此复兴中国建筑的传统形式。他将这一设计风格命名为“适应性建筑”（Adaptive Architecture）。墨菲的设计获得外国教会大学校方与民国政府的赏识，一方面因为其设计思路与其甲方的建设目的不谋而合，如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认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在其甲方眼中，墨菲更加成功地还原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如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德本康夫人就认为墨菲的设计“比我看到的其他任何建筑都要更接近中国风格”。换言之，墨菲的设计更符合这些甲方对“中国风格”的认识。因此，墨菲作品中的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以外国传教士和国民政府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对中国传统建筑特质的理解与认识。
　　墨菲“适应性建筑”的形式，主要来源于以紫禁城为代表的明清官殿。1914年，墨菲首次来到中国时，即进入紫禁城进行参观，他被紫禁城建筑群的壮美深深震撼，称赞其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群……其庄严与辉煌在其他国家其他城市的其他建筑群中都难以找到”。虽然之后墨菲曾有机会了解中国许多地区的传统建筑，但紫禁城建筑群对其建筑创作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以紫禁城为代表的明清官式建筑奠定了墨菲“适应性建筑”的形式基础。在墨菲之前，也有不少外国建筑师试图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建筑相融合，但由于并无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考，他们只能将身边的中国传统建筑实例作为借鉴的对象，因此当时的传统复兴式建筑设计，大多具有地域性。与之相反，墨菲以明清官式建筑形式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设计体系，在各地的设计中，均采用较为统一的形式。
　　根據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墨菲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进行了总结，认为它具有五个基本要素：1.有秩序的布局;2.坦率的结构;3.巨大的石作台基;4.上扬的屋顶曲线;5.华丽的色彩。在其设计中，他也坚持以上述特征作为中国传统形式的体现。
　　一、平面布局
　　由墨菲的教会大学校园规划作品，如长沙雅礼大学和湘雅医院、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建筑平面布局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雅礼大学和湘雅医院的布局是以近代美国大学校园布局模式为蓝本的：校园建筑围绕开敞的中央绿地布置，轴线由绿地一侧的校门开始，尽端是图书馆，两侧的教学、宿舍等建筑群大体对称，各自集中成组，组群间以连廊相互联系（图1）。
　　与雅礼大学和湘雅医院相比，金陵女子大学校园则更具中式宫殿院落的特点：校门内至中央绿地间有纵深的林荫道作为前导;中央绿地四面的教学建筑不再各自成组，而是严格中轴对称，统一朝向绿地，形成一个更严整庄重的四面围合的庭院;中央绿地庭院之后又增加了一进院落作为学生宿舍，突显了整体空间的层次感，也颇有些“前朝后寝”的意味。同时，墨菲还引入了中国传统景观元素与传统庭院布局、建筑风格相结合，以营造中国传统空间的整体氛围：在1921年的校园鸟瞰图中，100号楼后庭院中部有一方池，中轴线上有拱桥跨越，这一设计的意向很可能来自紫禁城金水桥或寺庙中的放生池（现在这一位置上为曲线岸线的池塘）。此外，建筑群顺应地势逐级抬升，最后为一圆弧平面的长廊，长廊中央点缀一座小巧亭阁作为空间序列的尾声，这样的形式与北海、颐和园等清代皇家园林中的游廊异曲同工（图2）。
　　在稍后的燕京大学校园规划中，由于资金和地形的约束，墨菲不得不数次修改设计方案，更多地顺应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旧有园林遗迹。校门、贝公楼、学生中心与体育馆隔湖相望，形成一条融入自然山水格局、“遥相呼应”的校园主轴线，女校轴线与男校轴线垂直，隔一小山丘相交于学生中心。如此形成的校园整体布局更加自由，与之前的长沙雅礼大学和湘雅医院、金陵女子大学看起来大相径庭，然而仍然保持了许多墨菲惯用的规划手法，如规整院落、中央绿地、拱桥跨越的方池等（图3、4）。 　　二、模仿木结构的立面与斗棋
