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末世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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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昊宇
摘 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蜚声国际的加拿大女作家，她于21世纪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被称为“末世三部曲”。这三部作品体现出阿特伍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书中描写技术统治论导致的极权统治和生态灾难、人对自然的破坏、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探索改变这种局面的途径，即停止对技术的滥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末世三部曲”; 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21）3-090-002
一、引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代加拿大女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因其作品多产和先锋的写作技巧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其21世纪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羚羊与秧鸡》（2003年）、《洪水之年》（2009年）、《疯癫亚当》（2013年）合称“末世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反映出阿特伍德对生态危机、技术伦理和男女两性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因此，本文拟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对“末世三部曲”进行解读。
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一书中首次使用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一词。她把西方文化对女性的贬斥与对自然的贬斥联系起来[1]，指出性别不平等就如人对自然的统治剥夺一样普遍。生态女性主义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很大反响。1976年，美国教授勒斯特拉·金把这一概念引入课堂教学，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举行“女性与地球上的生命”座谈会，积极推动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社会运动。同一时期，一些生态女性主义作品面世。此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从以法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到21世纪逐渐扩展到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地。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人对自然的无节制掠夺和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号召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位勤奋多产的作家，她的很多作品饱含对自然的关注和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这与她的成长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阿特伍德1939年出生于渥太华。她的父亲卡尔·埃德蒙·阿特伍德是一位生物学家，负责一个研究站，专门从事食树类昆虫的研究。于是，阿特伍德从小便跟随父亲，每年夏天深入到安大略和魁北克的北部林区。那里的丛林、荒野、湖泊和乡间小屋是她熟知的世界，潜鸟、海狸以及驼鹿等动物是她童年的伙伴，这些生活经历孕育了阿特伍德对于大自然和荒野的热爱。即便长大后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期间，她也经常在夏令营活动中做兼职指导员，重返她喜爱的大自然。加拿大的北部荒野已经渗入阿特伍德的血液之中[2]，也为她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积累了素材。
三、“末世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阿特伍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末世三部曲”中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三部小说围绕“天塘项目”失控给世界带来的一场浩劫展开。
《羚羊与秧鸡》以小说主人公“雪人”在海边醒来为开端，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他茫然不知所措。故事以两条线索铺开，一条是用现在时讲述“雪人”在废墟中艰难寻找食物的过程，另一条是用过去时断断续续回忆浩劫发生之前的生活。该书描写技术统治论导致的极权统治和生态灾难。“雪人”原名叫吉米，他的父亲是基因研究专家，为奥根农场工作，之后被欣肤公司聘任为副经理。全家人最早住在奥根农场大院，后来搬到荷尔史威瑟大院。大院是科技公司专门为高科技人才建造的住宅区，其修建目的是让他们在里面安居乐业，并把其他人都挡在外面。公司警名义上是保护大院居民的，实则监视他们的一言一行，就連来家里的清洁工也是探子。普通人生活的地方叫杂市，据说那里到处是游手好闲的人，吸毒者、抢劫犯、乞丐和疯子充斥其中，公共安全体系漏洞百出。大院居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去杂市。大院和杂市代表着泾渭分明的精英阶层和下层阶级，而所谓的精英阶层也受到公司的严密监管。技术精英们利用转基因技术，研发出“浣鼬”（浣熊和臭鼬的合成动物）、“辟公”（一种提供器官的巨型转基因猪）和“袋羊”（袋鼠和绵羊的杂交品种）。