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时代教育研究的主体性重塑、风险及其规避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靖东阁

　　 [摘 要] 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不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引发了有关“后人类”问题的思索与担忧。“后人类”挑战了以“人”为中心思考人与万物之间关系的传统，形成了人与非人共生、共存的新型主客体关系。基于此观点分析教育研究的主体性，我们发现，由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人―机”互联逐渐成为教育存在的新形态，后人类时代教育研究的主体性不断被重塑。在这一进程中，同样伴随着多种潜在的风险，导致教育研究的价值被蒙蔽、教育研究的数字致瘾以及教育研究失去人的控制。这需要我们平衡人类主体与技术主体的关系，重启教育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确立教育研究的“主体性”原则，开拓教育领域的“数字人文”研究。
　　 [关键~] 后人类时代; 教育研究; “人―机”互联; 主体性重塑; 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靖东阁（1985―），男，山东淄博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E-mail：jingdongge@sdnu.edu.cn。
　　一、引 言
　　 当今，生物技术、赛博空间、基因控制、人工智能、再生医学等技术迅猛发展，并强势介入社会生活与个人生命，人与非人的界限变得模糊，伴随而来的是有关“后人类”问题的思索与担忧。后人类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觉醒，是对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认识论的再认识，并最终引发后人类主义的兴起。具体到教育研究领域，无论是作为对象的教育问题的存在，还是方法论的范式的选择，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教育研究的主体性被重塑。这就要求我们审慎思考后人类时代教育研究的主体性可能面临的多种风险，继而积极寻求可能的规避策略。
　　二、后人类时代教育研究的主体性重塑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将人视为世界的主宰。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启蒙时代康德主张“人为自然立法”，顺承了西方思想史中的人本主义传统，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高扬人的理性力量与自由意志。而中国伦理型的文化，更是将人推到极高的位置，万物的中心从天神鬼魅转移到人身上。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来临，致使“后人类”时代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境遇。“后人类”并不是以反人类的姿态去宣扬人类的终结，而是预告人类某种特定观念的谢幕，如“人类至上”“人类中心主义”等诸如此类理念的瓦解。置身人类社会的新纪元，人在与非人（尤其是人与智能机器）的竞争中，人本主义高扬的人类理性逐渐失去优势，甚至沦为技术―机器操控的对象。这也就意味着，在后人类时代“人―机”互联的新型关系下，人的主体性、自主性越发处于消解、被动的境遇。教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中彰显人文性，是教育学研究的永恒使命。后人类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方法工具，人文主义传统教育研究的范式被弱化乃至颠覆，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教育研究的主体性，重塑教育研究的主体性及其范式选择。
　　 （一）技术主体性在教育研究中凸显
　　 在后人类时代，互联网、智能设备等技术已经全面融入社会生活，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技术参与的人类生活是怎样的。同样，数据库和图像档案库、智能程序和数字工具对人文科学研究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教育研究也不例外。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教育学科的人文性和意义负载，但在强大的技术潮流下，教育研究的对象不断被编码，论证的过程精简为数字化、模型化的形式表达。因为只有数字化，才能被智能机器和计算程序识别和分析。这样一来，“数字技术将从人文知识的作者身份、文本生产及传播方式、文本评估和影响因素等诸多方面，完全颠覆传统人文科学”[1]，传统人文正在向数字人文转变。数字人文作为一种后人文主义，其核心主张是将计算原理、过程及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科领域，使包括教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知识生产的主体被“人―机”这个后人类主体所替代。
　　 后人类范式的教育研究高扬“数字为王”的方法论原则，对数据的重视、依赖优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教育研究的主体性甚至被视为教育学科学化的障碍。两千五百多年前，如果说“万物皆数”是毕达哥拉斯一种先验的执念，那么在大数据普遍应用的后人类社会，这一执念日渐成为现实。后人类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主张“一切都是算法”[2]，只是算法不同而已。基于这样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假设，教育毋庸置疑也是可以计算的，更是应该计算、需要计算的，这也是“计算教育学”倡导者所推崇的“第四范式”。诚然，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有些算法可以独立演进、自我进化、自主学习，借此生成复杂的算法规则来处理海量数据，能为教育研究提供更具科学性的事实依据（包括教育中的各种预测），这无疑有助于教育研究科学性的提升。但是，教育研究在谋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道路上，也难逃“算法本体论”的魔咒。人们主张对教育现象进行计算，以摆脱人类主观观念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分析海量的教育大数据，绝非人力能及，也就只能交给智能算法了，而人也只能处在辅助位置。当技术和人形成人机共存的模式，技术才是主体存在的持存物，主体通过技术方能得以存在，主体通过技术才可认识世界[3]。当人与技术共同开展科学研究、生产知识，技术已经在蚕食人类曾经独有的知识生产的权利。马克思在考察机器在生产中的应用时指出，在生产中，主人的机器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更关键[4]。“主人的机器”是机器的特征，机器在生产中体现为“主人”的智能[5]。当今，在教育研究中被普遍应用的技术，已不同于蒸汽时代的机器，它们具有一定的智能，并以“主人”的姿态在教育研究中呈现。在“算法为王”的时代，尽管是人在利用技术去分析教育问题，但研究实施的逻辑推演过程已超出了研究主体的控制，使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主性，教育研究的技术主体性不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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