　　“传统复兴式”建筑的早期作品，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都是仅以大屋顶来体现中国传统风格，将中式屋顶与西式立面生硬地拼接在一起。而墨菲则更进一步，在立面设计中也大量借鉴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他认为“屋顶是中国风格最为显著特征，但这种风格的本质是贯穿全体的，在立面设计上，在虚实关系上，以及在体量与细部上。我们认为除非能在屋顶以外再做些什么，否则试图在现在的建筑中达到这些精美的中国建筑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在立面上，墨菲多以圆壁柱、柱头额枋与斗棋模仿中国古代宫殿的立面形象，形成庄重优雅的外观。通高两层的壁柱的尺度接近传统宫殿建筑，与其间横向联系的额枋共同凸出壁面，以中国传统彩绘装饰，形成立面的“框架”，素色墙面和红色隔扇门窗则位于这一框架之后，形成背景。柱头多以中国传统建筑中用于透空柱廊的雀替作为装饰，更拉开了柱额与墙体、窗户的层次，使其更像环绕于建筑四周的柱廊，说明墨菲更多借鉴了四周围廊的高等级宫殿建筑的形象（图5）。凸显立柱与额枋框架的设计手法，说明墨菲认识到了木结构框架在中国传统建筑外观上的重要性，正如他将“坦率的结构”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标志性特征，这也成为其设计的一大特点。但这并不能说明墨菲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木结构本身有深刻的理解，因为这些壁柱只存在于建筑表皮，与建筑的承重结构、室内空间划分大都没有对应关系（图6）。
　　在柱间距的设计方面，墨菲曾在金陵女子大学100、200、300号楼中采用双柱的形式（图7），但在其后来的设计中又放弃了这一做法，选择了更贴近中国传统的单柱，并在其设计中体现了中国宫殿建筑“明间”最宽、“梢間”最窄的韵律。
　　中式传统“大屋顶”与建筑屋身间的交接，也是“传统复兴式”建筑的建筑师们所面对的一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他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或直接对接，或参考地方传统的设置挑梁和斜撑;或在檐下以砖砌出凸凹图案示意斗棋。与他们相比，墨菲更忠实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在檐下设置水泥仿木斗棋与其立面的柱额相匹配，这成为其设计的另一特征。在种类上，墨菲表现出对五踩斗棋的钟爱，在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建筑群的主要建筑中分别采用了五踩单昂和五踩重昂形式的斗棋。这是紫禁城建筑群中最为普遍使用的两种形式：养心殿、交泰殿、东西六官主殿等中等体量的单檐建筑，及太和门、乾清官、坤宁官等较大体量的重檐建筑下檐均使用这一等级的斗棋。墨菲设计的建筑与紫禁城这些建筑的体量基本相当，采用五踩斗棋是比较适宜的。另外与经常位于高等级建筑上檐的七踩、九踩斗棋相比，五踩斗棋在建筑上所处的位置也更便于观察记录。以五踩斗棋应用在传统复兴式建筑檐下，既具有代表性，仿制的难度也较小，是经济适宜的选择。
　　墨菲虽然意识到斗棋在中国传统建筑外观上的重要意义，但在斗棋的使用中也出现了很多错误，如金陵女子大学100、200、300号楼中出现了斗棋与柱头不对位的问题，在1926年墨菲所绘的燕京大学贝公楼表现图中，这一现象仍然存在。除了墨菲的作品，在1928年格里森设计的辅仁大学新楼中，斗棋和柱头也不对位，说明这是当时进行“传统复兴式”建筑设计的外国建筑师们的共同问题（图8）。如果细究，金陵女子大学建筑的斗棋的结构组织也错漏百出，如斗上未开斗口，实际上与棋并没有交接;十八斗上缺少外拽厢棋，挑檐枋只好草草坐落在外拽瓜棋上。斗、棋、昂等各构件的细部形制更是示意性质的（图9）。可以看出，墨菲虽力求在其设计中复制他在紫禁城所见的明清官式建筑样式，但由于当时尚无对这些建筑的细致测绘和形制规范的研究，墨菲无法深入了解斗棋的组织方式和形制做法，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大致外观进行了模仿。与金陵女子大学相比，燕京大学建筑群的梁、柱、斗棋，则准确还原了清晚期官式建筑细部形制，这应是出自燕大基建部门负责人翟伯所聘请的中国工匠之手（图10）。在营建过程中中国工匠发挥了作用，是燕大校园建筑在细部做法上更符合中国传统规范的重要原因。在深受本土工匠影响的翟伯眼中，“墨菲根本不懂什么叫中国斗棋”。，这正反映了墨菲对于中国斗棋的理解，尚停留在金陵女子大学建筑群所反映的程度。
　　三、建筑体量