在这样一个极权统治社会里，技术是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用奥根农场的“数学——化学——应用生物学”的标准衡量，吉米属于那种没有过人之处的正常孩子[3]。他毕业后在一家名为安诺优的公司做推销员。而他在荷尔史威瑟中学的同学格伦（即“秧鸡”）则是一位天才，在微技术生化课上表现优异，中学毕业后被沃特森——克里克学院高价挖走，后来到雷吉文——埃森思大院工作。“秧鸡”是研究长生不老药的“天塘”项目的一员，他们研发出一款“喜福多”药片。这种药片可以保护使用者抵御所有已知的性传播疾病，起到延长青春的功效。实际上它还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节育药品，当然这项功效是不会写进促销公告的，这是科技公司牟取暴利的惯常做法，其目的是盈利而非真正造福于人。最终，药片中携带的病毒传播开来，带来一场全球性的瘟疫。由于之前“秧鸡”给他注射过疫苗，吉米幸存了下来，同时活下来的还有“秧鸡”培育出的一种新型人类“秧鸡人”。这场灾难是滥用技术的后果，引起人们对科技伦理的思考。
《羚羊与秧鸡》还反映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吉米和“秧鸡”的谈话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即人类占有的时空越来越不够用，对资源的需求超过供给。这是人对自然过度掠夺的后果，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该书也刻画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羚羊”是一个漂亮的亚裔女孩，父亲去世后她被村里人卖给人贩子，到大城市当妓女。多年颠沛流离后，她找到了一份正经工作，当上“秧鸡”的助手，但私下也成为“秧鸡”的情人，后来又与吉米偷情。可见，即便踏入职场，“羚羊”仍然遭受男性的觊觎，摆脱不掉男权社会的压迫。 “末世三部曲”的第二部《洪水之年》以两位女主人公托比和瑞恩的视角讲述瘟疫发生前后的故事，那场毁灭世界的瘟疫就是一场无水的洪灾。生化工具和漂白剂也无法消灭病毒，疫情仿佛乘着翅膀穿越空气而来，如火海般在城市间蔓延，携带病原体的暴众不断扩散，随之扩散的还有恐怖和屠杀。这部小说表明人类只有依赖自然、尊重自然才能存活下来。书中有一个名叫“上帝的园丁”的泛宗教组织，它原本是杂市里的一个组织，其宗旨是保护环境。亚当第一曾说，“我们应该将公共舆论导向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向”[4]。预料到灾难迟早会降临，它在杂市上方建造了一个叫做“伊甸之崖”的屋顶花园。园丁们过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种植花草，自制草本爽肤水和乳液，回收利用空瓶，建生态厕所，举办自然物材交易会。首轮疫病爆发后，托比失业，后来在一家名叫“秘密汉堡”的连锁店上班，受到经理弗兰克的骚扰。一天，一位名叫亚当第一的园丁在游行途中救出托比，带她到屋顶花园生活。托比逐渐摸清了园丁的位阶制度，即所有园丁在灵格上一律平等。园丁们还在园丁学校担任教职人员，给人们传授生存技能。瑞贝卡负责厨艺课，瑟尔雅教缝纫课，老麦负责心算，皮拉教养蜂和真菌学。为了应对灾难，园丁们定期储存食物，倡导素食主义，不杀害动物，尊重动物的生存权利，敬畏自然。他们遵循绿色的生活方式，床垫是用米糠和麦秸填充的，被子是用蓝色牛仔裤和旧浴室防滑垫缝制而成的。托比慢慢适应了在屋顶花园的生活，并成为夏娃第六。
《疯癫亚当》是“末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承接前两部作品，描写了瘟疫爆发之后的故事。现在时的部分以托比为主要叙事者，过去时的部分以两位男性人物泽伯和亚当第一为叙事者，补充了“上帝的园丁”创立之初的细节和童年“秧鸡”的故事。书中通过对托比和泽伯关系的描写暗示了构建和谐两性关系的可能性。托比与泽伯都是瘟疫的幸存者，在互相帮助的过程中建立了感情，发展为恋人。在搭建泥草屋的时候，托比怀疑泽伯与敏狐关系暧昧。她深吸了口气，唤醒她在园丁时代的冥想训练[5]，克制住质问的冲动，朝敏狐的方向看过去，宽容地笑了。这一细节体现了她对泽伯的尊重和冷静的处事风格。泽伯外出寻找物资迟迟未归，托比既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又担心他受到敏狐的勾引。原来泽伯一行遭到了巨型猪的袭击，幸好平安归来。回来后，他感觉到托比的反常情绪，送给托比一个带小圆镜的化妆盒以及纸笔，并且主动解释和敏狐是清白的。两个人真诚沟通，尊重彼此，互相理解，感情越来越深。在结束和彩弹手的战斗之后，两个人一起跳过篝火，交换绿树枝，完成了“上帝的园丁”的结伴仪式。托比和泽伯之间和谐两性关系的建立与彩弹手对女性的残暴和“秧鸡”对女性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暴力与占有是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只有尊重和沟通才是解构男女二元对立和构建和谐两性关系的有效途径。
四、结语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的虚构世界正是当今真实世界的缩影，“末世三部曲”体现了阿特伍德对于当今世界生物技术滥用、暴力蔓延、公司企业唯利是图、极权统治、男女不平等以及生态恶化等现象发展趋向的预测，也表达了她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对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希冀。反映现实、预测未来、警示世人正是她的创作初衷之所在。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套学院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项目名称“玛格麗特·阿特伍德21世纪作品的创作主题及创作手法研究”，项目编号：HYSQ201741
参考文献：
[1]陈英.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M]韦清琦，袁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洪水之年[M]陈晓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5]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疯癫亚当[M]赵奕，陈晓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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