　　除平立面特征外，中国传统建筑的体量也是外国建筑师们格外关注的对象。较之西方建筑，中国传统建筑的单体建筑尺度都不大，这一特点被来华西方建筑师们认为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特征。墨菲的设计中也多采用与中国传统建筑相当的体量，以二至三层建筑为主。这一方面是由这些教会大学建筑减少外来感的需求和经费有限的客观现实所决定;另一方面，较小的体量也与其所采用的适中的庭院空间相匹配;最后，在设计中采用这样的体量最容易模仿中国传统进行立面划分，达到均衡稳重的外观效果。
　　在建筑基部，墨菲多设置石作贴面以模仿传统宫殿建筑的台基，并以此划分立面，保证无论建筑总高几层，柱额所表现的“屋身”部分均不超过两层，大致符合古代宫殿的比例和尺度。而“台基”部分则根据不同高度处理成两种形式：不包含空间或仅包括建筑地下室的低矮台基，一般仿照宫殿做成须弥座或素平台基（图11）;纳入建筑一、二层的高大“台基”，则参考城墙的形象，设置较小的开窗和拱券式门洞。在墨菲的早期设计中，这一类型多用在体育馆、音乐厅等需要开敞室内空间的建筑上，如燕京大学男子体育馆、女子体育馆（图12），金陵女子大学随园音乐厅（图13）。但其1930年设计的岭南大学陆佑堂、哲生堂两座建筑由于层数过高，为了保证“屋身”部分的适当尺度，不得不将底部的一至二层都作为“台基”，并在其上设置外挑的回廊将这两部分进行划分（图14、15）。结果是使建筑台基过高，整体比例失当，同时外挑的栏杆也显得怪异，削弱了建筑整体的庄重感。
　　在单体建筑方面，墨菲放弃了当时其他折衷主义建筑师常用的源自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复杂体块组合，倾向于更贴近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简单长方体。从整体效果上看，集中体块能够避免复杂体块组合造成的分散与琐碎感，配合简洁的立面设计，使原本并不十分高大的建筑显得更为庄重威严。另外，从设计过程看，简洁的体块能够有效避免当时其他建筑师普遍遭遇的复杂建筑形体组合带来的在坡屋顶交接、立面垂直划分上的难题，而使墨菲能够更自由地引入各类传统建筑元素。 　　四、“大屋顶”
　　具有反曲屋面的坡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最为鲜明的外观特征之一，也是利用近代建筑技术中最容易实现的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因而中外建筑师无不将“大屋顶”作为其体现中国风格的核心元素。然而中国式“大屋顶”在现代建筑中的利用，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中国传统官式建筑中，屋顶内部都为纵横交错的梁架结构所占据，并无使用空间，这使得传统大屋顶的空间使用率低、建造成本高，不具有经济优势。其次，中国式大屋顶均以曲面斜坡构成，在进行形体交接时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对大屋顶元素的利用，自始至终是伴随着改造进行的。墨菲在其设计中，也依据其自身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识，对“大屋顶”进行了灵活的应用。
　　首先，在屋顶形式的选择上，墨菲最常用中国高等级宫殿多用的歇山顶与庑殿顶，这与紫禁城建筑群对他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但在建筑群中各建筑的屋顶形式组合上，墨菲采用了与传统的中国宫殿不同的做法：在传统宫殿院落中，庑殿顶规格最高，而歇山顶次之。而墨菲的设计中，却表现出对歇山顶的格外推崇，如在长沙雅礼大学和湘雅医学院、金陵女子大学，以及最初对燕京大学的设计中，几乎所有建筑均采用了歇山顶或组合歇山顶的形式（见图1、2、3）。在完成的燕京大学建筑中，主楼贝公楼的中央屋顶为歇山顶，两侧辅以庑殿顶，贝公楼前两侧附属的穆楼和睿楼为庑殿顶。中央院落南北的跨院也均以歇山顶建筑为主（即北侧宁德楼与南侧图书馆）、庑殿顶建筑为辅（见图4），这样的组合在传统的中国官式建筑中是不常见的。这样的应用说明了墨菲并不拘泥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等级规范，而灵活地将其与建筑功能相结合。歇山顶两侧有垂直山面，可以为屋顶下空间提供一定的通风和采光。这一点可以从其设计中建筑功能与屋顶形式的关系得到印证：在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设计中，贝公楼中央歇山顶下为礼堂，图书馆歇山顶内空间为书库，男生宿舍、适楼则为阁楼。而穆楼、睿楼原分别为教室楼和理化楼，不需使用屋顶内空间，因此使用庑殿顶，使院落屋顶组织更为丰富。另外，具有九条屋脊的歇山顶比五条屋脊的庑殿顶在构造上更为精巧，外观更为华丽，这也可能是墨菲对歇山顶更为钟爱的一个原因。
　　由于在设计中选择了简单的建筑形体，可以照搬各类中国传统屋顶形式，墨菲的设计比其之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等需要处理曲线屋顶与复杂形体交接问题的建筑更贴近中国传统。但墨菲仍对传统形式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尤其是不断完善歇山顶的采光设计。在雅礼大学教学楼的设计中，墨菲及其合伙人丹纳采用了在歇山顶上直接对接老虎窗这一西方传统方法（图16）。由最初的规划鸟瞰图可见，他们计划将此方法应用于雅礼大学和湘雅医院几乎所有歇山顶建筑上（见图1）。这样设计显然能够获得较好的通风采光，但对歇山顶整体形象有很大的影响。
　　用老虎窗进行采光的设计，在1914年墨菲初次来到中國、并参观紫禁城后即被彻底放弃，这显然因为墨菲对中国式屋顶的设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后来发表的关于“中国适应性建筑”的文章中，他将“曲线屋顶攒集在屋角，它壮观的走势不为老虎窗所中断”归纳为中国建筑的一种特质。此后在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的设计中，墨菲采用了仅利用歇山顶山面进行采光的做法。这种选择实际上是牺牲掉部分功能来追求更“纯粹”的中国形式的做法，但符合墨菲与他的甲方们试图减少建筑“外来感”的终极目标。在细部做法上，山面采光又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可以自由开合的中式隔扇窗，如燕京大学男生宿舍、宁德楼的做法。另一种做法则更具匠心，即以瓦片漏窗代替原有的山花，内装玻璃进行采光，这一做法最早出现于金陵女子大学100号楼（图17）。而燕京大学贝公楼、图书馆则采用了更大面积的的漏窗，并且漆成黄色，与宫殿建筑山花所装饰的“金钱寿带”纹样很相似，既能满足采光需要，又具装饰效果（图18）。以瓦片拼砌钱文的做法多见于园林建筑漏窗和民居的屋脊装饰，这几处建筑中将它用在山花上，是十分新颖的。瓦片漏窗在紫禁城建筑中仅在宁寿官花园等园林区少量使用（图19），无法确定墨菲是否直接由此受到影响。而他曾去过南京、苏州等地，更有可能通过大量使用这种做法的南方的园林或民居建筑、甚至当时其他教会大学建筑了解这一做法：在与金陵女子大学相临的金陵大学建筑群中，就采用了同样的钱文镂空脊饰（图20）。
　　此外，在墨菲设计中反复出现的中间高、两侧低的屋顶组合，也是其对中国传统屋顶的一项成功借鉴。这一手法最初形成于长沙雅礼大学的图书馆，作为主要院落轴线的尽端，居于整个校园最重要的位置。在1913年的规划方案中，这一位置上的建筑即采用了一主二辅的歇山顶屋顶组合，但为重檐，并且在屋顶正中加设了一座高耸的尖塔，显得过于繁复。而1914年的规划方案中改为简洁的三座歇山顶组合，比原方案更接近中国传统。
　　雅礼大学图书馆由墨菲的合伙人丹纳进行设计，他所创造的这种一主二辅的屋顶组合形式后来被墨菲多次使用，成为其标志性设计手法之一。在金陵女子大学100号楼（图21），燕京大学贝公楼（图22）、体育馆（图23）等建筑的设计中，墨菲都采用了这种屋顶组合，这几座建筑也均为各自组群中的核心，可见墨菲对于这种屋顶形式的钟爱。一主二辅的屋顶组合沉稳庄重，与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三段式立面有相似之处，但同时又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原型作为基础。虽然这种屋顶组合在中国传统宫殿的主要建筑中较少出现，但门楼、牌坊等附属建筑中不乏这种形式（图24）。
　　五、建筑色彩与装饰
　　为获得与中国宫殿建筑相近的外观，墨菲在建筑装饰上也大量借鉴了传统中国元素。在建筑色彩上，墨菲采用了与北方明清官式建筑同样的红柱、蓝绿斗棋、额枋的组合，并遵照中国传统的色彩使用规范，将斗与棋，以及相邻两组斗棋的蓝、绿两色相隔处理。但在墙面，墨菲则并未参照明清宫殿的红色墙面，而使用白、米黄等色，以作为衬托，突出色彩鲜艳的柱额斗棋部分（图25）。
　　墨菲的设计中，建筑门窗、屋顶檐口，均完全遵照明清宫殿建筑的做法，而一些宫殿建筑装饰元素也被墨菲加以改造用于它处：如燕京大学贝公楼前后雨搭，在檐口设挂落一周，以水泥模仿密集的垂莲柱及其间的花板、花牙子雀替（图26），显然是参考了紫禁城中各处门罩的挂落装饰（图27）;金陵女子大学建筑群两层间的墙面每间四周装饰“岔角”，中心装饰“盒子”，岔角和盒子内都有简化的卷草纹（图28），纹样和构图方式均参考了影壁或槛墙的雕饰（图29）;燕京大学贝公楼、图书馆等处的墙面装饰（图30），则取材于明清建筑隔扇门下部的如意纹裙板和回文绦环板（图31）。 　　仔细观察墨菲现存的设计作品，可以发现他对隔扇门窗、门簪、栏杆、雀替、梁头等细部形制均能模仿到位（图32），但建筑的屋顶脊饰、角梁套兽则模仿得十分粗糙（图33），不但与建筑整体的比例失当，而且这些构件自身各部分也非常不协调，纹饰粗糙，只是生硬地将各个要素拼凑在一起。這一现象正说明墨菲对古代建筑的认识多出自直观感受或一些局部测绘，因此对接近人视点的构件把握较好，而对位置高、距离远的构件，由于缺乏有效的观察记录手段，则只能在粗略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再设计”。
　　结论
　　对墨菲的“适应性建筑”作品进行分析可知，其设计手法主要是从外观形式上模仿明清高等级官式建筑，其借鉴的主要元素包括：对称的平面布局;适中的体量;简洁的体块;反曲坡屋顶;柱额框架与斗棋;建筑彩画;隔扇门窗;雀替、门簪、栏杆、鸱吻、脊兽等装饰构件;卷草纹样。在墨菲这样对中国建筑没有深入系统研究的外国建筑师眼中，这些建筑外观上富有视觉冲击力的部分恰是中国传统建筑最典型的形式特征。而墨菲“适应性建筑”的成功，也说明这些特征点符合当时语境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普遍印象。墨菲的作品甚至得到了梁思成先生一定程度的认可：“（燕大建筑）颇能表现我国建筑之特征，其建筑师Murphy（墨菲），以外人而臻此，亦堪称道”。
　　然而，墨菲创作其“适应性建筑”之时，有关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尚未系统开展，他对其借鉴对象的知识的来源十分有限。在墨菲开始雅礼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的设计之前，关于中国建筑的公开出版物仅有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所编《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等几部摄影图册。由于参考资料的稀缺，墨菲不得不自己开展调查和研究，1913年雅礼大学设计之初，墨菲与丹纳便派斯坦利·威尔逊来到中国进行资料收集”。1914年，又亲自前往紫禁城参观调研。燕京大学设计期间，再次派其事务所成员赫尔前往紫禁城三大殿进行摄影。但作为职业建筑师，墨菲并无系统研究中国建筑的必要，因此其设计多基于对建筑实例的直接观察，这也导致其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借鉴受到认识方式和深度的制约。从借鉴对象上看，由于当时学界并未发现明清以前的建筑实例，墨菲将模仿的重点放在明清建筑的代表作紫禁城上是理所当然的;从借鉴层次上看，由于没有详细调查和测绘的依据，墨菲无法把握形制细节与结构体系，而是停留在对空间布局、外观体量、装饰装修这些宏观和表面特征的大致模仿。从借鉴方式上看，由于对中国传统建筑时代与地域特征缺乏系统的认识，他也难以在总结共性基础上进行创新，只能对既定对象进行模仿，因此其设计表现出过分僵化，千篇一律的缺点。而这些问题，随着中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建筑关注的提高，相关调查和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在之后的建筑设计中也得到了逐步改善。如已有学者论及，墨菲本人在1931年设计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牌楼时，就参考了1925年出版的德国学者鲍希曼的《中国建筑》中清西陵石牌楼的测绘图，得以更准确把握各部分的形制比例。1935年徐敬直设计国立中央博物院行政办公楼和人文馆（今南京博物院大殿）时，便在梁思成先生的指导下选取了辽宋时期的建筑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等先生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建筑的设计中，综合当时对中国各时代和地域传统建筑的研究成果，实践了创造“建筑的民族形式”的思想。可知“传统复兴式”建筑的设计，始终与传统建筑本体的深入研究密不可分。因此，墨菲等外国建筑师对“传统复兴式”建筑的早期实践，不仅是当时社会语境下对传统建筑认识的客观反映，也从一定层面推动了当时建筑设计和建筑史研究领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关注，具有其积极的作用。正如梁思成先生对这一现象的客观评价：“‘宫殿式’的产生是由于欣赏中国建筑的外貌。建筑师想保留壮丽的琉璃屋瓦，更以新材料及技术将中国大殿轮廓约略模仿出来。在形式上它模仿清代官衙，在结构及平面上它又仿西洋古典派的普通组织……它是东西制度勉强的凑合，这两制度又大多属于它的过去……但这种努力是中国精神的抬头，实有无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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